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我们常常困扰于负面情绪和经历，如脆弱、羞耻、恐惧和自卑，甚至认为正是这些不完美，让我们身陷囹圄，阻碍了我们的成长和对幸福的追求。但是在布琳·布朗看来，正是我们自身的脆弱赋予我们力量，“在充满危机和不确定的路上，当自我拉扯、纠结、恐惧缠绕你时，人生不完美的‘礼物’不期而至，拥有它们会让你全心投入生活。”
布琳·布朗在TED的经典演讲
休斯顿大学社会工作研究院的研究教授布琳·布朗博士，作为TED最受欢迎的五大演讲者之一，《脆弱的力量》这一震撼心灵的演讲，获得了全球4300万人点击聆听。小编将此次演讲的精华部分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当我还是个年轻的博士研究生的时候，第一年，有位研究教授对我们说：“事实是这样的，如果有一个东西你无法测量，那么它就不存在。”
我心想，他只是在哄我们这些小孩子吧。我问：“真的吗？”他说：“当然。”
我，有一个社会工作的学士文凭，一个社会工作的硕士文凭，我在读的是一个社会工作的博士文凭，所以我整个学术生涯都被“人”所包围。他们大抵相信生活是一团乱麻，且接受它。而我的观点则倾向于，生活是一团乱麻，解开它，把它整理好，再归类放入便当盒里。
我觉得我领悟到了关键，有能力去创一番事业。社会工作的一个重要理念是置身于工作的不适中。而我就是要把这不适，翻个底朝天，每科都拿到A。这就是我当时的信条。
我当时真的是跃跃欲试。我想这就是我要的职业生涯，因为我对乱成一团，难以处理的课题感兴趣。我想要把它们弄清楚，我想要理解它们，我想闯入那些我知道是重要的东西把它们摸透，然后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呈献给每一个人。
所以我的起点是“关系”。
因为当你从事了10年的社会工作，你必然会发现，关系是我们活着的原因，它赋予了我们生命的意义。就是这么简单，无论你跟谁交流，在社会执法领域工作或在卫生组织工作，负责精神健康、虐待和疏于看管领域的也好，我们所知道的是，从生物神经上，我们将“关系”设定为是种感应的能力。所以我就从关系开始。
下面这个场景我们再熟悉不过了，你的上司给你作工作评估，她告诉了你37点你做得相当棒的地方，但是，还有最后的一点，你还有一些成长的空间……
然后你满脑子都想着那一点成长的空间，不是吗？这也是我研究的一个方面。当你跟人们谈论爱情，他们告诉你的是一件让他们心碎的事；当你跟人们谈论归属感，他们告诉你的是最让他们痛心的被排斥的经历；当你跟人们谈论关系，他们跟我讲的是如何被断绝关系的故事。
在大约开始研究这个课题6周以后，我遇到了这个前所未闻的东西，以一种我不理解也从没见过的方式揭示了关系。所以我暂停了原先的研究计划，对自己说，我得弄清楚这到底是什么。
它最终被鉴定为羞耻感。
羞耻感很容易理解，即害怕被断绝关系。有没有一些关于我的事，如果别人知道了或看到了，会认为我不值得交往？
我要告诉你们的是：这种现象很普遍，我们都会有这种想法。没有体验过羞耻感的人不具有人类的共情或关系。没人想谈论自己的糗事，你谈论的越少，你越感到可耻。
滋生羞耻感的是一种“我不够好”的心态。我们都知道这是个什么滋味：“我不够……我不够苗条，不够有钱，不够漂亮，不够聪明，职位不够高。”而支撑这种心态的是一种刻骨铭心的脆弱，关键在于要想产生关系，我们必须让自己被看见，真真切切地被看见。
我对脆弱的痛恨，有目共睹。
所以我思考着，这次是轮到用我的标尺去击溃它了。我要闯入进去，把它弄清楚，我要花一年的时间，彻底瓦解羞耻，我要搞清楚脆弱是怎么运作的，然后我要智取，胜过它。所以我非常兴奋，认为自己准备好了。跟你预计的一样，事与愿违。归根到底，这也许是我从事研究的数十年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了。我预计的一年研究变成了六年，成千上万的故事，成百上千个焦点集中的采访，还有别人发给我相关的期刊报道，发给我他们的故事。就在这六年中，通过不计其数的数据，我大概掌握了它。我大概理解了这就是羞耻，这就是它的运作方式。
我写了本书，我出版了一个理论，但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如果我粗略地把我采访过的人分成具有“自我价值感的人”，他们勇于去爱并且拥有强烈的归属感。另一部分则是为之苦苦挣扎的人，总是怀疑自己是否足够好的人。区分那些敢于去爱并拥有强烈归属感的人和那些为之而苦苦挣扎的人的变量只有一个，那就是，那些敢于去爱并拥有强烈归属感的人相信他们值得被爱，值得享有归属感，他们相信自己值得。
而对于我，那个阻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困难的部分，是我们对于自己不值得享有这种关系的恐惧。无论从个人还是职业上，我都觉得我有必要去更深入地了解它。所以接下来，我找出那些认可自我价值的采访记录，集中研究他们，这些人有什么共同之处。
我有一个牛皮纸文件夹，还有一支三福牌记号笔，我心想，我该怎么给这项研究命名呢？第一个蹦入我大脑的是“全心全意”这个词。“这是一群全心全意，靠着一种强烈的自我价值感在生活的人们。”所以我在牛皮纸夹的上端这样写道，而后我开始查看数据。
刚开始，花了四天时间集中分析数据，我从头找出那些采访，找出其中的故事和事件。主题是什么？有什么规律？我丈夫带着孩子离开了小镇，因为我老是陷入像杰克逊·波洛克（美国近代抽象派画家）似的疯狂状态，我一直在写，完全沉浸在研究的状态中。
下面是我的一些发现。这些人的共同之处在于“勇气”。我想在这里先花一分钟跟大家区分一下“勇气”和“胆量”。勇气，最初的定义，是从拉丁文cor，意为心，演变过来的。最初的定义是向大家全心全意讲解你是谁。所以这些人就具有勇气，承认自己不完美。他们首先对自己，其次对他人，具有同情心。因为，我们如果不能善待自己，我们也无法善待他人。最后一点，也是很难做到的一点，他们都能和他人建立关系。建立关系的前提是他们必须坦诚，他们愿意放开自己设定的那个理想的自我以换取真正的自我，这是赢得关系的必要条件。
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全然接受脆弱。他们相信，让他们变得脆弱的东西，也让他们变得美丽。
他们不认为脆弱是寻求舒适，也不认为脆弱是钻心的疼痛。他们只是简单地认为脆弱是必须的。他们会谈到愿意先一步说出"我爱你"，愿意做一些没有必然结果的事情，愿意在做完乳房X光检查之后等待医生的电话，他们愿意为情感投资，无论有没有结果。他们觉得这些都是最根本的。
于是我崩溃了。我称它为崩溃，我的心理医生称它为灵魂的觉醒。灵魂的觉醒当然比精神崩溃要好听很多，但我跟你说那的确是精神崩溃。然后我不得不暂且把数据放一边，去求助心理医生。当你打电话跟你朋友说：“我觉得我需要跟人谈谈。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我大约有五个朋友这么回答：“喔~我可不想当你的心理医生。“我说：“这是什么意思？”他们说：“我只是想说，别带上你的标尺来见我。”我说：“行。”
就这样我找到了一个心理医生。我跟戴安娜的一次会面，我带去了一份表单，上面都是那些全身心投入生活的人的生活方式，然后我坐下了。
她说：“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一个治疗心理医生的心理医生，我们不得不去看这些心理医生，因为他们的废话测量仪很准（知道你什么时候在说真心话）。所以我说：“事情是这样的。我很纠结。”她问：“你纠结什么？”我说：“嗯，我跟脆弱过不去。而且我知道脆弱是羞耻和恐惧的根源，是我们为自我价值而挣扎的根源，但它同时又是欢乐，创造性，归属感，爱的源泉。所以我觉得我有问题，我需要帮助。”我补充道：“但是，这跟家庭无关，跟童年无关。我只需要一些策略。”
戴安娜的反应是这样的（一脸平静）。我接着说：“这很糟糕，对吗？”她说：“这不算好，也不算坏。它本身就是这样。”我说：“哦，我的天，要悲剧了。”
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悲剧果然发生了，但又没有发生。有些人，当他们发现脆弱和温柔很重要的时候，他们放下所有戒备，欣然接受。
我要声明，一，这不是我。二，我朋友里面也没有这样的人。对我来说，那是长达一年的斗争。是场激烈的混战。脆弱打我一拳，我又还击它一拳。最后我输了，但我或许赢回了我的生活。
然后我再度投入到了我的研究中，又花了几年时间，真正试图去理解那些全身心投入生活的人，他们做了怎样的决定？他们是如何应对脆弱的？为什么我们为之痛苦挣扎？我是独自在跟脆弱斗争吗？
不是的。
这是我学到的：我们麻痹脆弱。
因为我想知道大家都是怎么想的，我在Twitter微博和Facebook上发布了一条状态，“你怎样定义脆弱？什么会让你感到脆弱？”在1个半小时内，我收到了150条回复。回复中有不得不请求丈夫帮忙的，因为我病了，而且我们刚结婚；跟丈夫提出要做爱，跟妻子提出要做爱，被拒绝；约某人出来，被拒绝；等待医生的答复；被裁员；裁掉别人……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我们活在一个脆弱的世界里。我们应对的方法之一是麻痹脆弱。
我觉得这不是没有依据的，也不是依据存在的唯一理由，我认为我们当代问题的一大部分都可以归咎于美国历史。我们是欠债最多，肥胖，毒瘾、用药最为严重的一代。问题是，我从研究中认识到，你无法选择性地麻痹感情。你不能说，这些是不好的，这是脆弱，这是悲哀，这是羞耻，这是恐惧，这是失望，我不想要这些情感。我要去喝几瓶啤酒，吃个香蕉坚果松饼。我不想要这些情感。
你无法只麻痹那些痛苦的情感而不麻痹所有的感官，所有的情感。你无法有选择性地去麻痹。当我们麻痹那些消极的情感，我们也麻痹了欢乐，麻痹了感恩，麻痹了幸福。然后我们会变得痛不欲生，我们继而寻找生命的意义，然后我们感到脆弱，然后我们喝几瓶啤酒，吃个香蕉坚果松饼。危险的循环就这样这形成了。
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件事是我们是为什么，怎么样麻痹自己的。这里指的一定不是吸毒。我们麻痹自己的另一个方式是把不确定的事变得确定。宗教已经从一种信仰、一种对不可知的相信变成了确定。我是对的，你是错的，闭嘴。
我们越是害怕，我们就越脆弱，然后我们变得愈加害怕。这件就是当今政治的现状。探讨已经不复存在。对话已经荡然无存。有的仅仅是指责。你知道研究领域是如何描述指责的吗？一种发泄痛苦与不快的方式。我们追求完美。如果有人想这样塑造他的生活，那个人就是我，但这行不通。因为我们做的只是把屁股上的赘肉挪到我们的脸上。这真是，我希望一百年以后，当人们回过头来会不禁感叹：“哇！
我们想要，也是最危险的，是让我们的孩子变得完美。
让我告诉你我们是如何看待孩子的，从他们出生的那刻起，他们就注定要挣扎。当你把这些完美的宝宝抱在怀里的时候，我们的任务不是说：“看看她，她完美的无可挑剔。”确保她保持完美，保证她五年级的时候可以进网球队，七年级的时候稳进耶鲁。那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的任务是注视着她，对她说，“你知道吗？你并不完美，你注定要奋斗，但你值得被爱，值得享有归属感。”这才是我们的职责。用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一代孩子，我保证我们今天有的问题都会得到解决。
我们假装我们的行为不会影响他人，不仅在我们个人生活中，在工作中也一样。无论是紧急救助，石油泄漏，还是产品召回，我们假装我们做的事对他人不会造成什么大影响。我想对这些公司说：嘿，这不是我们的一次牛仔竞技。我们只要你坦诚地，真心地说一句：“对不起，我们会处理这个问题。”
但还有一种方法，我把它留给你们。这是我的心得：卸下我们的面具，让我们被看见，深深地被看见，即便是脆弱的一面，全心全意地去爱，尽管没有任何担保。
这是最困难的，作为一名家长，这个非常非常困难——带着一颗感恩的心，保持快乐，哪怕是在最恐惧的时候，哪怕我们怀疑：“我能不能爱得这么深？我能不能如此热情地相信这份感情？我能不能如此矢志不渝？”在消极的时候能打住，而不是一味地幻想事情会如何变得更糟，对自己说：“我已经很感恩了，因为能感受到这种脆弱，这意味着我还活着。”
最后，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相信我们已经做得够好了。因为我相信当我们在一个让人觉得“我已经做得足够好了”的环境中打拼的时候我们会停止抱怨，开始倾听，我们会对周围的人会更友善，更温和，对自己也会更友善，更温和。
这将是我们所做的最勇敢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