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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成都交子》 作者 萧继东 陈登木
题记：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诞生在中国，但是现代货币制度的滥觞却没有发生在中国。所以成都的“交子街”会在历史沧桑中蜕化成形而下的“椒子街”，并最终消逝于相当多数官民的记忆之外。
几十年前的一个傍晚，初一刚上完正放暑假的我，被父亲派了一个差——骑着他的“公车”（两个轮子的自行车）去成都城东的椒子街，给住在某个四合院里的某伯伯送几条刚从郊外堰塘里钓上来的鲜鱼。那些鲜鱼在悬挂于自行车车把上的盛满清水的两层塑料袋里活蹦乱跳，却浑然不觉，其实已蹦跶不了几时。 那是我第一次去位于锦江城东支流（俗称府河）外侧的椒子街。犹记得街市两旁树荫蔽日，商铺鳞次栉比；店与店之间多有古色古香的门楼相隔，门楼里则是一座座建于清末民初甚至更加久远的老式院落。几年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忽然有一天，政府将“椒子街”改成了“交子街”。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其实不叫改，是恢复原名。那时候改街名或者说恢复老街道名，是一种时尚，更是一项政治任务，就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纷纷将“封资修”老街名改成革命街道名一样。比如“总府街”在文革中被改成了“东风路二段”、“东大街”“西大街”文革前就改成了“胜利东路”和“胜利西路”、“春熙路”文革期间曾叫“反帝路”……后来又都悉数改回了原名。也算是一种“拨乱反正”吧。顺便提一下，“总府街”并非很多人所理解的清代四川总督府之所在，而是明清时期四川行省的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三司总府”所在地。而总督衙门所在地，在今天的走马街47号，院子里有座贵宾楼，为四川省政府接待外宾之处所（其实它就在督院街的省政府同一个院子里，只是其大门开在了走马街上）。但是“椒子街”这个名称，并不是文革期间造反派的杰作，它的历史已经相当长了。不明就里的人可能会以为，椒子街是旧时的辣椒买卖批发一条街，其实不然。“椒子”乃“交子”之谐音，而“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名称。不用说，“椒子街”是以讹传讹的产物，它原本即为“交子街”。 是的，这“交子街”就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的发源地。 这事说来话长。北宋的中国，众所周知是当时这个星球上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国度，据说没有之一。随着商品交易的频繁以及越来越大宗，铸币给付成为一件非常麻烦且不安全的事情。比如当时要在四川市场上购买一匹绸缎，需支付约130斤重的铁钱，交易成本非常之高。于是，北宋初年，成都地面上出现了专为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钱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交子”因之诞生。 10世纪末11世纪初，成都城中的富商们联合用楮树皮纸印刷凭证，上有图案、密码、划押、图章等印记，面额依领用人所交现款临时填写，作为支付凭证。存款人若要提取现金，需交纳3%的手续费。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便是所谓“交子”，又名“楮币”。不过那时的“交子”，还只是一种存款和取款凭据，最多相当于后来的银票或今天的支票吧，还算不上真正的货币。 随着商品交易的日益兴隆，“交子”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许多商人联合成立专营发行和兑换“交子”的交子铺，并在各地设立分铺。起初的交子铺还是很讲信用的，商人之间的大额交易，用“交子”替代笨重的铸币去支付货款的情况日渐增多，于是这“交子”就逐步具备了信用货币的品格。后来交子铺户又开始印制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交子”，使之成为了真正的纸币。只不过尚未取得政府认可，那时的“交子”还只是民间发行的“私交”。 再后来，可以想象的是，有些交子铺户发现了印制“交子”有利可图的秘密，开始滥发“交子”，挪用存款，引发通货膨胀，激起民怨事端，造成争讼不断。于是，大宋益州知州张泳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并制定了一个特许经营办法；至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始设“益州交子务”，由朝廷派员到成都担任监官，主持“交子”的印制和发行。这一年，官府以本钱36万贯为准备金，发行“官交子”126万贯，准备金率为28%。至此，世界上最早由政府发行的纸币——“官交子”，就在北宋中国的成都府治城东交子街正式面市了。这一具备了现代纸币各种基本要素的“官交子”，将中世纪的欧洲远远抛在身后。它的横空出世，比瑞典（1661年）、美国（1692年）、法国（1716年）等西方国家正式发行纸币要早六七百年。 13世纪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东方，被元代中国人使用的“交子”惊呆了。1298年，他在那本著名的游记中详细介绍了中国纸币印制工艺和发行流通的情况。马可·波罗写道：“纸币流通于大汗所属领域的各个地方，没有人敢冒着生命危险拒绝支付使用……用这些纸币，可以买卖任何东西。同样可以持纸币换取金条。”更权威的说法或许来自美国科技史学者罗波特·坦普尔，他认为无可辩驳的事实是，最早的欧洲纸币是受中国的影响，在1661年由瑞典发行。
2011年前，我曾在与交子街一水之隔的一幢楼里住过几年。有一天晚间，我散步到那条不用说早已被改造得面目全非的小街上，竟非常意外地发现，那条曾被一些成都人骄傲地称之为“古代中国华尔街”的“交子街”，居然在我眼前消失了。后来得知，当年那条只有数百米长的椒子街（即交子街），已于1997年“府南河改造工程”（其实她的大名叫锦江）完工后，被当时某些颟顸的主事者合并进了与之毗邻的“均隆街”。大概他们认为“椒子”太俗，不如“均隆”二字有“意义”吧。 前几年，我搬到了城南高新区居住。真是无巧不成书，这次搬家又让我跟“交子”撞了个满怀。2016年初的某一天，我徒步去到位于这个区域的天府国际金融城办事，蓦然发现那条原名“锦程大道”的街道路牌，已赫然换成了“交子大道”四字！我不禁一阵惊喜；随后，竟有些五味杂陈了。 包括本人在内的几位成都市民和金融史学者，这么多年来以不同的方式呼吁恢复“交子街”街名，如今终于获得了这样一种方式的回应。虽有遗憾，我们似乎也不该太过挑剔。何况他们还把原本的“街”升级成了“大道”呢。中国是纸币的发明与发源地，可是她却始终没有发育出现代货币文化，尤其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纸币文化。而这样的货币文化是构建现代货币制度的基本要素。这种要素的稀缺，首先表现在传统中国文化“士农工商”的价值排序上。千百年来，在除了王公贵族之外的“四民”当中，商人群体整体上被划归为最低级的阶层，商业成了最低贱的产业。虽然北宋成都的商人发明了“交子”，当时的朝廷也认可这种发明并进而发行了“官交子”，但是这种纸币却始终没能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这不能不说跟传统中国商业地位低下有关。 其次，由于传统中国一直实行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皇权至上，君权天授，这种缺乏民意基础的政制架构，一方面始终存在对民间利益予取予夺的现实可能，另一方面也没法建立起一套基于自由民主之上的社会契约制度与信用制度。而纸币这种价值符号，尤其需要一套完善的信用制度兜底。北宋“交子”尤其是“官交子”出现后，南宋、元朝、明朝政府都曾大力推行纸币，但是由于官府出于自利目的和军事、政治之需，往往无法抑制滥发钞票的冲动，令纸币不断贬值，最后不得不彻底放弃，取而代之的是白银这种主要支付手段。 正如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所说，“宋、元两代用钞票，均有滥发之弊病”。而这种建立在“经济为政治服务”理念之上的滥发之弊，及其所引发的信用与经济危机，一直延续到后世历代，成为王朝兴衰乃至政权更替的十分重要的因素。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出现的金圆券危机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灾难，即是鲜活一例。 米尔顿·弗里德曼一再提醒人们，应该通过某些制度安排，使政府能对货币发行履行职责，同时限制其滥权与扩权的冲动，防止其以各种方式削弱而不是巩固自由社会。因某些政治诉求而滥发纸币，只能饮鸩止渴，随之而来的必然是通胀、滞胀、倒闭、失业…… 中国发明了“交子”，但是现代货币制度的滥觞却没有发生在中国。所谓四大发明最终的归宿，大抵也是如此。难怪成都的“交子街”会在历史沧桑中蜕化成形而下的“椒子街”，并最终消逝于绝大多数官民的记忆之外。 本文以“消逝的交子街”为题，原刊于2016年第5期《中国经济报告》；随后作者朱达志将其发表在公众号“稻粱难谋猪打字”上。不过该号早已随交子而去，所以今天在本号“闻道不分朝夕”上再发。但再发的最主要动因，还是由于一年前成都发生了一起据称环城生态公园被改造成为“10万亩良田”这么一个风波（好在已经刹车了）。此事引发广泛讨论，以至于近日还有外地朋友给我转发相关文章。所以我想在现在这个公众号上重发此文。
对许多人来说，成都“公园变良田”，让这座近年来很有些拉风的名城“性价比”变低，换言之她曾经的某些优势消逝了。而对于我来说，成都消逝的既不是早先的良田也不是后来的公园，而是“交子街”。所以那天我告诉给我看文章的朋友，几年前或者说十年前火起来的成都，很大程度上其实是被一些外地来的小文人和媒体工作者吹起来的（幼时生活环境使然）。成都人很少写成都，写成都的差不多都是外地人……此言虽稍显刻薄但却是事实。
但我当时忘了自己的老乡王笛——这位出生于成都的知名历史学家，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澳门大学讲席教授、历史系主任。他就出过好几本跟“消逝的成都”有关的著作，比如《那间街角的茶铺》《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十多年前，贾樟柯导演拍了一部电影《二十四城记》，吕丽萍、陈冲、赵涛、陈建斌等名角倾情加盟。这部讲述老成都故事的影片末尾，化用八十年代成都诗人万夏的名篇《本质》，在银幕上打出了这样一句令许多成都人神伤的诗句：对我个人来说，有关“成都荣耀”的许多回忆，早已随交子街的消逝而湮没殆尽。好在还有王笛的书。所以我要邀请大家点开下图，长按识别图中二维码，了解一下王笛笔下的老成都，以及同样消逝了的昔日中国老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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