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从性训练—人类社会的宿命？

服从性训练存在于人类社会关系中的方方面面，本文通过米尔格拉姆实验、斯坦福监狱实验及斯德哥尔摩绑架事件几个心理学中伟大的实验及发现，阐述服从性训练发生的社会现象。而我们作为社会关系中的一员，正在经历的是被训练还是训练师角色，是值得我们需要思考的事情。

一、米尔格拉姆实验简介：

米尔格拉姆实验（英语：Milgram experiment），又称权力服从研究（Obedience to Authority Study）是一个针对社会心理学非常知名的科学实验。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测试受测者，在面对权威者下达违背良心的命令时，人性所能发挥的拒绝力量到底有多少。其理论基础是人类倾向于服从那些在他们之上有权威的人，即便在服从的过程中，他们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道德准则和伦理行为。

米尔格拉姆实验过程：

1）招募受试者

首先，Milgram教授和他的研究团队以「记忆力研究」为命题去招募受试者。

实验小组在报纸‍纽黑文记事报‍上刊登广告并寄出许多广告信，招募参与者前来耶鲁大学协助实验。实验地点选在大学的老旧校区中的一间地下室，地下室有两个以墙壁隔开的房间。广告上说明实验将持续约一小时，报酬是4.50美元（大约为2006年的20美元）。参与者年龄从20岁至50岁不等，包含各种教育背景，从小学毕业至博士学位都有。

2）编造故事

实验人员给每个参与者都编了一个故事。实验小组告诉参与者，这是一项关于“体罚对于学习行为的效用”的实验，并告诉参与者他将扮演“老师”的角色，以教导隔壁房间的另一位参与者——“学生”，然而学生事实上是由实验人员所假冒的。

3）惩罚工具

“老师”被给予一具据称从15伏特起跳的电击控制器，控制器连结至一具发电机 （Shock generator），且上面标有30个拨动开关，电压等级从15伏开始，每隔15伏递增一次，最高可达450伏。这个机器主要是为了可以命令一名参与者对另一个人施加电压不断增加的电击。

4）角色代入

在实验过程中，受试者被告知要扮演「老师」的角色；他们的任务是隔着墙壁，给隔壁房间的一名「学生」进行记忆力测验。受试者被告知，只要「学生」说错了答案，他们就可以按下身旁一台机器的按钮，隔壁的「学生」就会遭到电击惩罚。最初的电击为低伏特，每次作答错误，电压将逐渐提升。在实验过程中，受试者每次按下按钮，都会听到「学生」在隔壁房间哀号并请求停止测试的求救。受试者被赋予角色及角色的权利可以有效激发受试者做出符合角色身份的决策和行为，减少因为对别人造成伤害带来的愧疚感。

5）权威指导

实验室工作人员会在受试者身旁指导；当受试者因为给予电击而担心隔壁「学生」的安危或想停止测验时，这位象征权威的工作人员便会怂恿他们继续进行实验。代表权威的工作人员对于整个实验的推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6）研究结果

（1）多数参与者愿意施加致命的伏特数，约在61%至66%之间。

（2）权威人物与被试者的物理距离会影响被试者的服从性。离实验者越近，服从性越高。比如通过电话向被试者下达命令服从率仅为21%。

（3）服从性强的人个性有如下特征：世俗主义、重视社会压力及个人行为的社会价值；毫不怀疑地接受权威的命令，并对违反社会习俗和社会价值的人不屑一顾；多数不敢流露出真实的感受，思想个性并不明显；喜欢跟着权威行事，害怕偏离社会准则。

（4）服从行为的决定性因素是权威而不是电击命令本身。

（5）受试者与受害者距离的越近反抗的比率也越高。

从服从性实验的结果来看，希望建立服从性社会制度的权威者需要做的事是首先树立听从权威的社会舆论环境，然后让受试者也就是帮助权威者做事的那些人与受害者保持距离，通过编造“故事”的方式让服从者相信他们所做的事都是符合身份的，符合美好故事愿景的，然后权威者只要保持与服从者的近距离强化训练，就可以下达任何命令，形成由权威、服从者、受害者组成的稳定的社会关系。

人类对于权威的服从性是否是人类的本性？

法国版的“米尔格拉姆实验”

2010年法国纪录片节目“‍死亡游戏‍”重做这个实验。召募了80名自愿者，只有16人在游戏中途退出，64人成为服从者。

2015年左右，波兰‍SWPS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重复再做了一次“米尔格拉姆实验”，结果显示，听从命令、被怂恿下按下电击按钮的参与者数目与真正的‘米尔格拉姆实验’一样多，90% 参与者愿意按下最高伏特的按钮。

二、美国斯坦福监狱实验

美国斯坦福监狱实验经常被拿来与米尔格拉姆实验比较。

1971年由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领导的研究小组于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地下室的模拟监狱内，进行的一项关于人类对囚禁的反应以及囚禁对监狱中权威者和被监管者行为影响的心理学研究。充当看守和囚犯的都是大学生志愿者。

实验过程：

1）招募实验者

研究小组在当地报纸上征集志愿者参与为期两周的监狱生活研究，志愿者每天能得到15美元的报酬（相当于2023年的$113美元）。最终，有75名大学生应征被招到斯坦福大学面试，接受一系列心理测试，其中24名被认为非常健康、正常的人被选中，绝大部分都来自白人中产阶级。

2）角色分配

研究小组将24人随机指派为监狱的看守或囚犯。被分派饰演囚犯的人会被剥夺公民权利，并且只能得到最低限度的饮食和医学护理。那些负责饰演囚犯的人会被真的警察“逮捕”，随后被带到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地下室的模拟监狱。

3）服从命令

当饰演 “ 囚犯”的人发起暴动，撕掉囚服上的编号、拒绝服从命令、取笑看守。津巴多要求看守们采取措施控制住局面。他们采取的措施包括强迫囚犯做俯卧撑、脱光他们的衣服，拿走他们的饭菜、枕头、毯子和床、让他们空着手清洗马桶。最后局面完全失控。

4）研究结果

（1）环境改变人性

模拟监狱实验说明个人的性情并不像我们想像得那般重要，善恶之间并非不可逾越，环境的压力会让好人做出可怕的事情。在实验开始的时候，两组人之间没有任何区别，不到两个星期之后，他们之间已经变得没有共同之处。

（2）为行为寻找合理性

好人变成坏人时，那些“坏人”并不认为自己变成坏人，他们要么认为受害者罪有应得，要么认为自己只是采用恶的手段来实现其正当的目的，用目的的合理性为自己采取的手段辩护。

（3）路西法效应

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权威者给“守卫”的指引是他们应该“维持规则及秩序”，并没有直接要求“守卫”以暴力对待“囚犯”；但是在这个实验的特定环境下，守卫们的人格、思维和行为方式“忽然堕落”，将人性中邪恶一面释放出来，集体作出有违道德的行为，甚至反人类行为。津巴多在《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一书中对斯坦福监狱实验结果做出了更详细的解释。

为何好些平凡人会出现这种心理异常转变，从而作出恶行？菲利浦津巴多教授认为成因如下：

1、盲目服从权威

盲目服从权威与纪律，使人渐渐地放弃独立意识，失去自我决断力，从而不经批判地接受上司或权威人士的不人道命令。

2、集体行为

被下令去集体作恶，分散与推诿个人之责任。

3、去人性化

将被攻击的对象“去人性化”，减低对其作恶的罪疚感。如将被害者比喻为“老鼠、寄生虫、一条臭鱼坏了一锅汤、蟑螂”等。

4、去识别化

将施暴者去识别化。透过匿名、变装或使其他人无法见到其相貌等方式，避免为自己的恶行承担责任。如佩戴头盔面具，穿着符合其身份的服饰；去识别化是施暴者转换身份，做出其符合身份角色行为，从物理改变到心里转变的方式。

5、群体情绪化

互相加强彼此共同作恶的认同感，不再容易接受外来的意见，在有意无意下跨越自己的道德底线。集体作恶者认为大家都这么做会减轻内的违背道德的罪恶感。与之相反，集体做了好事，大部分人都会认为个人对这件事的贡献更大。

米尔格拉姆实验及斯坦福实验所总结的研究成果都是在建立非人性秩序时权威者如何驯化听从指挥的施暴者协助权威者做事。完成权威者与施暴者同盟后，如何联合起来驯化受害者的服从性，主要有两个核心手段，一是恐吓，二是剥夺。恐吓就是制造、夸大威胁，恐吓达到的服从效果经常是短期的，所以还需要增加剥夺性训练。剥夺训练主要体现在剥夺言论自由，聚会交流自由、接受外部信息自由，甚至剥夺行为自由，包括赖以生存的食物、水、睡眠、工作、娱乐方式、学习书籍等。

最近网上都在说阿富汗对于其本国女性的迫害，已经达到了泯灭人性的地步。历史上也有很多权威者对于底层人民的压迫案例。中国有句老话叫“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虽然历史上对于压迫剥削行为的反抗事件不计其数，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当大众没有达到被压迫到无法生存时，普遍存在苟且活着，长期被压迫着生存的社会现象往往可以持续非常久的时间，反而那些反抗行为往往是小概率事件，而当小概率事件改变社会结构时，往往再经历一段时间，新的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迫剥夺的社会秩序会再次形成。

人们对于没有压迫，自由、公平的人类相处模式仿佛只能存在于幻想之中。权威者与施暴者对大多数受害者的压迫行为是为了争夺更多的资源利益，人性的贪得无厌及恶的本性仿佛刻在了人类的基因之中；而大多数被迫害者处于无法反抗或反抗无效的环境中呈现了人类适应环境得以生存的另一个心理学中的心理现象—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1973年8月23日，两名罪犯抢劫瑞典斯德哥尔摩最大的一家信贷银行，并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与警察僵持了130个小时后，歹徒最终投降。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4名曾经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表明并不痛恨歹徒，表达他们对歹徒不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多加照顾的感激，并且对警察采取敌对的态度，在案件发生后被挟持者不愿意在法庭指出歹徒，在挟持案件当中被挟持者还与歹徒成为朋友。

这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5日之久，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表的心理错综转变下，4名人质抗拒瑞典政府最终营救他们的努力。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因为在斯德哥尔摩人质挟持事件中被发现而得名。

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解释：

1）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一种自我防卫机制，当受害者相信加害者的想法时，他们会觉得自己不再受到威胁。

^{2）演化心理学则认为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人类祖先在采集狩猎时代，为了解决所面临的问题而产生心理现象。}

^{3）阿扎尔盖特认为，战争和绑架是史前时代人类常见的活动。长时间的天择结果，人类发展出适应环境的心理特征。}

由于人类本身就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天生的心理现象，参考绑架事件绑匪的行为是有可能让大众心理发生转变，形成被害者对施暴者的强烈的情感依赖，从而形成施暴者与受害者人群之间稳定的长期迫害关系。女性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现象远超过男性，因此国内外男性对女性的PUA及普遍的压迫行为非常常见，比如阿富汗社会现象。

通常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会经历以下四大历程：

1、恐惧：因为突如其来的胁迫与威吓导致现况改变。如斯坦福实验中的囚犯被狱警抓捕、威胁、迫害。

2、害怕：笼罩在不安的环境中，身心皆受威胁。如斯坦福实验中的囚犯处于监狱中。

3、同情：和挟持者长期相处体谅到对方不得已行为，且并未受到‘直接’伤害。如果只有恐吓及害怕没有让受害者产生同情的行为就会像斯坦福监狱实验一样发生暴乱，而如果在这一步施暴者开始对受害者施以小恩小惠，被害者的心理状态就会从反抗变成服从以适应环境。

4、帮助：给予挟持者无形帮助如配合、不逃脱、安抚等；或有形帮助如协助逃脱、向法官说情、一起逃亡等。当受害者从情感上开始理解施暴者并且开始采取协助施暴者的行动时，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已经形成，受害者的服从性训练也就完成了。

当然这种反复一巴掌一个甜枣又让受害者长期处于恐惧及迫害的环境中的情况需要反复强化练习，非常类似于把狼训练成狗的过程。本质上训练人类与训练动物的服从性没有区别。

出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人质，通常有下列几项特征：

1、绑匪为了某种原因而绑架人质，并得到人质认同。训狗：人类从灰狼中选取一部分愿意与人类协同生活的作为被驯化的对象。

2、人质必须有真正感到绑匪（加害者）威胁到自己的存活。训狗：狗有对主人是绝对权威者的认同感，且人类可以掌控作为宠物的狗的生死大权。

3、在遭挟持过程中，人质必须体会出绑匪（加害者）可能略施小惠的举动。训狗：只要狗是服从主人指令的就可以轻松获得食物。

4、除了绑匪的单一看法之外，人质必须与所有其他观点隔离（通常得不到外界的讯息）。训狗：从灰狼中分离出来的那一群狗早就不与野外的灰狼群联系，只在人类营造的环境中生存，几代以后完全失去野性。

5、人质必须相信，要脱逃是不可能的。训狗：狗相信他的命运掌握在主人手中，早已失去了想要逃脱的想法。

权威者、施暴者、受害者群体的长期稳定的社会关系的存在有其心理学上的支撑，服从性训练无论对普遍的大众群体还是对个人都有效果。个体的服从性训练往往存在于父母与孩子、男人与女人之间，群体的服从性训练往往存在于领导与员工、老师与学生、权威者与大众之间。

这难道是人类社会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