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过年的名家太多了，有鲁迅的《祝福》、周作人的《过年的酒》、丰子恺的《过年》、老舍的《北京的春节》、梁实秋的《北平年景》、冰心的《童年的春节》等等，这些名家以其如椽之笔写民俗，写回忆，写世态人情，写生之欢乐，写别之悲凉。在这些至情至性的文章里我们可以体味到他们心中那份独有的年味。
过年是中国人心灵深处的一个结，不管是贫穷还是富贵，当年节来临时无不郑重其事。
相传有个浪荡子弟，家境原很富裕，因平日挥霍无度，到过年时就败落了，弄得好不难受，又缺柴少米。贴春联时，为了自欺欺人，他堂而皇之贴了这么一副对联：“行节俭事；过淡泊年。”隔壁邻居有意揭他的老底，在对联前面各加一字，使原对联变成：“早行节俭事；不过淡泊年。”
讽刺虽尖刻，又何尝没有劝其浪子回头之意。
宋朝宰相吕蒙正少时家贫，曾与母同住寒窑，以乞讨为生。有一年春节，他在家门前贴了副春联：“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横批为南北，意指缺一(衣)少十(食)、没有东西。
家境的困顿激励吕蒙正更加发奋苦读，终成一代名相，而这副构思巧妙的春联也窥见了这位状元宰相的才气。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桃李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可谓道尽年之意味。时至今日，社会变迁，沧海桑田，许多传统已渐行渐远，独有年仍萦绕在我们心头。它是一种情结，一种信仰抑或一种宗教。想想每年的春运在中国大地乃至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华人大迁移，也只有宗教徒的朝圣差堪比拟了。一个人、一个民族或者说人类总是需要有一些信仰支撑的，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今日科学昌盛却仍有宗教的一席之地。
然而我们还是在痛心年味已一年淡似一年了，如爆竹的燃放总在禁与不禁之间纠结，当然，嘈点最多的还是春晚了。最近十几年的春晚有些像过年时不得不吃的饺子，刚吃时觉得很好，但吃多了就成了“食之无肉，弃之有味的鸡肋”了。别无选择的我们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春晚，想说爱你不容易！”
俨然已成为新民俗的春晚自1983年开始至今已走过了41年的岁月。在这41年中它见证了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一个又一个奇迹，在这方舞台上也走出了一大批红透大江南北的明星艺人。孔子说“四十不惑”，进入壮年的春晚本该日臻成熟而入炉火纯青之境才是，然而实际的情形却只能用九斤老太的话说“一代不如一代”。如果说在上世纪九十年中期以前的春晚是全国人民的至爱，是中华民族的一道丰盛的年夜饭的话，那这之后的春晚则逐渐开始沦落。这种沦落首先是沦为商业的婢女，凭借超高的收视率和垄断地位，春晚成为了某些利益集团的吸金器。其次是诞生了一批春晚钉子户，这本是一批因春晚而走红的明星艺人，然而客大欺店，这批艺人凭借其超高的人气和不菲的广告价值成为春晚吸金器的助推器，其创作力却日益枯竭，固而被调侃为从前春晚的梗可以让人民乐一年，而今却专拾网络旧梗的牙慧。第三，春晚被官方默认为能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新民俗，自然也就日益庙堂化而远离江湖了。从这层意义上说，春晚的导演其实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差事，其近商和近官的本质决定了任何人都只能戴着镣铐跳舞。只是商和官满意了，老百姓却不满意，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了芸芸大众的关注，春晚最终只能自娱自乐，所以虽处壮年却也难逃早衰的命运。
传统中国的过年有除夕守岁的习俗，这一天也是进行年终总结的时候，什么烦心事、窝心事都要在这一天讲完而将全新的希望留到新的一年，所以新年初一到十五就有许多讲究和禁忌了。这种习俗的确体现了先民的睿智与乐观。然而现在的春晚却歌舞升平有余而直面人生的勇气不足，如曾经深受人们喜爱的语言类节目就因失却了讽刺批判的锋芒而屡遭诟病。这一方面体现了文化发展的不自觉性，另一方面也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一个内心强大的民族是不惧讲真话的，是敢于面对不足的，也是敢于批评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之言可谓至理。
近商也好，近官也罢，其实并不具有原罪，关键是还需近民才行，而文化发展的真正意义就在于激发深藏于我们内心的文化认同感，使每个人都找到心灵的归宿，这也是一个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底气所在。
“年年岁岁花同样，岁岁年年人不同。”年之于我们是回归传统还是与时俱进建立新民俗这还需未来的日子去检验。我深信，不管如何变化，中国人过年的习俗不会变，对于年味的期待，也许我们应静待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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