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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弗洛朗丝·布西 Florence Bouchy
程小牧 译
通过这些提示，叙述者展现出对城市当下感知的特殊性：这种感知先是以经验之名去陈述，这里的经验关乎一种熟悉感，并非单调、无聊的熟悉感，而是一种使用、拥有和归属的感觉。正是因为城市的当下现实是通过都市生活体验的形式被思考的，而不是整体化的认知形式，所以对于这位穿梭于日常中的乘客来说，去再现它是不可能的。她说，“没有任何描写，也没有任何记叙”，只有“一种集体日常生活的瞬间的汇聚”。为了传达对日常事物的这种熟悉性究竟是怎样的，需要重新学习观看，在“所有那些因过于熟悉和普通而看似无足轻重、毫无意义的事物”的喷薄涌动、激起情感的能量中看到日常物。这些日常物与它们所引发的行为不可分离，总是令人想起使用着它们、经验着它们的身体。但这些物所包含的实践又是共同的，因此它们又成为朝向公共性、集体性的经验。 这样，我们就理解了当经验是一种此刻的日常经验时，如何能够言说它并使之变得可感。瞬间性如同一种闪光，一种无目的的喷涌，它是日常经验的一种等价物。微型场景也能容纳熟悉之物引发的情感：通过避免主题性话语和强加的意义，它解构了突兀的批评话语，并形成了一种只与共同现实相关的共情，带着脆弱与不完美，记录着显而易见的当下。 但如何言说对经验的记忆？如何言说一种曾经有过、但不再清晰的前后相续的经验？埃尔诺的写作——她的笔记以及整合进作品的评述——显示出了与这种记忆类型相关的困难与问题。事实上，这并不是普鲁斯特意义上的“重现的时光”，也不是通过复现的记忆让过去突然显现（尽管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她都相信她所找寻的东西是一种她称为隐迹纸本[1]的经验）。于是她在《黑色工作室》中自问：“用什么方法可以建构过去的现实？这不同于重现的时光。”这里是要“建构”过去的现实，而不是“重构”它。接下来，她还认定，仅仅“感觉（复现的记忆）并不能还原历史”（无论她自己的还是他人的历史），“在历史中我们有着准确的时间”。这就好像只有经验的瞬间性存在于那里，而没有它与时间形式的悖论式的关联，后者难以察觉地改变着事物，或许会留下无意识的痕迹。那么，为什么要去“构建”对世界的经验的记忆呢？ 我们可以再将思考投向物以及不同时代的生活方式。物，由于它被我们使用和操作，是与身体相联系的，会在身体上留下它们的痕迹。这是惯习的组成元素，融入了规则，身体保持着习惯动作的痕迹，同时也有身体被允许或不允许去做某事时被规训的痕迹。言说这些动作、这些带着时代特征的姿势，就是维持身体的记忆，身体本身就保留着生活方式、阶级属性的姿态、日常现实经验的记忆。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写作《位置》这本书的原动力。在《岁月》的一开头，也有类似的召唤： “走路、坐下的方式，在街上说话、笑、喊叫的方式，吃饭、拿东西的姿势”，它们“在法国和欧洲的乡村深处，从身体到身体地传递着过去的记忆。一种习惯的集合，农田上的童年、车间里的青春期所塑造的体态，它们逐渐被其他的童年所覆盖，直至遗忘。” 但这些都是经验留下的痕迹，并不是喷薄涌动的经验本身。因此，它只能成为埃尔诺在《黑色工作室》中所说的“文本主体”的雏形，完整的“前世”，“虚幻的记忆”的解决方案。 我们会想起叙述者在《岁月》中所写的在家庭聚餐中男人们对战争的讲述： 这是一种充满死亡、暴力、毁灭的讲述，带着一种兴高采烈的劲头，偶尔夹杂其间的某句庄严而郑重的话“永远也不该再看到这些”似乎又想否认这种兴奋。但他们只说他们所见过的，在吃喝的过程中这一切被重新经历。 通过历数标志性的物，意图重建生活过的一个特定时代的日常经验，是一种诱人的尝试。在《耻辱》中，在记叙了最初的创伤性经历之后，她就拒绝再去记叙了，而是致力于列举过去的“物质痕迹”。一切都在流逝，叙述者对我们说，“就像时间只能以物的方式计数”。这就是为什么佩雷克的《我记得》[2]需要有参照物的显而易见的原因。这些物也激起了读者同样的情感，似乎证明他们也复活了一种生活过、经验过的记忆。就像在《岁月》中埃尔诺所写下的，我们可以盘点所有促使我们去讲述的东西，“跟随佩雷克的脚步，我记得昂潘男爵[3]、皮格蕾特软糖、贝雷戈瓦的袜子[4]、德瓦盖[5]、马岛战争、班戈牌巧克力粉早餐”。但这些并不是“真正的记忆”，我们在继续“唤起另外一些东西——时代的标记”。我们可能会对最后这句话感到有些惊讶，它似乎包含着某种哀悼。在《岁月》中，当埃尔诺以清单的形式，从书的开头到结尾，唤起她想要“拯救”的记忆，或者当她根据一种累积的顺序提到时代的新事物、一些新品牌时，似乎确实采取了类似佩雷克的方法。当读者也认出这些事物时，会被感动。 维持并传递对一种经验的记忆，这一愿望会碰到另一个问题，无疑也是最强有力的问题，就像《耻辱》的叙述者所写到的：“1995年我所是的这个女人，无法替代1952年的那个姑娘，那个姑娘只认识她的小城、她的家庭和她的私立学校，只有一些匮乏的词语可以使用。真正的自身的记忆是不存在的。”用什么样的形式才能让曾经所是的经验变得可感？用什么样的形式才能表达日常的有意识的记忆（而不是一种无意识的惯习）？如何才能重新经历，并使之复活，就好像经验仍在眼前？如何才能从所记得的事物走向真正的记忆？ 在埃尔诺那里，当然是通过从个体记忆到集体记忆的过渡来克服这些障碍的，但也是通过在同一部作品中让流畅的、几乎是流动的写作（流逝的、带走一切的时间的形象）和碎片化的写作（经验的喷涌和非连续的形象）联合来实现的。这种碎片化以两种方式实现：清单的方式（尤其是列举物体的清单）和通过描写照片而实现的停顿的方式。因此，从个体记忆到集体记忆的过渡所展现的仍是经验。在评论一张一九五五年摄于圣米歇尔寄宿学校花园的照片时，叙述者宣称： 尽管在现在的这位棕发女人身上，人们认不出海滩上那个编着发辫的小姑娘，因为小姑娘也有可能变成一个金发女人。但正是这个棕发女人，而不是金发女人，承载了这个身体的意识，带着她独一无二的记忆。此刻，通过这张照片里戴着眼镜的十四岁少女的知觉和感受，当下的写作找回了滑落在五十年代的某种东西，捕捉到了个体记忆的屏幕上所映出的倒影。 自传的所谓无人称性是徒然的，它仍是从叙述者的身体、知觉、意识出发。我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本雅明关于“讲故事的人”的文章。[6]文中，本雅明区分了小说和叙事（由一个叙述者来完成），后者是以口语和身体为基础的，目的是传递一种经验，讲述者保证这是切身体验。这种叙述来自“实践意义”，它包含着某种不是信息性而是指示方向的东西。它不是要为一系列相互链接的事件提供明确的解释，而是提供一种使用说明。它处于小说的对立面（从小说的传统摹仿论来看），小说倾向于根据功能逻辑组织其材料，是解释性的。小说寻找并传输原因和理由，它重视意义，因此不能够传递日常经验。日常经验不是知识领域，而是实践领域。传递经验，复现经验，让经验复活（就像家庭聚餐中的男人们高声讲述他们所看到的战争那样），要求人的身体、情感、思想都调动起来。 因为这涉及到讲述的问题，涉及到让必要的、已然存在的经验变得可感的问题，就像埃尔诺很快就觉察到的，这是“生活与文学之间最小的差异”。为了传递一种经验，必须要能确保这是切身体验。如果集体记忆使人得以超越与个体记忆相关的障碍，那么求助于个人经验也为确立和传递集体经验提供了可能性。 在《岁月》中，特别打动我们的是谈及六八事件的方式。事实上，我们在此看到了一个原型般的范例。在集体记忆看似一下子就呈压倒之势时，个体记忆会任由自身被历史、被集体记忆的制度化形式所覆盖。然而当《岁月》谈及这一时期时，所有的意义就在于它诚实地讲述了叙述者的经验（当然是隐藏在无人称的“大家”这一代词之后的）。当时叙述者不在巴黎，并且像很多人一样，为家庭和职业的种种问题忧心，这些忧虑使她无法对正在发生的事件有一个即时的估量： 后来，记者和历史学家们都争相忆起六八年五月事件的前几个月，皮埃尔·维安松-庞特在《世界报》上所说的一句话：法国感到厌倦了！人们很容易发现那时的自己的黯淡形象，充满无尽的苦闷。[……]并且可以肯定，这个凝固在统一的灰暗中的世界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的。电视通过传播一成不变的图像、配上演员们匮乏的语言，建立起一个关于六八事件的不变的版本。它强加给人一种印象：就是那一年，所有人都处于十八岁和二十五岁之间，人们用手帕蒙着脸，朝武装警察扔石块。在相机拍摄的图像的反复强调下，人们会压抑自己所亲身经历的五月的形象，那形象既不是众所周知的样子——那个周日的火车站广场空空如也，没有旅客，报亭也是空的；也没什么光荣而言，那时我们害怕现金短缺（人们争相去银行提款），害怕汽油特别是食品短缺，饥饿的记忆让我们把家乐福的购物车塞得满满的。 关于个体经历与制度化的集体记忆之间的差异，远在这段话之前，我们就读到过一个类似的评述： 她的生活与历史没有任何关系，然而历史的痕迹仍然被寒冷的感觉和三月的阴霾天气所固定下来——矿工罢工——带着五旬节周末的潮湿——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的死……历史事件的时间也就是社会新闻的时间，那不是她自己的时间。 通过这些例子，《岁月》这部书显现出一种了不起的独创性。我们常把它作为集体记忆的叙述来阅读，但其实它更让我们去感觉共同经验能够多么深地在历史之外被我们所共有——这就是它的全部力量。如果这本书是对集体日常生活经验的记忆的书写，正是因为它不是一幅突兀的历史画卷，而是通过日常经验对集体的捕捉。 我们可以借助《岁月》的最后一句话来总结上述思考。当想起柏林墙倒塌后的一九九〇年代时，叙述者宣称：“某种难以捉摸的东西把我们带走了。经验空间失去了它熟悉的轮廓。”最好的说法就是，《岁月》的全部挑战是让经验空间的变化及其所有内涵变得可感。本文缓慢的论证过程重申了埃尔诺以一个简明的短语表明的东西：传递经验的记忆并使之可感，这就是“书写生活”[7]。[1] 原文为Palimpseste，指可以反复书写的羊皮纸本，用化学方法可使原迹复现。[2] 法国作家乔治·佩雷克（1936—1982）于1973年出版了一部形式独特的作品《我记得》，其中列举了自己从10岁到25岁之间的480个记忆片段。[3] 爱德华-让·昂潘（1937—2018），比利时商人、昂潘-施耐德电气公司总裁。[4] 皮埃尔·贝雷戈瓦（1925—1993），密特朗任总统时的法国总理，因受贿丑闻自杀身亡。喜穿色彩极鲜艳的袜子。[5] 阿兰·德瓦盖（1942—2018），法国化学家、参议员，曾提出1986年大学改革方案。[6] 瓦尔特·本雅明《讲故事的人：论尼古拉·列斯科夫》（1936），收入《本雅明法语作品集》，巴黎：伽利玛口袋本系列，2003年，264至298页。——作者注[7] 法国伽利玛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一部收入埃尔诺大部分作品的合集就以“书写生活”为书名，共1088页。Welcome to DawanArt Isla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