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走出新道路,华为原生鸿蒙系统意味着什么?

创业   财经   2024-11-02 06:28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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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单仁行陪伴您的第3128

单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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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华为召开了原生鸿蒙NEXT 5.0系统的发布会,这是华为独立自主研发的纯血鸿蒙系统,也是中国首个国产操作系统。


虽然我现在几乎不看直播,更习惯于用二倍速时间看回放,但昨天我全程看了华为鸿蒙系统发布会,给我的感觉是:
华为已经占领了操作系统的上甘岭高地,是新质生产力的标志性事件。
那么,鸿蒙系统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一个移动操作系统需要举国推动?新一轮新质生产力经济周期中,企业家和投资者如何分享红利?
02
在之前文章中,我和大家分享中国经济转型第一个底层逻辑:从土地财政时代转型为股权财政时代,还有第二个经济转型的底层逻辑:从传统制造向新质生产力,也就是科技转型。
哈佛商学院终身教授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书中写到:


每一个国家的发展经历四个阶段:
1、生产要素驱动阶段:自然资源、土地等;
2、投资驱动阶段:资本;
3、创新驱动阶段:数据、人工智能、半导体;
4、财富驱动阶段:财富管理。
人类社会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每个国家的产业相对优势也在不断地演进,国家竞争力会因为每个阶段所处的主导因素和发展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地方。有的在进步,有的再倒退。
像以石油资源丰富的中东国家,咖啡豆、大豆高产的巴西等国家仍然处于依靠生产要素驱动经济发展。
20世纪50年代~70年代的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并称亚洲“四小龙”,它们主要的经济发展模式就是靠投资驱动。
现在的美国、德国和日本等等,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典范,英国在经历了前三个阶段发展以后,创新活力已经大不如前,正在进入依靠财富驱动经济发展的阶段。
那中国呢?


在1956-1981年,我们是靠生产要素驱动经济增长,在1981-2017年,我们主要的经济驱动力是以地产、基建为代表的投资驱动时代。
面对新时代的转型需求,我们在2017年以后,逐步以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来弥补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
目前,中国正在逐步进入第三个经济发展阶段,也就是创新驱动的时代,比如互联网+、人工智能、新质生产力。
回头看鸿蒙系统,可以说是我们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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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和一般发烧友的角度不一样,关注的不是鸿蒙系统好看、流畅和隐私安全的能力。
我更看重是鸿蒙系统有3个特点:
第一、开发速度和生态建立飞快。

我和大家简单对比看看微软的Windows、苹果OS、谷歌安卓系统的发展历程。


我们可以看到微软的Windows系统开发时间是1985年,目前应用数量3500万,版本迭代到了第11个版本,主要设备是电脑,设备数量850万台。
苹果的OS系统从2001年开始,应用数量200多万,版本有15个,主要设备是手机、电脑、手表,目前有22亿台设备。
安卓系统起源于2008年,应用数量200多万,版本有15个,设备有手机、手表,设备数量30亿。
鸿蒙系统开发时间在2019年,应用数量达到15万,版本有5个,可以兼容的设备有手机、电脑、手表和物联网设备,设备数量达到10亿。
作为领军的鸿蒙系统和鸿蒙生态,在短短的五年时间迭代了5个版本,在中国市场占有率达到17%,超过苹果,也超过了16%跨越鸿沟。
10亿台设备数量已经逼近安卓30亿和苹果的22亿,一旦适配国内80%的APP,我想国内另外四大手机小米、OPPO、vivo、传音也很可能加入鸿蒙系统,诞生出世界第一大操作系统,带动中国和科技产业像美国90年代的互联网一样,推动新一轮的经济高速增长。


2、创新推动的模式区别。
微软的Windows、苹果OS、谷歌安卓系统,都是由微软、苹果和谷歌公司自下而上推动的创新。
鸿蒙系统从2019年开始推动,不只是华为,而是举国之力推动。
像WPS,数月时间完成4000万行代码全新版本,等于重新开发一套新软件,类似的还有钉钉、支付宝等原生鸿蒙应用。
这么大的工程量,没有外部的人力、财力、技术的支持,几乎是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这就是中国特色的举国体制所推动的。
中国在操作系统上大幅落后美国,短时间之内也只有中国这么强大的举国体制才能成功,像50年代抗美援朝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战胜了16国联军。
3、一套系统跨场景、跨设备。

微软只有电脑系统,苹果有电脑、手机、手表,谷歌有手机和手表,鸿蒙是一个系统打通电脑、手机、手表和物联网设备,不只是降低开发难度,而且设备切换之间相互算力调用,这是区别于其他三个系统的独特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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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财政时代,大家可以通过买房子、买厂房、买地皮来分享土地财政的红利,一部分企业家也能通过消费和制造业分享到红利。
但是经济转型后,土地财政的潮水退去,晾在沙滩上的就是一堆濒临破产清算的地产商和毛利率只有5%的低端制造业。
我们面对现在的新质生产力转型有三大难点:
第一个,向产业高端化转型,有巨大的技术挑战。

低端制造向内地转移、向东南亚迁移相对比较容易,但是低端向高端转型难度就大很多了,需要长时间、巨额的研发费用投入。

第二个,外部制裁的压力。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进入外循环,输出劳动力、资源等生产要素,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在2018年之后,美国对中国开启全面的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企业向外发展的空间缩小。


第三,债务问题。
上半年的家电消费补贴由于地方财政原因,无法很好推动,在8月25日,商务部发文,对消费者购买2级以上能效的8类家电产品的以旧换新,给予最终价格15%的补贴,整体资金按照9∶1的原则实行央地共担,中央承担了大头,才解决地方财政对于消费补贴的债务压力。
10月12日,财政部推出的核心刺激经济政策,就是化解地方债务,允许地方发行1万亿的特殊再融资债券,用于置换隐性债务。
这三个难点也会传导到企业中,因此面对土地财政到股权财政,从传统制造到新质生产力,不能简单对标1999年、2008年刺激经济的措施和政策,否则就是刻舟求剑。
对于企业家和投资者来说,分享新质生产力的红利有三个方向:
要么成为华为公司的2%技术创新者;要么成为88%的使用者;要么成为巴菲特投资苹果、比亚迪豪赚千亿美元的10%投资者。


过去30年,我是通过投资分享经济红利的投资者,像在过去30年时间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而成长的比亚迪、腾讯等公司,都给投资者带来了非常丰厚的回报。
现在站在新一轮科技创新周期中,我们从投资阶段转向创新阶段,劳动投入、资本投入、科技进步等各方面的条件都逐步完善,围绕着新质生产力的科技企业进行布局,必定能够在新一轮经济周期和股市长牛的过程中,分享企业成长的红利。
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在时代大变局时刻,我们需要提升自己的能力,否则就是成为土地财政潮水退去的裸泳者!


责任编辑 | 罗英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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