工作记忆是如何工作的？工作记忆容量预测能力的多方面解释
工作记忆容量（WMC）在认知心理学中备受关注，部分原因是WMC与其他能力（如阅读理解、第二语言水平、流体智力）存在广泛的相关性，因此被认为是认知能力的关键组成部分。然而，关于这种相关性为何存在，学界仍在激烈讨论。一些理论认为，某种单一能力（如注意力控制、短期记忆容量、控制性记忆搜索）是WMC预测性的主要原因，而另一些理论则认为，WMC的预测性来源于其涉及多种能力。我们通过一项大规模个体差异研究（N = 974），检验了这些单一与多维理论，并探讨了三种假设的中介因素：注意力控制、初级记忆和次级记忆。结果表明，多维理论更具解释力，单一能力无法完全中介WMC与高阶认知（如阅读理解和流体智力）之间的关系。此外，无论WMC是通过复杂广度任务还是n-back任务测量，结果均保持一致。
Robison, M. K., Miller, A. L., Wiemers, E. A., Ellis, D. M., Unsworth, N., Redick, T. S., & Brewer, G. A. (2024). What makes working memory work? A multifaceted account of the predictive power of working memory capacit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53(9), 2193–2215. https://doi.org/10.1037/xge0001629
跨文化视角下的童年第三方干预观念
第三方干预是合作社会的基石，但我们对儿童如何理解这一社会行为知之甚少。本研究从跨文化和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6岁、9岁和12岁的儿童（N = 447）如何看待第三方干预，样本来自印度、德国、乌干达和美国四个社会。我们通过测量儿童对第三方干预的义务判断和非结构化描述，发现了一些文化差异。尽管如此，大多数6岁儿童认为旁观者有义务回应不当行为，而不论其社会地位如何。相比之下，9岁和12岁的儿童更倾向于将这一社会责任归于权威人物。尽管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在责任分配上有所不同，但所有年龄段的儿童都能对第三方干预进行角色特定的描述。对于权威人物，印度和乌干达的儿童认为干预通常涉及体罚或未具体说明的惩罚，而美国儿童则主要描述为口头干预（如劝阻某人停止）。对于同龄人，所有社会的儿童都认为第三方干预主要表现为向权威人物报告不当行为。总体而言，这些数据表明，儿童早期对第三方干预的概念化既根植于共同的责任认知，也受到文化和情境的影响。
Marshall, J., Mermin-Bunnell, K., Gollwitzer, A., Retelsdorf, J., & Bloom, P. (2024). Cross-cultural conceptions of third-party intervention across childhood.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53(9), 2216–2229. https://doi.org/10.1037/xge0001617
在与任务无关的迷宫中自发的路径追踪：空间可供性触发动态视觉例程
当你面对一个迷宫（例如在一本谜题书中）时，你可能会通过用铅笔画出路径来解决它。但即使没有铅笔，你可能也会自然而然地在心里追踪各种路径。这种“心理路径追踪”看起来似乎依赖于你想走出迷宫的（显性、意识的、主动的）目标，但这种现象是否也可能自发发生——仅仅因为你看到了迷宫的视觉结构？在这里，观察者需要比较迷宫中两个探针的视觉属性，而迷宫本身对任务是无关紧要的。我们预测，仅仅看到迷宫的视觉结构就会促使无意的心理路径追踪（即吉布森式的“视觉赋能”）。通过四项实验，我们发现探针沿路径距离越远，观察者的反应越慢，即使控制了探针的线性距离（忽略迷宫“墙壁”）。这一结果在其他带有无关圆形障碍物的显示中也得到了验证。这种将“赋能”和“视觉程序”两大重要主题结合的研究表明，至少某些视觉程序可能不需要自愿目标，它们可能以一种自动（无意、由刺激驱动）的方式运行，作为视觉处理的一部分。
Wong, K. W., & Scholl, B. J. (2024). Spontaneous path tracing in task-irrelevant mazes: Spatial affordances trigger dynamic visual routin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53(9), 2230–2238. https://doi.org/10.1037/xge0001618
有与没有：婴儿使用财富来指导社会行为和评价
偏向富人的偏见普遍存在，并且这种偏见支持并强化了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巨大资源不平等。然而，这种偏见是何时习得的仍不清楚。在实验1至5中（总样本量N = 232），我们使用多种方法发现，14至18个月大的婴儿能够识别个体的财富状况（实验1–5），并且倾向于偏爱和选择性帮助富人（相较于穷人，实验2和3），同时对穷人做出负面评价（实验4和5）。然而，在对11至13个月大的婴儿进行的两个后续实验中（总样本量N = 65），我们没有发现婴儿对富人（相较于穷人）的偏好（实验6）或对富人和穷人的不同评价（实验7）。这些结果表明，在生命的第二年，财富作为评价的一个核心且强大的维度开始出现，并指导社会决策。
Eason, A. E., Enright, E. A., Weng, S., Horton, R. O., Sitch, M. J., & Sommerville, J. A. (2024). The haves and have-nots: Infants use wealth to guide social behavior and evalu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53(9), 2239–2257. https://doi.org/10.1037/xge0001567
当个人与集体相交：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的记忆、未来思考和感知代理
集体危机是否会影响个人和集体“心理时间旅行”的特征？新冠疫情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独特的背景，因为疫情在个人和集体领域之间产生了交集。在两项研究中（N = 273），我们考察了个人和集体领域中记忆和未来思考的情感倾向及感知的控制感。第二项研究还包括了纵向分析，其中43名参与者完成了两次实验。在疫情前的研究中，西方样本中个人和集体事件的情感倾向通常表现出解离效应。我们希望观察疫情期间这些模式是否发生了变化。在第一项研究中，参与者对个人未来不再表现出通常的积极偏向，而在第二项研究中，他们对集体未来不再表现出通常的消极偏向。本文的第二个目的是评估人们如何将控制感归因于自己和国家，以及这种控制感如何与情感倾向相关。人们在个人和集体领域中，总是对积极事件比对消极事件感知到更多的自我控制感。然而，感知的国家控制感在集体领域与积极性相关，而在个人领域则与消极性相关。纵向分析进一步验证了这些模式。综合来看，这些结果表明，集体危机对个人生活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能够改变人们对未来的“心理时间旅行”模式，尤其是在集体领域。
Topçu, M. N., & Hirst, W. (2024). When the personal and the collective intersects: Memory, future thinking, and perceived agency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53(9), 2258–2278. https://doi.org/10.1037/xge0001624
在语言处理过程中，θ波段神经振荡反映认知控制
在我们逐字逐句地理解语言时，经常会遇到输入中的矛盾线索，导致句子意义的冲突表征，这需要迅速解决。虽然已有大量证据表明，认知控制有助于解决这种冲突，但用于评估认知控制在语言理解中作用的方法，通常无法提供其参与过程的时间进程信息。在此，我们展示了在非语言任务（如Stroop任务和Flanker任务）中与认知控制相关的θ波段（约3–8 Hz）神经振荡活动，能够作为语言处理过程中认知控制的实时指标。我们对四个脑电数据集进行了时间-频率分析，结果表明，各种语言冲突均引发了θ波段功率的增加。此外，句子中冲突程度的增加进一步增强了θ波段活动。这些效果在冲突事件发生后300毫秒内出现，表明在句子处理过程中认知控制迅速启动，以应对冲突表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效应模式并不能归因于与冲突无关的处理难度（例如，语义不合理性既不是引发θ波段活动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我们认为，θ波段的神经振荡为测试语言理解过程中认知控制参与的具体假设提供了可靠的方法。
Ness, T., Langlois, V. J., Novick, J. M., & Kim, A. E. (2024). Theta-band neural oscillations reflect cognitive control during language processing.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53(9), 2279–2298. https://doi.org/10.1037/xge0001621
揭露健康虚假信息来源：强调低专业知识的优势
虚假信息是故意传播的错误信息，尤其对公共健康有害。我们进行了三项预注册实验（N = 1,568），探讨如何削弱不可靠健康来源及其传播的虚假信息的影响。实验1和2使用了与癌症相关的信息，并招募了具有代表性的美国样本。参与者阅读了一个关于看似可信来源的小故事，并对其可信度进行评分。然后，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一个对照组或不同干预组：（a）纠正来源的虚假信息，（b）强调该来源缺乏专业知识，或（c）同时纠正虚假信息并强调其缺乏专业知识（实验2）。接着，参与者对该来源的虚假信息的信任度和可信度进行再次评估。结果显示，强调专业知识不足的干预与其他干预同样有效，甚至更有效，特别是在降低对虚假信息的信任度上。相比之下，强调专业知识不足在降低来源的可信度方面优于单纯纠正虚假信息，而同时进行的双重干预效果最佳（实验2）。实验3将这一模式扩展到疫苗信息，测试了已接种和未接种疫苗的群体，且加入了利益冲突干预和一周后的保留测量。结果表明，在两个群体中，强调专业知识不足是减少对虚假信息信任度和降低来源可信度的最有效方法。而且在已接种群体中，这种信念变化在一周后得以维持。总之，强调来源缺乏专业知识是事实核查人员和健康从业者减少虚假信息信任度和来源可信度的有效策略。
Swire-Thompson, B., Kilgallen, K., Dobbs, M., Bodenger, J., Wihbey, J., & Johnson, S. (2024). Discrediting health disinformation sources: Advantages of highlighting low expertise.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53(9), 2299–2313. https://doi.org/10.1037/xge0001627
有意识的学习建立了多个注意力集合，同时引导注意力
提取环境中的规律以指导行为是人类认知的关键能力之一。通过统计学习，可以建立针对目标特征的注意集，但尚不清楚是否可以在有意学习过程中同时建立多个预测目标特征的注意集，以及这些集如何引导注意力。为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让观察者完成一项视觉搜索任务，并指示他们通过颜色找到目标形状。任务设计中引入了精细的统计规律，目标形状以五种不同的概率出现（即33%、26%、19%、12%和5%），同时记录了他们的脑电图（EEG）。观察者快速学会了这些规律，表现为他们能更快地报告出高概率颜色中出现的目标。这些效果不是由样本量不均或简单的特征启动所导致的。更重要的是，高概率颜色组之间的等效加速表明，大脑能够同时将注意力分配给多个目标。电生理数据表明，高概率颜色的目标引发了更大振幅的N2后侧对侧成分，指示感知注意力的参与，同时也引发了较大的晚期阳性复合波（LPC）成分，反映后感知处理。这些数据表明，学习到的注意集不仅改变了感知选择，也改变了后感知决策过程。总之，我们的研究表明，在有意学习过程中可以建立多个注意集，这些集能够同时引导注意力，增强感知注意力和后感知处理。
Wang, S., & Woodman, G. F. (2024). Intentional learning establishes multiple attentional sets that simultaneously guide atten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53(9), 2314–2327. https://doi.org/10.1037/xge0001628
从失败中学习：自我聚焦反馈、任务期望和随后指导的作用
以往研究表明，失败反馈会导致人们对任务失去兴趣，从而对学习产生不利影响（Eskreis-Winkler & Fishbach, 2019; Keith et al., 2022）。本研究旨在探索如何优化从失败反馈中的学习效果。我们进行了六项预注册实验（N = 1,306），以复制和扩展Eskreis-Winkler和Fishbach（2019）的发现，并进行了关于自我导向反馈、任务期望和后续指导的新测试。在研究1a、1b和1c中，改变了反馈信息的焦点（如自我导向的“你的答案”或任务导向的“答案”），结果证实了失败反馈对学习的负面影响。在研究2中，任务期望被操纵为“简单”或“困难”，结果再次证实了失败反馈的负面效应。这些结果进一步支持了原研究的稳健性。然而，研究3揭示了该效应的边界条件。当任务是基于规则的，并在反馈后提供了简短的规则说明时，失败反馈并没有表现出负面效应，反而在某些情况下，失败反馈比成功反馈更有利于学习新材料。我们得出结论，当有后续学习机会时，失败反馈引发的“失去兴趣”反应会消失，甚至可能逆转。
Gok, S., & Fyfe, E. R. (2024). Learning from failure: The roles of self-focused feedback, task expectations, and subsequent instruc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53(9), 2328–2344. https://doi.org/10.1037/xge0001632
文化塑造了对亲近他人的道德推理
道德规范在平衡群体与个体需求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全球各个社会在优先考虑的规范上有所不同。现有研究表明，来自西方文化的人们通常会选择保护（而非惩罚）那些犯罪的亲近者。那么，在那些不太强调自我优先的文化背景中，情况会有所不同吗？之前的研究提出了两种有说服力的可能性。一方面，集体主义者可能会因为与亲近的人联系更加紧密，从而更加保护亲近的人。另一方面，他们可能会优先考虑社会整体利益，而减少对亲近者的保护。在四项研究（N = 2,688）中，我们在美国和日本进行了自我报告、叙事和实验研究，结果支持了后一种假设。研究表明，个人关系与文化会动态交互，影响我们如何思考重要的道德决策。
Baldwin, C. R., Berg, M. K., Yuan, J., Sowden, W. J., Kitayama, S., & Kross, E. (2024). Culture shapes moral reasoning about close other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53(9), 2345–2358. https://doi.org/10.1037/xge000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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