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作者林乾良
图注：多伦多《明报》报道林乾良出版《长寿皇朝》
我于1950到1955年在浙江大学医学院学习，毕业后留在附属医院当外科医生。1956到1959年我参加卫生部在上海办的西医脱产学习中医班，仍记得该班学员六十人，来自华东地区六省一市。毕业后我原定返回原省，但上海向卫生部提出留我与孙弼纲二人，于是我迟了半年才回到杭州，参建浙江中医学院，担任中药教研室主任。我曾任《中药学》华东区统编教材主编、全国《中药学教学参考资料》编委。在浙江，我担任八个省级学会的正、副会长，古稀后渐退，如今仅浙江省甲骨文学会还在任。
上海中医研究班受卫生局中医处的领导，大家都十分重视、全力以赴，除正课外时常开展专题讲座；临床带教时，几乎全市名医都踊跃参加，极大地开阔了学员们的视野。也是在这时，我得到了两位恩师的特别教导，一位是原杭州基督教青年会主任、金石书画家朱孔阳，时任上海医史博物馆负责人；一位是上海中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孟河学派丁甘仁的裔孙丁济民，时任中华医史学会副会长。在他们的引导下，我开始对医学史、医药文物、医林人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终生研究。中药学有部历代闻名的巨著——《新修本草》，其中收了多种食品，包括茶。若论茶，《新修本草》中的内容比首部茶学专著《茶经》还要早几十年。从此，在钻研《新修本草》的过程中我又深入到食疗领域，并被邀往全国食疗学习班讲学。自1983年首届“全国茶与健康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我提出“茶疗”以来，十五年磨一剑，最终著成《中国茶疗》一书。该书至今已有中文四版，并被译为英、法、波兰、捷克等四种语言在海外流行。
1985年我首次赴日本讲学，当时由浙江中医学院院长何任讲《金匮要略》，我讲“动物类药物的临床应用”。由于我国没参加国际出版协定，各国互相出译文，政府一概不管，因此初到日本时，我并不知道东京自然社已将我的《养生寿老集》(1982年上海科技出版社)译为日文，改名《不老宝典》出版了。一位记者为此抱不平，批评了出版社的社长，并带着他到会上见我。社长送了我两本日语版《养生寿老集》，并请日本汉方(即中医)名流间中喜雄与张珑英在会上郑重介绍此书，导致当天数十人买书来请我签字，忙成一团。这件事被东京医学会（西医）的领导知道了，经研究后他们邀请我去该学会讲学，这次讲学也令我终生难忘。听众近两百人，全是白发苍苍的老西医，却由我一个才55岁的中年人讲“中医的养生学与老年医学”。现场气氛热烈，掌声此起彼伏，邀请我们去讲学的单位大为兴奋。
美国有位台湾药学家许鸿源，系早期日本药学博士，在台提炼中药发家后移民美国。在美国，他仍办药厂；又立美国汉方研究所，兼科学研究、讲学与临床诸用。许公于1989年初请我去讲学半年，后我主持了六次讲座，并参与所里的各项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发现外国人学针灸易而学处方难。我曾对经方医圣张仲景《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中的用方详加研究，发现每方用药多在五至七味之间；我曾与上海中医学院施杞等人同往多省，调查赤脚医生的处方，发现每方用药比经方还要少一两味。结合过去的调研结果，我第二次给外国人讲“简易效方”时，共介绍24张方子，均为单方或二至四味药合方，桂枝汤、五苓散这类五味药组方者均被剔除。所选方，不但简易，而且要疗效可靠。这一讲获得了极佳的效果。有两个外国人听毕正想回家，但都觉得这次听课收获很大，两人特地又回研究所向所长许公表示感谢，这其实是表达对我的赞许。研究所当然非常高兴，第二天即向我发奖。由于早年我曾对处方配伍的理论与原则详加研究，并在《江苏中医》上连续发表论文，所以这次回国后，我进一步从简、易、效的原则出发，选取用药一至五味之古今方，结合药、方、临床等知识与科学研究，撰写了《简易效方》一书，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发行。
中药应用有个重要的规律，即某两药合用可发挥不同之效果。如最常用的麻黄，得桂枝而辛温解表，得杏仁则平咳化痰，得甘草则利水化湿。我很早就发现这规律，并称之为“搭档配伍”，在教学中每每道及。后来，秦伯未称之为“药对”。在美时，曾与许公谈及此事。许公特别重视，当即提出要和我合作出一本《药对》，后来该书也成为该所第三本专著，遍发各国之中医机构。
我从上海中医研究班毕业后，得上海中医学院看重，因此多留了近半年。当时陆瘦燕教授是中国针灸学会会长，在这半年期间，蒙他看得起我，两次来宿舍要我把行李搬到他家，并称“食宿免费”。参加门诊时陆老诊金一元两角，她夫人一元，我有八角！不过我个人兴趣在理论、内科与医史。虽与他缘浅，然我在针灸方面仍有两篇论文。得益于这段经历所学到的针灸知识与技术，我在1995年秋会见多伦多的陈建宏时，我们都深感相逢恨晚。陈建宏是当地最大的中药店——宝寿堂的老板，他善于经营，在大多伦多地区有六家连锁店。他的门店不仅经营中药而且均设有门诊，常开讲座弘扬中医。他的门诊要求针药并通的医生，我正是合适的人选。他给我最优待遇，即诊金全归我；而且有人拿我的方到他的六家门店配方时，每剂奖我2加拿大元。他还联系了当地市广播台，每周五晚上由我讲中医半小时，其中包括七八分钟的答疑，以及为一名听众线上开方。一次课毕，我到店中取遗忘之物，店员看到我即说：“您刚刚讲的方子已经有两个人来配过方了。”听众反应之热烈令人感动。那时，我在加拿大虽逗留一年，可认识陈建宏较晚。四个月后，我苦思中国，决意归来。他怎么挽留也无用，说是“伤心至极”。
除向海外大力弘扬中医药外，我还积极参与其余“两大国粹”的传播。台湾同胞将京剧、书画印和中医药合称为“三大国粹”，在大陆并无此称呼。
我出生于国石“寿山”的故乡福州市，七岁便知弄墨、治印，后来我成了西泠印社的资深社员。由于我能刻印、会书画，我在各国期间艺术方面的事业也开展得如火如荼。一次，我同许公说起，我与移民美国的西泠印社社员徐云叔想在纽约办个书画印展，我已将展品40件带来了，但遗憾费用太高所以未能举办。许公发家后亦颇留意收集美术品，后来由他为我办展，我送了他两三件作品。此展竟有多家中外报纸专访后发表大篇文章，表扬有加。
洛杉矶华人曾邀请我讲“中国印”，因有外国听众，最好要用英文讲，这自然难不住我。当时座无虚席，近千人听讲。第二天，他们联合请我以书画印为中心，每周讲两次，每次两学时。大半的听众都有高级职称，我甚以为荣。通过这批学生，我得以经常到加州各市讲学，内容很广，涉及汉字、书画、篆刻、中医、茶文化、京剧等。
1956年在上海中医研究班进修时，我每周日都会陪山东、江苏等地的老同学到大世界观京剧，在他们的引导下我竟成为了能唱生、旦、净的票友。在美国时，有次许公的汉方研究所请客，我一时兴起唱了一段京剧，不料大为轰动，他们又请我连唱两折才罢。自此，所内盛传我是“精通三大国粹”之人，常被许公邀赴华人之会，每宴必唱京剧。
1993年我到美国探亲，多家请我门诊，由于要每日上班，我推辞了。这段时间我常常沉浸在博物馆、图书馆，或者遍访台湾同胞办的京剧票房。许多琴师认为我是“祖师爷赏饭吃”，宜专攻净行(大花脸)，一时我声名大噪，人家登台常邀我作配角，如《空城计》中的司马懿一角。
多伦多京剧社是海外第一票房，我曾就此撰《海外第一票房——多伦多国剧社》一文发表于《中国京剧》。在加拿大半年多，每周必往两次。1984年的盛大公演，共有四出戏，其中第一出就是我主演的《探皇陵》，这是“铜锤花脸”这一行最出名的一出。另外，这次公演我还与上海著名生角黄正勤同台演《玉堂春》，我站他左侧饰“门子”，这出是压轴戏，拉琴的是海上名家林宗褆（温州人）。
我的师兄马国权是中山大学教授，古文字专业的学者。他移民至多伦多，因此在异国他乡，我与他共研甲骨文与书画印。在加拿大时，我曾应邀主持多伦多群艺馆书法班一年，开过个人书画印艺术展一次，到多伦多大学讲京剧（包括唱、演）一次。我还经常应邀在华人聚会讲学，一半讲中医药与针灸；一半以“大家拿起杯子喝茶”作开场，引出源于中国而广泛流传全世界的两大文化：茶与瓷。
1989年我在美国曾出版了一本《药对》，1995年在加拿大我又出版了一本《长寿皇朝》。加拿大法定文字是英文和法文，因此我的病人中有不少法国人。我虽未学法文，但可用英文与之交流，其中不少人收藏过我一两件书画印。我记得有位法国人，在加拿大买了几个岛，岛上有全套水、电，可以观景、钓鱼、赏鸟。我曾为他画过一岛，兼用国画与水彩笔法，众皆称妙……93岁老翁回忆至此，不觉神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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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乾良
编辑：潘怡婷
排版：sansan
新媒体编辑：徐天
新媒体审校：岳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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