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连岳阳楼都没去过，《岳阳楼记》为什么能流传千古？

财富 2025-01-01 03:22 北京

今天为你带来的，是罗振宇老师主理的《文明之旅》节目。

《文明之旅》是一档周更的历史文化节目，每周三0点在得到App更新。节目从公元1000年开始讲述，计划持续更新20年。

今天讲述的是公元1044年的故事。这一年，关注的是范仲淹和他的《岳阳楼记》。

以下是节目文稿精编版，enjoy：

（全文稿及视频节目，可在得到App内免费观看）

来源：文明之旅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44年，大宋庆历四年，大辽重熙十三年。

这个年头，挺有意思的。掐指一算，距离北宋960年建立，已经过去了84年。抬头一看，距离北宋1127年灭亡，也是剩84年。所以，今年算是北宋历史的中间点。

但是这一年之所以有名，还不是因为这个，而是因为“庆历四年”这个词。“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开头第一句，咱上学的时候都背过啊，这个年头就这样印在了每个中国人脑子里。所以我们《文明之旅》讲到了这一年，咱也没得选，只能讲范仲淹和他的《岳阳楼记》。

我们多次讲到范仲淹。从寒窗苦读到考中进士，从地方官到京朝官，从经略边疆的儒将，到主持改革的宰相，我们真是看着他一步步长大的。范仲淹伟大吗？伟大。但是把他这辈子做的事情拉出清单来，好像也就那么回事：要说苦孩子逆袭成功，中国从底层出身拼出来的人物，那是车载斗量；要说为政一方造福百姓，那中国历史上这种好官儿多了去了；要说上战场为国征战，宋朝是前有狄青、后有岳飞，最后还有个文天祥，范仲淹的军功并不突出；要讲政治改革，咱们上一期节目都说了，庆历新政是失败的。无论是当时的影响力还是后世的政治遗产，它跟20多年后的王安石改革没法比。

你看，这么一捋，范仲淹好像也没有那么了不起。但是，古今中外的人对范仲淹的评价又是出奇地高。

比如，南宋的大学者朱熹就说，范仲淹有一项大功劳，什么呀？我朝士大夫的精神为之一振啊。比朱熹晚大概一百年，南宋学者吕中说得就更狠：我大宋朝排名第一的人物是谁？范仲淹啊。这是宋朝人对他的评价，还有北边的金朝人呢？——金朝跟宋朝可是敌对关系啊——金朝大学者元好问，他说，像范仲淹这样的人物，一二百年不见得有一个。你听听，已经不是宋朝第一了，是几百年间的天下第一。到了明朝，思想家李贽说，宋朝虽然亡了，但是范仲淹没有亡啊。这就有点说他永垂不朽的意思了。那当代学者的评论呢？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就说，北宋以来，士大夫阶层把范仲淹当典范，这是一个共识。

这是不是有点奇怪了？中国人讲立功、立德、立言，范仲淹的确是都做到了，但是就是他做的这些事情、这些成就，至于让后人对他评价这么高吗？什么本朝第一，什么百年一见，永垂不朽？

好，那就带着这个问题，我们穿越回公元1044年，来看看范仲淹到底给中华文明带来了什么转变？也重新来读一读这篇《岳阳楼记》，看看它又是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文明回响千年的黄钟大吕。

儒家的缺陷

范仲淹当然很了不起，但是一个人如果获得了那么高的评价，那肯定不是因为他对当时当世所作的贡献，而是因为他在文明的关键转折点上的关键作用。就像有人评价孔子，“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你听听这个话，孔子的地位，哪是他老人家活着的那73年能衡量的？衡量的标尺不说是万古吧，至少也得是整个中华文明史。

好，那如果换一个标尺来评价范仲淹的话，这根新尺子是什么呢？那我们就要到整个儒家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去找了。

儒家是什么？我们脑子里会出现一大堆的联想词，可能是“仁义道德、四书五经、士大夫”，也可能是“虚伪保守、愚忠愚孝、老顽固”。但是请注意，这是我们这代人从后往前看，两千多年的儒家的身影叠加在一起的结果。每个时代，儒家的面貌其实都不太一样。再深想一层，我们这代人看儒家这个词，就像端详一个博物馆里的展品，老想给它下一个简单的定义。因为它定型了，不再演化了嘛。而在中国古代士大夫那儿，儒家是从周公孔子流到他们眼前的一条河流，他们是会往这条河流里面加入新东西的。哪有什么一成不变的儒家？儒家是每一代士大夫用思想和行动不断创造出来的，是日新月异的。

最早的儒家什么样？这个问题，在当年的民国学术界还引起过一场大争论。像章太炎、胡适、傅斯年、冯友兰、钱穆，都有各自的观点。总体上不过是几种结论，要么说“儒”是一种职业，在民间主持各种婚丧嫁娶的仪式的；也有说，“儒”就是老师，是传授知识的；也有说，“儒”是一种官职，是负责音乐历史之类文化活动的。

咱们不陷入学术争论，咱们就找点感性认识，你看汉代的许慎那本《说文解字》，上面说“儒”是什么？一个字，“柔”啊。两个字，“术士”啊。说白了，那个时代大家对儒的印象，恐怕就是远远一看，一个柔柔弱弱，走路斯斯文文的，穿得宽袍大袖的人，就知道这个人的肚子里有很多学问，什么学问？不是怎么种田、怎么做工，而是各种各样的礼仪规矩，那这个人就是“儒”。

至于他具体干什么，那就得看雇他们干活的东家是谁了。民间要办婚丧嫁娶祭祀仪式的，怕自己坏了规矩，要请儒来操办，跟今天需要婚礼司仪是一样的；国家需要继承前代的规矩礼仪，也是怕坏了传承，要请儒来做官；当时社会的知识总量很小，主要的知识，就是各种礼仪，所以要请儒来当老师。

但是你发现没有，不管儒具体干什么，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有东家的人。用今天的话说，都是靠甲方订单吃饭的乙方。

儒家这种靠着东家吃饭的形象，在民间是有刻板印象的。当时不喜欢儒家的人，比如墨家，就嘲笑他们，说每当富人家里有丧事的时候，儒家就最开心了，奔走相告，“买卖终于上门了！这回可以吃上饭了。”

我们今天提到儒家，都把它看成是一种精神主张，一种意识形态，但是在很长一段历史中，儒家总体上其实就是工具人，就看甲方是不是用得着。

比如，汉高祖刘邦，刚开始是一百个看不上儒家，拿着儒生的帽子往里撒尿。他为啥这么傲慢？因为他觉得儒生讲的仁义道德那一套，打不了天下嘛。甲方觉得他们没用，就把订单取消了嘛。但后来刘邦又为什么重用儒生？有一个故事——

刘邦刚立国的时候，手下大臣们跟他都不见外，打交道的时候很松弛。松弛到什么程度呢？大臣们经常在大殿上喝醉了酒，拔出剑来就砍大殿的柱子。这么没大没小的，刘邦就不高兴。那怎么办呢？其实解决方案是现成的，人才也是现成的，就是重新启用儒家啊。有人就跟刘邦说，哎，我们儒家打天下是不行，但是守天下我们拿手啊。要不我帮你找找山东的儒生，帮你制定一套上朝的礼仪，保管你满意。这个工程不小，搞了两年，终于制定了整套上朝的礼仪，谁先谁后，几点几分，什么角色怎么行动，全都有规矩，这一大套整下来，群臣一个敢乱说乱动的都没有。把刘邦爽的啊，“今天我才晓得了，晓得做皇帝的那种尊贵的滋味哦”。

你可以咂摸一下这个故事的意味，对于儒家，侮辱也好，重用也罢，在刘邦这个甲方那里，你都是个工具，在该用你的地方用你而已，谈不上什么尊崇。有人可能会说，那到了汉武帝时期，不是有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吗？儒家的地位不就上去了吗？其实这个问题，学术界一直有质疑。咱们不管学术争论，只看一点就行：皇帝甲方们非常清楚，统治国家这个事，是不可能只用儒家的。从汉朝到清朝，只要是有皇帝的时候，都是所谓的“外儒内法”，即使口头上再尊崇儒家，那也只是一种工具性的态度而已。汉宣帝有一次对太子恨铁不成钢，一着急，就把真话说出来了：我们汉家的制度，既要用王道也要用霸道，是杂着用的，哪能死心眼只用儒家呢？

其实，这也不是皇帝一家的看法。比如，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就把当时的主要学派都评点了一遍，他评论儒家：儒家的学问很大，但是不得要领，忙活半天，都没啥用。所以，你要干事，别什么都听儒家的。但是有一条，如果你要维持社会秩序，比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长幼有序男女有别，那一套，儒家还是管用，作用不可替代。

你看，儒家虽然传统深厚，但是西汉的儒家，恐怕很难说是一种独立的精神信仰，它就是一门手艺，一种能力，有用，但是不解决全部问题；有社会角色，但是这个角色严重依附在甲方，也就是皇权的身上。

表面看，这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有一句话你可能知道，叫“干活不随东，累死也无功”。如果甲方的需求突破伦常道德底线呢？儒家这么浓烈的乙方气质，它的行动就可能也随之突破底线了。比如说，谶纬，也是汉朝的时候最兴盛。所谓谶纬，你可以理解成附会在儒家学说上的各种迷信。比如，王莽要篡位当皇帝，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搞各种符命、祥瑞、谶纬。用迷信造谣，说老天爷让他当皇帝。大家要有兴趣，可以去看这本书，张向荣老师的《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里面的很多迷信，都是打着儒家的旗号，甚至就是当时的大儒编造出来的。读这本书，我请你注意一个细节，就是不仅王莽，连推翻王莽的刘秀也是接着搞谶纬的。

书里面有一个故事。刘秀要搞谶纬迷信，就找到一个当时的大儒尹敏，帮他校订这些迷信书。尹敏就劝刘秀，说这些谶纬之书啊，又不是圣人写的，里面又有很多鄙俗的东西，还是不要搞了吧？刘秀不干，非要搞。尹敏说行吧，那我就帮你搞。最后把这批书送上去的时候，刘秀一看，里面有这么一句，“君无口，为汉辅”。君子的君字没有口，这不就是你尹敏姓的这个尹吗？为汉辅，不就是说你要当宰相吗？刘秀把他叫来问话，尹敏就坦白说，对啊，你既然信这一套，大家也都利用这一套编书，万一我添上这一句，你真让我当了宰相呢？这就是当时某些儒家的道德水准。

你可能会说，古人没有什么科学知识，可能确实也无法分辨什么是胡说八道吧？错了。分辨这种胡说八道，朴素的常识就够了。孔子当年就说，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嘛。东汉的王充，就专门跟这种胡说八道抬杠。举个例子，当时有一个说法，某天洗头人就好看，某天洗头人就白头。王充就说，试试不就行了？你找个丑人在某天洗，看看是不是变好看了，再找个年轻人在某天洗，看他是不是白头了，不就行了。这跟今天的那个迷信，说二月二前剃头死舅舅，一样的，一对照就知道是胡说。而当时的各种儒生也跟着起哄，那肯定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就像那位尹敏一样，背后是有个人的功名利禄的目的。整个社会在这种风气中，是很容易沉沦下去的。

你看，这就是当时儒家的一个重大的缺陷，跟着甲方的指挥棒转，没有自己的独立的精神空间，是有可能堕落到没有底线的程度的。

本来，儒家作为皇权的一个工具，就这么混下去也行。但是不好意思，到了东汉后期，它突然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本来班里就一个学霸，突然转来一个外地学霸，混，也混不下去了。对，就是佛教，儒家要面对佛教的竞争了。

儒家的困境

刚才讲到，儒家在东汉遇到一个强劲的对手——佛教。

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迅速就野火燎原，歘地一下就普及开了。佛教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魅力？很多人对佛教有误解，以为佛教也是凭着各种因果报应、天堂地狱的神话来开拓市场的。在民间社会，可能是这样。但是你可能也知道，佛教其实是一种无神教，没有什么神仙鬼怪，什么是佛？佛的本义是觉悟者。人人都能通过某种方法，能达到那种状态，一个坏人还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呢。佛教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的上层有知识的人的魅力在于：它回答了两个儒家不回答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可观察的世界之外，宇宙是什么样的？也就是所谓的宇宙观，传统儒家学说里是没有的，所谓“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嘛。但是这一点，佛教里有，所谓“三千大千世界”什么样，佛教说得是言之凿凿，有鼻子有眼。儒家什么时候才有宇宙观的？其实也就是这个阶段，也是和佛教竞争的结果。

你看，这一年是公元1044年，庆历四年，有一个官员叫周敦颐，就是我们语文课上学过的《爱莲说》的作者，被调到了南安军，今天的江西大余县工作。就在这里，他收了两个学生，谁啊？程颐和程颢，也就是著名的明道先生和伊川先生。这三个人的相遇，为宋明理学，奠定了基础。其中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我们今天看的太极图。这就是儒家提出的宇宙论的模型。这是后话，我们将来再说。

比宇宙论的问题更要命的是人生论问题。儒家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也不回答，那就是：在人的生死之外，那些彼岸的、超越性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传统儒家不讨论。有学生是问过孔子的，鬼是什么样。孔子说，怎么对待活人还搞不清楚呢，哪知道怎么对待鬼。又有人问，那死之后是怎么回事呢？孔子说，活得还不明白呢，哪知道什么是死。

孔子的态度很实事求是。但问题是，这是一个人最根本的疑问啊：我死了之后怎么样？人究竟有没有魂灵？这是连祥林嫂都要追着问的问题啊。一个人想要过好，光有物质资源是不行的，他必须得寻找意义。意义在哪里呢？一定不在人生看得见的此岸，一定是在超越性的彼岸，在无尽的时空中。所谓something bigger than my self，那些比我大的东西。这就是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的嘛，“世界的意义必定在世界之外。”

那既然儒家不回答这个问题，佛教就来回答，什么六道轮回啊之类的。不管人家的答案好不好，至少人家佛教有啊。在这一局的比赛上，儒家丢分丢得太多了。

我举两个例子，你感受一下：

第一个例子是欧阳修。现在是庆历四年，到下一年，他就要写出千古名篇《醉翁亭记》了。欧阳修是一个标准的大儒，他开始并不信佛，甚至主动写文章驳斥佛教。但是，就从这几年开始，一方面当然是政坛失意，另一方面，是岁数越来越大，就越开始追问一些关于生死的问题。当时，谁能跟他讨论这些问题呢？只能找高僧。到了晚年，欧阳修的高僧朋友越来越多，对佛教的信仰也越来越深。据说，欧阳修临终前几天，派人到附近的寺庙去借了一本《华严经》，读到第八卷的时候，才溘然长逝。我们小时候学语文的时候，知道欧阳修又叫“六一居士”，所谓居士，就是在家修行的佛教徒嘛，这是他晚年才给自己起的号。连欧阳修那样的儒家学养，那样的精神境界，最后也走到这一步，我们不得不承认：佛教对超越性问题的回答，补上了一个重大的空白，太有魅力了。

另一个例子，是我前不久去洛阳看龙门石窟。龙门研究院的高丹老师指给我看，一个非常小的佛教洞窟，上面有题记，也就是造这个石窟的功德主留给后人的一段话，字迹漫漶，很难辨认，读下来大概是这么个意思：说我的妻子死了，我自己眼睛也瞎了，我也没有儿子，还重病缠身，眼看就活不了了，我这辈子就像蜉蝣一样，短暂得很。但是，我也可以花钱在这龙门的山上挖一个小洞，造一个佛像，我为了能永恒而存在啊。

我请你切身体察一下，这个可怜人，生活在唐高宗总章二年，那个时代大人物很多，而他呢，渺小得什么都不是。他的生命马上就到尽头，亲人也都没有了，所有现实世界的东西对他都没有意义了，他还能追求什么呢？其实就是人间最有魔力的两个字：永恒啊。而在当时，只有佛教能给他这种心灵的安慰。儒家是无能为力的。

有人提出过一个思想实验，很有意思。把一个人扔到孤岛上，如果这个人是基督徒、穆斯林或者佛教徒，他们都还是基督徒、穆斯林和佛教徒，因为他们仍然可以和他们心中的终极信仰沟通。但是，如果把一个儒家士大夫流放到了孤岛上，那他还是一个儒家吗？麻烦了，儒家的所有信条都是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都有处理的准则，但这里是孤岛啊，只有他一个人，那他怎么还能是儒家呢？

儒家即使处理死的问题，在意的也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比如，汉语中有一个死的代名词叫“寿终正寝”，什么意思？古时候的诸侯、士大夫，要死也得死在正房里，也就是平时办事的大厅里，不能死在旁边的小卧室里。为啥？因为小卧室，那没准就是哪个小妾的地方，死在那儿，容易让小妾们在大人物临死的时候干涉朝政或者继承人的人选。你看看，儒家聊死的话题，着眼点还是活人之间的关系。

你看，儒家把那么大、那么重要的一个精神阵地，拱手让给了佛教啊。

还不仅如此，佛教因为拿到了彼岸世界的解释权，还打开了精神世界的向上提升的空间。

就拿整个唐朝来说，我们至今还在仰望他的精神世界的人，都有谁？要论帝王的雄才大略，那是唐太宗；要论诗情文采，那是李白杜甫；但是要论人格伟大，我们第一个想起来的人，应该是玄奘法师，唐僧啊，他西天取经、不畏艰难的精神，激励了多少中国人啊。你看，又是佛教得分，儒家丢分。

说了这么多儒家的问题，不是为了批评儒家，只是想为你勾勒一个历史发展的粗略轮廓，从东汉到隋唐，儒家确实有一个低落的时期。

但是，到了宋朝，儒家开始绝地反击，有了一次精彩的自我更新。而范仲淹和他的《岳阳楼记》就是这次自我更新的里程碑。

儒家的复兴‍‍‍

兜兜转转这么久，我们终于要说到范仲淹和《岳阳楼记》了。范仲淹这辈子的很多作为，我们在以前的节目里有一些零散的介绍。那总括起来，他这个人的特质是什么呢？

欧阳修评价范仲淹，说他什么事都要管，做事从来不挑三拣四、趋利避害。南宋时候的朱熹也说类似的话，说他，“无一事不理会过”，所有的事都认真，都担在自己身上。这是一种什么行动做派？还是朱熹一句话总结得好，他说这叫“以天下为己任”。天下的事，都是我的事。确实，这也符合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面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好，我就高兴，天下不好，我就发愁。

今天的人，听到这几句话的评价，可能没什么感觉。什么“以天下为己任”，什么“先忧后乐”，都是耳熟能详的褒义词，有什么呢？古往今来的仁人志士，不都这样吗？

不一样。我们今天听熟了不觉得振聋发聩，但回到《岳阳楼记》的时代，之前的人可从没听过这句话，是范仲淹第一次把它精确地表达了出来。从儒家的发展历程来看，出现这句话，其实是有划时代意义的。你看这句话里面，强调的这对关系，这边是我，那边是天下，中间什么都没有，是我这个人和那么大的天下之间的直接关系。

你意识到什么没有？刚才我们讲的儒家的那几个缺陷，一下子就被这句话给补上了。

首先，原来儒家是有东家、有甲方才能行动的，现在不用了。我和天下的关系，是我自己认定的，以天下为己任，这个活是我主动承担的，谁也不用来雇我，谁也开除不了我。至于原来儒家的雇主，皇帝，在我这个逻辑里啊：《岳阳楼记》里面不是还有两句吗？“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我都关心，都负责。皇帝不再是我一个士大夫和天下之间的中间商了。我绕过皇帝，对天下的事情负责。

再来。刚才我们说，和佛教相比，儒家的超越性不够，只关注此岸的事，人间的事。但是现在有了这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任，那就全部补齐了。

往上看，天下是什么？天下指的可不是什么具体的领域，你能想到的所有范畴，人民、土地、悲欢，都是我要负责的对象。这一下子把一个士大夫要负责的范围扩展到无边无沿的境界。儒家在历史上有类似的提法，比如，先秦的时候儒家讲，以仁义道德为己任；东汉的时候，儒家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你听出区别没有，这都是说，我要看住这一小块地方，仁义道德，或者是精神风貌，替谁看？不还是替帝王看住吗？说到底，还是一种乙方心态。

但是以天下为己任，直接用一个人的力量来承担终极的责任，超越性就够了。还记得我们前面说的那个思想实验吗？一个儒家士大夫被扔到了孤岛上，他现在想的，不是什么婚丧嫁娶的礼仪，不是什么父子君臣的秩序，他心里想的是天下，这不就和基督徒、佛教徒一样了吗？都有一种终极的精神支撑。

我们再深入地想，儒家还有什么弱点被补上了？那就是关于自我的安顿。

在早先的时候，儒家安顿人的方式，就是找到合适的和他人相处的模式。怎么相处？靠礼仪。你想，礼仪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不管你内心怎么想，你只要这么做，就算是完成规范了。虽然礼仪的源头，是人的情感，但是，礼仪的规范越严格，对于内心情感的要求就越不高。父母去世，你守孝三年，就算是孝子了。至于你是不是真的内心悲痛，那就管不着了。

但是你看范仲淹这句话，先忧后乐，天下好不好，是要落实在你的感情世界里的。不是搞个什么仪式，做个什么动作，就完事的。你要拿出自己当下的、真实的情感，实实在在的忧愁，真真切切的欢乐，来对应天下的好坏。你不是做给谁看的，你就是通过这种忧乐的情感体验，让自己的人格不断攀援向上。

这一来就解决了儒家的一个大问题。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如果不得志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呢？你看孔孟的答案仅仅止步于，你就待着吧，管好自己，当个隐士就行。但是，范仲淹提的要求明显要高一大截，那不行啊，天下有道无道，自己是穷是通，这都是外在环境的变化，都不能耽误我在情感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还记得《岳阳楼记》里面还有一句吧？“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的情感不是跟着眼前的得失、身边的事情波动的，我的情感是对整个天下兴亡的响应。这就对一个士大夫在困境和挫折的时候，提出了人格上的要求。

你看，我们刚才分析了三个方面，儒家的缺陷都被补上了。儒家再也不只是皇权的附庸了，它有自己的独立的精神世界；儒家再也不是只管仁义道德的说教了，它把自己责任扩展到无限大，大到要用天下来形容；儒家再也不是只看外在行为的礼仪专家了，它的道德要求一直向人心深处抵进，直达忧乐，直达人的情感底层。

我们这里这么强调范仲淹的这句话，不是说，这都要归功于这个人和这篇文，而是说，儒家文化两千多年的发展，跌宕起伏，由衰转兴，就是在这个阶段。而它的标志，就是范仲淹这一生的人格实践和《岳阳楼记》这篇雄文。

说到这里，我们还要回过头去致敬孔子。因为孔子在儒家的历史上，也有类似的意义。

孔子当年，也是多少摆脱了对东家、甲方的依赖。孔子在历史上有一个名头，叫“至圣先师”，他是不是至圣，可以争论，但他确实是第一个老师，通过自己办学校、收学费，通过那个时代的知识付费，养活自己。不要小看这件事，同样道理，贝多芬就是因为可以通过出版乐谱养活自己，不用再讨好什么公爵伯爵，他才会成为一代自由主义音乐大师，他的音乐才能摆脱宫廷娱乐的定位，成为经典的、凝神贯注的严肃艺术。孔子也是，正因为他这一生，不只是把自己当成是某个君主的雇员，人力资源市场上的乙方，他才会有那么独立而伟大的人格，他才敢说什么“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

更重要的是，孔子也是在儒家的传统中，最早强调超越性的。他反复提到的那些词：比如，“道”，“朝闻道，夕死可矣”；再比如，“仁”，“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这都是超越性的词。其中最有意思的，是他经常当口头禅念叨的那个词：“君子”。

孔子讲过一句很令人费解的话，他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上半句好理解，君子嘛，怀里要抱着德性。但这下半句是啥意思？小人怀土？和君子对应的小人，怀里就抱着土？

后来看朱熹的《四书集注》注释才明白了，所谓“德”，就是一种本应如此的、抽象的、超越的善。而“土”呢，就是指一个人沉溺在自己的环境中，被周边的环境因素深深地制约，这叫“土”。对啊，我们今天说一个人“土”，其实也还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人被自己的环境深度影响，难以自拔，不能超越性地接受新事物，适应新环境。

你看，把“土”和“德”一对立，我们突然也就明白了“德”的意思。它不只是讲仁义道德，它其实是一种超越性的要求。你要是有德，那你的那个德，就是凌驾于一切环境因素之上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能看情况，不能屁股决定脑袋，位置决定立场，你的标准应该是立于天地之间的永恒的标准。心里有这个行事准则的人，才是君子。

你看，孔子在先秦时代就提出来的这些创造性的观念，经历了扭曲，经历了衰落，但是，在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年头，借由范仲淹这个人，借由《岳阳楼记》这篇文章，再一次振作了起来。

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说，“以天下为己任”不仅是朱熹对于范仲淹表扬，它也成了宋代士大夫对自身社会角色的一种自觉。这是有划时代意义的。“以天下为己任”这句话是一把钥匙，可以打开通向宋代士大夫内心世界的大门。

最后，还是要多说两句《岳阳楼记》。这篇文章里，还藏着两个冷知识。

第一个冷知识，“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这个滕子京是谁啊？是范仲淹的一个朋友，他为什么被贬谪到巴陵郡啊？因为他做官离任审计的时候，有人汇报16万缗的公款去向不明。朝廷想要继续调查，滕子京居然把相关的账目，一把火给烧了，是因为这个事被贬谪的。这件事的真相扑朔迷离，范仲淹也一直在替滕子京解释、喊冤，说根本没有那么多，但是毕竟，滕子京留在历史上的背影是“疑似贪污犯”。

第二个冷知识，《岳阳楼记》里面有一段，“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我看整个巴陵的景观啊，就是洞庭湖最好，后面又是一段活灵活现的描写：“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但你知道吗？范仲淹其实压根儿就没去过岳阳楼。他只是看了滕子京给他画的一幅画，然后就一挥而就写了这篇文章。不算是山水游记，算是看图说话吧。

我不知道你听了这两个冷知识之后，对《岳阳楼记》的评价会不会降低？而这正是我今天最想说的：精神世界的超越性，是不被环境、载体所限制的，一篇千古雄文怎么会被这两个小瑕疵掩去了光芒？那几句话：“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几句话是远远超越于这篇文章，超越滕子京这个人，超越创作过程中的存在了。

它早就拔地而起，直冲九霄，和天地精神独往来，虽万古而不磨灭了。只要是听得懂中文的人，不管身在何处，心有何属，听到这几句，必然是心头一暖，精神一震。

这就是1044年，庆历四年，我为你讲的范仲淹和他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我们1045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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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战超：《〈论语谶〉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林鹄：《政治史的魅力：结构、事件与担纲者》，《学术界》，2023年第11期。

杨光：《政治过程与历史书写——景祐三年范仲淹被贬事件发微》，《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

梅莉、宋相阳：《从传说中的阅军楼到中国文化地标——岳阳楼之声名传播》，《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仝相卿：《欧阳修撰写范仲淹神道碑理念探析》，《史学月刊》，2015年第10期。

郭炳洁：《近三十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研究综述》，《史学月刊》，2015年第8期。

李强：《“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的背后》，《历史教学》，2011年第22期。

朱刚：《从“先忧后乐”到“箪食瓢饮”——北宋士大夫心态之转变》，《文学遗产》，2009年第2期。

李伟国：《范仲淹〈岳阳楼记〉事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届传统中国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最后，为大家汇报一个好消息，罗振宇老师的第一本《文明：1000年-1029年》图书，已经正式发售了。

这本书并不是单纯把《文明之旅》节目的稿子落在了纸面上，而是用策展的方式，每一年策划一场“历史展”。书中补充了大量的背景信息，而且配上了精美的地图、图表、插图等，相信它将伴你度过一段专注阅读的时光，欢迎选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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