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六月二十五，星期二，晴
今天是农历六月二十五，大伯的周年祭期。一年的时间过去，弹指一挥间。大伯走后，前川的地由四哥个耕种，今年种了高梁，大伯在的时候，种些瓜果蔬菜、玉米棒子，每年这个时候下地，总能有点收获，而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家隔壁还有大伯的一块小菜园，也是什么都种点，每年都生机勃勃。大伯走后一年，园子里的荒草长到一人深。昨晚给大伯接完纸，我拨开荒草，在园子里走了走。星辉灿烂，夜风习习，想见大伯，也只有在梦里了。
今天上坟烧纸，天比较热，蹬倒山顶，大家已汗流浃背，气喘吁吁。我当年，记得我们和大伯就在这条路上拉着架子车往下放麦，觉得有使不完的力气。现在山上的田地早已撂荒，杂草丛生，一片青翠。青山不老，大伯常在，我们每年都会来看你。
下面是我去年今日写的一篇文章，这会再全文抄过来，发在下面，并以此怀念我的大伯，想见音容空有泪，欲听教训杳无声，我再也没有机会和大伯坐在火炉前长聊了。
早晚有这么一天，亲人会离开你。但当这一天真的来临的时候，却总觉得这不可能。接到二哥打来的电话，是天刚麻麻亮，我搂着禹儿睡觉。二哥说，大伯晚上不在了。听到这消息，我并没有失声痛哭，而是问二哥几点走的，二哥说夜里三点。挂了电话，我忽然不知道自己该干点什么。早上天凉，禹儿也被电话吵醒。给他掖了掖被子，他忽然转过身来问我，是大爷爷死了吗。我说是的，他说大爷爷怎么会死呢，就哭起来了。禹儿虽然小，但对大爷爷是有记忆的。他第一次回老家，在村口下车时，碰见大爷爷刚打完牌从小卖部出来，妻说快叫大爷爷，禹儿很响亮地喊了一声大爷爷好。大伯一边抚摸着禹儿的头，一边在上衣口袋里摸索，掏出一张钱给了禹儿说，我的娃，真乖，这是大爷爷刚才打牌赢的钱，都给你。那次我没有回老家，禹儿回来说，大爷爷给他钱了。我告诉他，你大爷爷打牌，输的时候多，赢的时候少，有时候为了输赢，还和别人争吵，居然给你这么多钱。禹儿边哭边问，大爷真的死了吗，我眼眶一热，说是真的。把禹儿抱在怀里，泪水迷蒙了我的双眼。上次去看望他，是6月20日，农历五月初三。疫情所困，我已经有四年没有回老家，后来放开，归心似箭，想立马回老家看望生病的大伯，但当时带着高三毕业班，正在做高考前的最后冲刺，不敢一日相离，女儿正在初三，也是没日没夜复习，就说等几天再回。6月19日，女儿考完试的当天晚上，我们就坐火车回老家了。大伯久在病床，听说我要回来，一直在念叨。大哥说，大伯知道我已经上了火车，一直在等我。回家放下行李，赶到大伯家。他正脸朝北墙，侧身睡在上房炕上。看到他瘦弱的身影和满头雪白的头发，我想起了爷爷临终的时候，我回去看望，大伯俯身给爷爷掖被子，爷爷看见大伯的白头发，说我的娃啊，头都白得面碗一样，我还赖着不死。听爷爷这么一说，我泪如雨下。一方面觉得，要和爷爷永别了，一方面又觉得，大伯他们老得太快了。进门后我喊了一声老大。在老家，大是父亲的意思。大伯听见我喊，慢慢转过头来，见我和妻站在他的旁边，他居然挣扎着翻起身来，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妻的手说，我的娃，你们来啦？看着他的眼泪从嘴角落下，我们都强忍着没有哭出来。我让大伯睡下，坐在炕头边的椅子上，陪他说了一会儿话。不久父亲、三叔和四叔都过来，大家一起聊天，一直到深夜。记得小时候有无数个这样的夜晚。晚饭后，大伯、三叔、四叔会陆续到我们家来，兄弟四个人聊天，海阔天空。大伯知道的往事和掌故非常多，大家一聊就聊到深夜。弟兄四人聊天，我给他们煮茶，偶尔也插几句话。那都是些相同的夜晚，相同的人，我总感觉，我的大伯，我的父亲，我的三叔和四叔，永远会围在一起聊天，我永远会给他们煮茶，时光不会变，大家不会老。当时只道是寻常，现在想一想，那些美好的时光，是多么短暂。那天给父亲打电话，他为大伯的病操着心，说大家都好好活着，多好，如果有一个走了，就像一堵墙，掰开一个豁豁，残缺不全了。大伯是我的老师。我们村有个三年制学校，就修建在我家菜园的西北角。这是村子里最好的一排大瓦房，青砖基座，松木门窗。小的一间，是教师办公室，里面摆一张三抽屉办公桌，一把靠背椅。大的一间，是教室，里面是三排课桌椅。这虽然是一所学校，但学校里只有大伯一个老师，要上三个年级的所有的课。三个年级在同一间教室里上课，大伯自然有他的办法，他把孩子们分开布局，一二年级同学坐两边，三年级同学坐中间。把黑板也分隔成三块，一个年级一块。他的每节课，都是任务板块。比如语文课，一二年级学生写生字，三年级学生读课文。到点了，他挨个检查结果，然后做点评。有时候也有调整，比如一年级同学画字，二年级同学默读课文，三年级听他讲数学。三个年级在同一间教室上课，也有好处。三年级的大孩子，代管一二年级的小孩子。但大伯还是忙。有时候一年级，有时候二年级，有时候三年级，有时候讲语文，有时候讲数学，有时候在美术课上画几个娃娃，有时候在音乐课上引吭高歌，下课了，他还要亲自摇响那个磨得锃光发亮的铜铃铛，我们则飞出教室一阵打闹。大伯有时候也偷懒，比如他不想上课了，就把我们全部赶到操场里面画字。画字的工具，是五号电池中间的石墨棒，那时候我们的铅笔盒里，都有这样一种自制的文具。每个同学分得一块领地，就边写字边用石墨棒打格子。有些同学一个方块一个方块从左往右写，最后会写成横幅长卷。有些同学一格一格从上往下写，最后会写成竖幅长条。有些同学转着圈往圆心写，最后会盘成一个蜗牛的形状。记得那时候边写字边在口里念叨，几十个人同时念，操场里书声朗朗。到了三年级，有毛笔字作业，每天都要写一张毛笔字交上去，大伯用毛笔蘸红墨水阅作业，写得好的字都圈出来。那时候写毛笔作业，毛笔墨盒什么的，都容易置办，沿街的小卖部都有卖的。但因为没有书店，买一本字帖就十分困难。实际的情况是，那几年我们根本就没见过字帖，写大楷字的范本，都是老师题写的“影格子”。我现在还能很清楚地记得大伯给三年级同学题写的影格子，是毛笔正楷，题写在十六开大的一张白纸上。学生写大楷时，这张影格子就垫在大楷作业本的白纸下面，显得很清晰。我们长大以后，好多人的字都带有老师书写的特征和习性，就可以在这里找到原因。大伯是我的启蒙老师，那个班人数不多，其中有几个就是我的堂哥，我们几个人无一例外，都做了老师。几十年过去了，这些场面，这些情景都历历在目。想见音容空有泪, 欲听教训杳无声，大伯已远去，永远不再回来。有一年暑假回老家，我在门口转，遇见大伯，他挽着一个竹篮子，篮子里放了一把铲子。我问大伯干什么去，他说去下坡地里看瓜，叫我一起去，挑个瓜吃。一到地里，大伯挑了一个熟得最好的瓜，用铲子割开，我们俩蹲在地头吃了。回的时候，他又摘了两个，让我拿回去吃。还说我路太远，不然的摘一蛇皮袋拿到酒泉吃。瓜熟的季节，正是收麦的季节，有几年我们几家人合作收麦，收谁家的麦，就在谁家吃饭，大家最喜欢吃的，是西瓜下油馍。有一年天气极热，麦熟得早，我们先收大伯家的。大伯最远的地也在河对岸，我们叫河那坡，驾子车不能直接到地里，大家把麦子挑到河边再装车。大伯弟兄四人，四条扁担，大哥、二哥和我，三条扁担，没几趟，就把一地麦子运到河沟里了。大伯装车，我们往上递麦捆子。当时对装车做了改进，麦捆装好以后，在架子车后面打个绳套，戳进去一根椽子，把这根椽子压下来，用绳子拴在前辕上，一头固定，一头使劲拉，叫“紧绳”。每次紧绳，都是大伯在上面压椽，我在下面拉绳。记得有一次把椽子已经拉到极限了，我觉得再用一点劲，椽子会断掉，于是想把绳头固定，结果被二哥一把推开，说绳子还没有拉紧。他跳起来压住椽头一使劲，只听啪的一声响，椽子断了，大伯被弹了起来。落地以后，他手里拿着半根椽子骂二哥，我们都不敢笑。中午回家休息时，在大伯家吃的，就是西瓜油馍，大姐还烧了一锅蛋花汤。和爷爷一样，大伯健谈。我见过好多父子兄弟坐在一起默然无语，说不了几句话。但大伯弟兄四人，总有说不完的话。有时候是拉完田禾靠在路边吃干粮喝水时，有时候是碾完庄稼坐在场边休息时，有时候是吃了晚饭互相串门时，有时候是冬天里架起火炉熬罐子喝茶时，有时候是在田陇里，有时候是在河沟里，有时候是在山坡上，有时候是在冬天的热炕上，而经常是在我家的老上房里。记得当年老上房还没有翻新，地下有四个老式的木制弹簧单人沙发，一到晚上，父亲弟兄四个人就一人坐一个沙发聊天，我在炉子跟前煮茶。每煮好一罐子，就在他们四个人眼前的杯子里各添一点。他们聊的话题特别驳杂，比如谁家盖房起梁了，梁记该怎么写，谁家老人去世了，铭旌该怎么写，甚至山上的荒地种什么，坡地种什么，梯田地种什么，山下的平川地种什么，地土怎么倒茬，牲口怎么倒换，怎么埋粪，怎么翻土，有时也涉及领导人换届，中美关系，中东乱局。而最长的话头是他们四个人当年不同凡响的经历，比如三叔当年一跃而起，按下了正在发飚的大黑马的马头，四叔订了《精武》杂志，知道不少武林掌故，学会了不少拳法，大伯当年带了一班怎样顽劣的学生都被他整得服服贴贴，他怎样上了一节公开课，如何语惊四座，父亲也会聊到自己如何振兴了一所破败而无望的中学，把成绩考到全县第二，如何让一个班的娃娃基本都学会了简谱，学会了拉二胡。他们对所有的话题都感兴趣，后来我才明白，他们其实并不关注说了些什么，只是一到晚上，吃过饭没事干，就想在一起坐一坐。有时候，他们聊到半夜两三点还不休息。我总觉得这种长期的、长时间的聊天影响到了我，使得我不仅喜欢和家人朋友聊天，也喜欢以聊天的方式写作，而且写起来也是杂七杂八不着边际，一定就是这一个一个漫长的冬夜造成的秉性。而这种无话不谈的氛围，也影响到我们亲堂弟兄。每年最热闹的时光，是年三十的接纸和守岁。每到年三十晚上，我们都陆陆续续地来到爷爷的上房里，准备一起去丰湾沟接纸，那里埋葬着我们的祖先。奶奶活着的时候，是爷爷端着香马盘走在前面，我们一大家子人跟在后面。奶奶去世以后，端香马盘的任务就落在了大伯的身上。纸接回来以后，祖先的牌位都摆上了桌子，点了香烛，烧了纸表，整整大团圆的年才开始了。我们一帮孙子都爬到爷爷的热炕上，爷爷照例会从身上摸出那把钥匙，打开上炕头那个神秘的红漆木箱，取出他存放了一年的各种小吃头分给我们吃。我们弟兄七个人，这时候肯定会放开量，喝些白酒，好多都是从四面八方赶来，一年就见这么一次面，所以酒越喝越兴奋，话越拉越多，爷爷看着也高兴。而大伯他们弟兄四个，正好一桌牌，开始都客客气气打，但打到后半夜，不是一个嫌一个牌臭，就是一个嫌一个输了不掏钱，往往会争执好一阵子。有一年过年，我们一大伙人去了庙坪上，给大妈烧纸，又去了大湾，去看望姑父姑姑，晚上大家都聚在大伯家。当时我留神了一下，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场面，就是我们家三代人，我们弟兄七个人，围着火炉喝酒聊天。大伯弟兄四人头碰在一起挖坑坑，而孩子们头碰在一起，坐在炕上打扑克。看着场面热闹而温暖，我就拍了照，发了朋友圈。一位网友留言说，农村的大房子容得下亲朋好友的闹腾，家家的大炕头摆得下老老小小的心愿，所以更有年味。一年一年的年三十就这样过着，如果一切不要改变该有多好。在有一年，我们大家接回纸以后，我猛地看见爷爷的热炕空着，只苫着一床棉被，才意识到爷爷不在了。我跪在桌子前，想给爷爷烧张纸，其他人没太注意，大伯看到了，跟上来跪在我后面。点燃几张黄表纸，火焰朴哗朴哗地闪，晃动着桌子上爷爷的照片，我眼眶一热，泣不成声。大伯拉我起来，说别哭了。这一幕仿佛还在昨天，而现在，我又跪在大伯的灵前给他烧纸。大伯走了，我没有赶上见他最后一面。母亲说那天晚上大家都在大伯的屋里。其实自从大伯生病以后，大家经常去看望他，特别是父亲、三叔和四叔，每晚去陪大伯。先是三叔下来，到小卖部找父亲，再下去叫上四叔，一起到大伯屋里去。弟兄四个人聊了一辈子的天，现在老大哥要走了，他们都太不舍了。那段时间，父亲和母亲通电话，一说起大伯，他就流泪。母亲说那天晚上遗憾。大伯似乎比平日精神了一点，他伸出两根手指，找四哥要烟抽，四哥给他点了一根烟，大伯稳稳地夹住烟，一口一口，徐徐把烟抽完，然后用手掖了掖被子，盖好了自己的左肩。看他精神还好，大家以为没事，好多人都回去了，结果到后半夜，人就不行了。我着急赶回去，唢呐声哀婉低回，院子里摆满了纸火花圈，白花花跪着一地人，庄间老人抬着香马盘，正在上献饭。我赶忙跪在后面，不知是谁给我递过来一个白布孝帽，我胡乱套在头上。等到献饭上完，唢呐声收住，我起身去上房。看到大伯停放在灵堂后面，我没有流泪。坐在他的身边，看着大伯静静地躺在那里，觉得他只是睡着了，一会儿翻个身，看见我来，一定会说，我的娃，你来了？远的很么。大伯的头前点着一盏清油灯，灯焰如红豆大小，一闪一闪地亮着。我还是没有流泪，尽管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但我在心里还没有接受大伯死亡的事实。想着他还会从圆门里面出来，从大路上走过，想着他还会扛着犁杖，去阳坡川犁地，还会挑着扁担，去丰湾沟割草，还会赶着牲口，去前河湾饮水，还会挎着竹篮，去下坡地掐瓜蔓，还会推着架子车，去路边叫卖西瓜，还会挑着粪桶去埋粪，还会背着一捆麻胡走在山路上，还会吆喝牲口碾场，还会骑着自行车赶集，还会蹲在地头抽烟，还会来我家打牌，还会登台唱戏，还会和老弟兄们在一起聊天，还会在年三十晚上，带领我们全家去接纸，还会在大年初一拿着香表拜喜神，还会给我讲本地掌故，黑爷庙的传说。大伯在家里停放了三天，第二天烧纸，第三天早上发引，时间是五点钟。我回后屋睡觉，把闹钟上在四点半，却心乱如麻，一夜没有睡着。凌晨三点，实在睡不住了，穿衣起床，在院子里坐着。满天星斗，庙坪嘴上一弯新月。早晨七点半出发，一路鞭炮唢呐到了山上。墓穴早已挖好，安葬的时辰是九点。打开棺木定位时，我最后看了一眼大伯。从此以后，他就要长眠在这座山上了，这里有他的亲人，有他耕作了一辈子的土地。下山的路上，三叔拿着一把铁锨走在前面，看着他苍老的身影，我心里难过，泪如雨下。妻看到我哭成那样，也哭了起来。参加完大伯的葬礼，因为还有别的事要忙，就回了酒泉。一路往西走，离家越来越远，也离大伯越来越远。今天，心里比前几天还乱，写了上面的文字，不是给谁看，而是以此和大伯聊聊天。从此以后，登其堂，不闻其声，临其室，不见其人，便是永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