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丐”与“文贫”
作者：徐彬彬《平报》1941年2月
北平近年有“文贫”之名目，可以继美“文丐”矣。
“文丐”之名词，创于“五四”以后，见于新文化家、新文学家之口诛笔伐，其解释大概是卖文而无真性灵，敷衍篇幅，或粉饰表面，只以换取稿资为目的者，则昔之洋场才子鸳鸯蝴蝶固不能外，即旧京朝名士之以寿文、墓志博得酬报者，以及一般之投稿家，真知灼见迎合低趣者，皆不逃此“时代的春秋之笔”。
若论一般的状况，实在应当有此“严于斧钺，冷若秋霜”的“两字之贬”，惟心灵情感，不可捉摸，新人物的新文章，谁能保其货真价实，心口如一。谓旧者多丐性固不虚，谓新者皆可靠亦未必，要在作者各自反省，读者细心体会而辨别之。
梁任公的文章是流畅的文言，机调圆熟，古文派讥其俗滥，白话文家亦难免嫌他落伍；但是胡博士说的话最公道，任公之文，有真感情，他的词句音节处处从心坎里向外奔流，谆谆恳恳若，惟恐言之不尽，意之不达，这是可以从纸面上看到内层的，恰如汪笑侬的戏词，即在剧本上看了，亦有个酣歌当哭的伶隐摆在面前，决非标榜宗派，摹拟形迹的俗人所能比。
去年老衲在北京新闻协会讲演“文艺写作”，曾谈到“文丐”一层，以为世界上任何文豪，若说句句皆传作，从来无丐性，谁亦不信。但有以丐为当然，习与性成者分别只在于此，而所以成其为专门之丐，老实说还是知识不够。因为写东西动感情，乃有真兴趣，愈有真趣，愈有材料，岂必毫不动心而后可以卖钱也！
夫“丐”诚可厌，然何以为“丐”，则不乎“贫”？贫而为“丐”，究胜于盗劫诳诈，是又值得同情者矣。
老纳现身说法，当前清末年，我在大学堂读书，（彼时叫作京师大学堂，即民国后之北京大学。）学膳均官费，而又兼一小京官，年有三百元收入，生活优裕。及武昌义旗一举，北京局面瓦解，逃到山东，闲得一文不名，家中亦无法接济，幸亏南北各处报馆风发云源，招员征稿的启事处处可见，低头一想，或者我这支笔，倒是一条生路。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多买纸，买邮票，天津的《民意报》，济南《齐鲁公报》，上海《民权报》《太平洋报》，北京《国风日报》，有报我就投，有空我就写。
至于写的东西，说甚么“不朽名山”，有甚么“作家使命”，无非道听途说，东捃西摭，且顾眼前，聊以糊口而已。且喜文缘不错，十有九应。彼时稿费不多，以月计者不过二三十番，虽疲于奔命，而生活赖以维持，收入多少且不计，既无真性灵之可言，即不能逃于“文丐”二字，伤哉“贫”也！
吾国工商不振，事业不兴，又素重文事，世家子弟普通靑年，大概还是能动动笔杆的多，到了没有法子的时候，写点稿子试试，恰如有些粗力的人，百无门路之际，则群趋于拉车（北京叫作入胶皮团），是一样的心情。
吾常言自清末以至民初乃至现在，报社之第一功德事，即是救济文贫；虽不能说“万间广厦，尽庇无寒”，而资以举火或得到别项机缘者，实已不知其几百万人也已。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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