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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宽的席梦思大床上，印有红双喜图案的被褥温馨而喜庆；床头柜上的台灯泛着梦幻朦胧的光；床头上方挂着一幅浪漫的婚纱照，照片上的两个人笑面含春……老谢又缓慢地转过身，一眼却看到了墙上挂着的那个小巧玲珑的挂钟。就在这一霎那，老谢的喉咙里猛然间像卡了一根刺，鲠得难受。他脸上的笑容正一点点消失。因为他看到一个模糊的身影在眼前晃动。两年前，何琳在一次查体中查出肺部不规则阴影。在医生的建议下，老谢带妻子去了省级人民医院复诊，结果为肺癌，晚期。其实在这之前，妻子早已有了蛛丝马迹的症状：经常干咳，胸闷气短，身体消瘦，反复感冒发烧。可妻子没有放在心上，还以为是自己减肥过度导致的。其时的老谢正为自己晋升单位正职的事奔波忙碌，也没把妻子的毛病当成大事儿。只有晓晴，他们唯一女儿，发现妈妈的脸色不好，就提醒老谢说，爸爸，我妈好像身体出了问题，您带她去大医院看看去吧！老谢听了女儿的话，看了看瘦弱的何琳，说，好，明天我带你妈去省里检查一下。第二天，县里分管工信局的副县长的父亲去世了，老谢忙着去参加葬礼，却把给妻子看病的事儿拖了起来。这样又拖了几周，直到那次单位统一发了查体单，何琳才和同事们一起，去了县人民医院进行体检。那一年，何琳刚满45岁，是属驴的年纪，老谢48岁，本命年。当年的老谢大专毕业后，被分配到县企业局工作，后来企业局几经合并变更，成为了现在的工信局。当年的大中专毕业生还很吃香。单位里有学历的年轻人本来就不多，老谢凭着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敬业精神，很快得到领导的认可。那一年，20岁的何琳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离县城较远的乡镇工作。那一次，县里进行民营经济大普查，何琳在乡镇经委办公室，负责经济报表工作。同一个系统，一个做报表，一个审报表；一个在乡镇，一个在县直。那时的小谢颜值尚可却不善言辞，他家庭贫穷，父母都是农村，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妥妥一枚时代的凤凰男。何琳家境好，又长相甜美，心地善良，是大家眼中的“小甜妹”。当小学教师的母亲说：我看小谢话少，但心眼儿不少，这样的男孩子容易敏感；母亲说：小谢家里有两个弟弟，父母年纪又大，他负担不轻哪！何琳说：他弟弟总会长大，再说，他帮扶一下弟弟也是应该的。母亲就叹了口气，说：一家女百家求，你姑妈给你介绍的那个小伙子，各方面都比小谢强呢！何琳就生气的抹着眼泪，说：我个人的事儿我个人做主，你们别瞎掺和！没有婚纱照，没有三金。一挂鞭炮，两辆婚车，三桌酒席，一场婚礼就结束了。白色的表盘，黑色的指针，指针永不疲倦的围着表盘，周而复始，在12个时辰里熬出岁月的精彩。以至于多年之后的每次搬家，这个钟表都始终伴随着他们。当开始踏上这条河流时，每个人都心怀期待，可谁也无法预测到在这条河流的弯曲处，会有多少艰难险阻在前方等待。婚后两人就居住在镇里分给何琳的单身宿舍里。这一住，就是好几年。小谢是个顾家的好儿子，好兄长。弟弟上学、父母有病、老家盖房，林林种种，他都要出钱支助。有情饮水也不饱。何琳对生活的美好憧憬被熙熙攘攘现实碎成一地鸡毛。她终于明白了当年母亲对她说的那些话。女儿出生后，奶粉需要钱，营养需要钱，入托需要钱，看病需要钱……加上同事之间的人情往来，怎一个钱字了得！她和小谢之间有了争吵，有了冷战，有了所谓的七年之痒，十年之痛。何琳终于理解了那个“宁愿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在自行车上笑”的女孩子了。时光容易把人熬，它把小谢熬成了谢顶的老谢。把何琳从当年同事口中的“甜妹”熬成了“阿姨”。当老谢对着镜子将两鬓的白发精心地染黑时，他已经论资排辈的熬到了副局长的位子，在单位也有了相对的发言权。每次搬家，那个最初的钟表都会雷打不动的挂在卧室的墙上。二十多年过去了，除了更换电池，这个钟表竟然没有坏过。身体亮起红灯的何琳在得知自己的病情后，没有选择手术，而是在老谢的陪伴下去了海边的一个疗养院。那一年，女儿大学毕业后考编上岸。何琳就在女儿接到录取通知的那一天，离开了熬煎自己的人世的。而此时的老谢也并没有晋升成谢局长，依旧是谢副局长。就在何琳走后不到八个月，副县长把自己丧偶的小姨子程颖介绍给了老谢。那块挂在墙上二十几年的钟表就在这次装修中被摘下来，又被装修师傅不小心踩了一脚。晓晴买了一块新的钟表，挂在了老谢和程颖卧室的墙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