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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办）总干事、《财经》杂志总编辑王波明，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批留学生之一。
1985年，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金融专业毕业后，王波明入职华尔街的纽约股票交易所，成为经济研究部的一名分析师。 留美时，王波明等发起了“中国旅美商学会”，成员有日后担任证监会副主席的高西庆、曾任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的李青原等。期间，还结识了不少赴美考察、具有改革意识的学者和官员，如王岐山、周小川、张晓彬等。
联办的成立
1988年9月，中国股市筹建正式启动的标志性事件——北京万寿宾馆会议（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举行，会议由时任中农信总经理的王岐山和时任中创总经理的张晓彬发起。刚刚从美国回来不久的王波明，被康华的副总贾虹生带到了会上，介绍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情况。
“我们当时刚回国，本来就要干这个事，听到有这么具体的方案说要建立北京股份交易所，我都很吃惊。”王波明回忆道，“我就把纽约股份交易所的筹资功能、在美国证券市场的层级以及它的监管模式大概说了说。”
会后，王波明参与撰写了证券市场的白皮书《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并于1988年11月，与张晓彬、周小川、高西庆等，向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的姚依林汇报了关于建立证券交易所的建议。“姚依林同志做的总结，他说这个事儿看起来叫时机不成熟。他说这句话，所有人就‘一下发凉’，但是他马上接了一句话：‘但是，这件事非干不可，而且要紧锣密鼓地干。’”
1989年3月，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后更名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正式成立，王波明为副总干事。联办以“民间发起，政府支持”的形式，让证券交易所的筹建进入实操阶段，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证监会的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证券市场白皮书
对于参与撰写证券市场白皮书的问题，王波明回忆：“1988年我刚回国，被拉到了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 研讨会由人民银行召集，时任人行计划司司长宫著铭主持。时任人行副行长刘鸿儒参加，民间发起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时任中创公司总经理张晓彬 ，另一个就是时任中农信总经理王岐山同志。在那次会上，王岐山和张晓彬提出要建立北京股票交易所。我们当时刚回国，本来就要干这个事，听到有这么具体的方案说要建立北京股份交易所，我都很吃惊。
参会的部门有很多中央部门，有国家体改委、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中心、人民银行，还有财政部。会议由人民银行主持，当时金融体制改革的泰斗，刘鸿儒听了大家讲了以后，最后结论是：觉得应该试一下。所以刘鸿儒说，听明白了你们的说法，但是这个事太大，不仅我做不了主，人民银行也做不了主，所以你们必须得再进一步写个建议书，直接报中央来批准。
我本来准备去康华公司，王岐山跟康华的副总贾虹生说，你先别让波明去你们那儿了，他还是留下来起草关于建立中国资本市场的建议书。所以我就留下来。
当时很多人也都参加了那个过程，白皮书后头有个名单，中国这边比较具有改革思想的人们来参加了建议书的起草。
写出来以后，科委副总干事吴明瑜，把建议书送到当时中央最高领导层，这个建议书对后来资本市场的发展确实起了不少作用，相当于在最高层拿到了认可。 现在看起来，《中国资本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是中国资本市场创建的蓝图。
印象深刻的两个事
对于过往，王波明印象最深的两个事：
一是中国的改革规律是渐进式，交易所、证监会、公司法到证券法的相继出台，资本市场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完善。“先给它做起来，然后倒逼（发展）。” 二是监管与市场的关系，“过去，政府担心价格、担心市场涨跌，低了也不行，高了也不行。”王波明说，“在这30年的节点，政府慢慢地把这个事儿想通了：怎么能够让它市场化，最近出台的注册制就是好东西。”
备注：2023年2月17日，证监会发布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相关制度规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全面实行注册制是涉及资本市场全局的重大改革。内容涵盖发行条件、注册程序、保荐承销、重大资产重组、监管执法、投资者保护等各个方面。主要内容包括：一是精简优化发行上市条件。坚持以信息披露为核心，将核准制下的发行条件尽可能转化为信息披露要求。各市场板块设置多元包容的上市条件。二是完善审核注册程序。坚持证券交易所审核和证监会注册各有侧重、相互衔接的基本架构，进一步明晰证券交易所和证监会的职责分工，提高审核注册效率和可预期性。证券交易所审核过程中发现重大敏感事项、重大无先例情况、重大舆情、重大违法线索的，及时向证监会请示报告。证监会同步关注发行人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板块定位。同时，取消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和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三是优化发行承销制度。对新股发行价格、规模等不设任何行政性限制，完善以机构投资者为参与主体的询价、定价、配售等机制。四是完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制度。各市场板块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统一实行注册制，完善重组认定标准和定价机制，强化对重组活动的事中事后监管。五是强化监管执法和投资者保护。依法从严打击证券发行、保荐承销等过程中的违法行为。细化责令回购制度安排。此外，全国股转公司注册制有关安排与证券交易所总体一致，并基于中小企业特点作出差异化安排。 关于《财经》杂志
1998年，《财经》创刊，这一事件在中国新闻进程中，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彼时，《财经》还不是一份拥有独立刊号的杂志，而只是《证券市场周刊》的月末刊，1998年4月18日面世的第一期，刊名也并非后来为人所熟知的《财经》，而是《Money》。这一期杂志的封面报道题为《谁为琼民源负责?》，以一篇调查性报道作为创刊号的封面，在中国新闻界并不多见。这也预示着，这注定是一家以批评性报道著称的媒体。 “联办”主任王波明，是《财经》的总编辑。这本新创杂志的主编是《中华工商时报》的国际部主任胡舒立。跟随胡舒立参与《财经》创刊的人并不多，王烁是其中之一。“当经济列车隆隆向前的时候，我们将关注在车头里的人们，我们深知，他们的思想、策略和手法，将深刻地影响到前进的速度和方向；我们将关注车厢里的人们，不管他们坐的是软卧还是硬座，哪怕只是手持一张站票，我们知道，经济成就的意义，就在于绝大多数人福祉的进步；我们将眺望前进的方向，也将审视向远方逝去的轨道。我们相信，反省过去是通向未来的桥梁；我们为诚实的成功者鼓掌，我们也向经济生活中被损害者和被侮辱者伸出手掌，我们认为，转型的欢乐与痛苦应由公正的规则来衡量。”这段文字诠释了《财经》的使命，成为《财经》成长史上的一段重要表达。2000年10月，《财经》以独立刊号独立出版，不再作为《证券市场周刊月末版》。这一期杂志的封面报道，是“基金黑幕”。此后的2001年，《财经》接连推出“股市忧思录”、“庄家吕梁”、“谁在操纵亿安科技”、“银广夏陷阱”等重磅报道，更巩固了其在资本市场报道，尤其是批评性报道中的领军地位。2003年，《财经》在国内媒体中率先报道“非典”肆虐真相，并凭借SARS系列调查获“2003年度国际调查新闻奖”荣誉提名。“兴衰”、“卢万里案真相”、“马招德卖官链”的报道，将触角伸向反腐和法治领域。这标志着《财经》作为一家财经媒体，已成为中国政经、社会报道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2007年首期，刊出重磅调查《谁的鲁能》，其调查报道的深度和声望都达到顶峰。![]()
在很大程度上，“联办”的特殊背景和王波明、胡舒立等人的特殊经历，给这份杂志赢得了其他媒体不可比拟的言论尺度和报道空间。 然而，《财经》也不能超越大国国情…《财经》创刊15周年晚宴上，王波明忆及往事，《财经》创刊号的封面报道《谁为琼民源负责?》发表之后，时任副总编辑的戴小京，在证监会写了一个星期的检讨…有网友评价：《财经》长年在庙堂与江湖间上演走钢丝的平衡术，太不容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