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可以教我们
如何理解同性恋和目前的中东问题
Jacqueline Rose 卫报
mints 编译
在这个饱受战争和性暴力蹂躏的世界里，这位伟大的精神分析学家的新版作品提醒人们，他的观点仍然适用。
Sigmund Freud in 1935
1935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回信给一位心烦意乱的母亲，他告诉这位怀疑儿子是同性恋的母亲——她没有理由为儿子的同性恋而悲伤。
“没什么可羞愧的，没有恶习，没有堕落。这不能被归类为一种疾病。”如果她的儿子不快乐、出现神经症，精神分析可能会让他摆脱痛苦，帮助他过上更有创造力的生活，但精神分析不会、也不应该旨在让他“变直”。没有我们今天所说的性倾向治疗（conversion therapy）。在另一个场合，弗洛伊德坚持认为同性恋不应该成为任何人被传唤到法庭的理由。
令人震惊的是，这些陈述指向了弗洛伊德写作中鲜为人知的一个方面。
这些观点都首次以英文出现在刚刚出版的《修订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全集》中——这是一项备受期待的出版事业，也是一项学术成就，编辑马克·索尔姆斯已经准备了三十年。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全集》（RSE）修订标准版以詹姆斯·斯特雷奇从德语翻译的规范标准版（SE）为基础，同时增加了一层新的修订和翻译。概念和词典学模糊性在广泛的新注释中得到了澄清。修订标准版借鉴既定的惯例和知识传统，通过现代学术的视角，以实质性的编辑评论补充弗洛伊德的写作，解决了有争议的技术术语和翻译问题——这是一篇与自己和读者对话的活生生的文本。RSE还包括SE中未包含的56篇文章和信件。
该书目已从詹姆斯·斯特雷奇（James Strachey）监督的弗洛伊德著作标准版的368项扩展到今天的1730项。在性和战争问题从未如此令人担忧的时候，这本书还确立了弗洛伊德今天仍然要对我们说多少。
正如索尔姆斯所说，精神分析本身就是一种“翻译”行为或艺术，因为它试图将无意识从黑暗中带出来，倾听那些让灵魂石化的无意识故事，并帮助他们进入一个不那么令人不安的状态。事实上，翻译不仅与修订弗洛伊德之前的翻译所带来的挑战有关，而且作为弗洛伊德自己思想和写作的一部分，翻译几乎无处不在。
以性别差异问题为例。
对于弗洛伊德来说，世界期望那些处在幸福的无知状态的婴儿开始毫不含糊地分为女孩和男孩。弗洛伊德问，女人和男人是如何成为不同的身份的，如何从一种寻求全方位快乐的婴儿状态中翻译出来的，弗洛伊德将其描述为多态性变态（polymorphous perversity）。在弗洛伊德之后，一个答案肯定会带来另一个问题。
弗洛伊德承认：“我们不知道女性这些特征的生物学基础”，他指的是女性性历程的复杂性，“更不用说我们能够赋予它们任何目的论意义了。”而且，“纯粹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仍然是内容不确定的理论结构。”
所以，是的，这其中有新生的男性和女性，但这只给了我们，给了他们，关于未来生活的信息很少。或者换句话说，对于任何人的性存在会变成什么样的问题，没有什么结论可以说。
同样重要的是，弗洛伊德坚持认为女孩过渡到常态的代价，他称之为“毁灭性的”和“灾难性的”，我很高兴看到这些术语的可耻强度在修订版中并没有减少一点。这种转变可以被视为一种强制偏移（deflection）。从早期自由、性欲旺盛、模棱两可的性生活和身份转变为性别差异的束缚。对系统的翻译和冲击。
当我看到最近关于“什么是女人？”的辩论愈演愈烈时，我突然想到，弗洛伊德不仅对性别差异的不稳定性，而且对暴力侵害妇女问题都有话要说，尽管在他早期对歇斯底里症的研究之后，这很少是他明确的主题。
然后，这可能与至关重要的#MeToo运动有关，该运动揭露了男性对妇女和年轻女孩的虐待。这种虐待可以被视为一种强迫性“真理”的方式，即女人是女人，除了一种愚蠢和压迫性的规范外，女人没有其他的性选择，我在弗洛伊德的作品中描述的其他一切都是有问题的。
所以，有人认为，无论发生什么——哪怕是天王老子来了——女性在生物学上都是女性。还有一些人，主要是男性，他们对女性的暴力行为越来越明显，他们的行为可以被视为一种否定——对弗洛伊德关于女性或任何其他人可能是什么的更广泛和更慷慨的不确定性的否定——哪怕即使不是有意识的。
另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引起深刻共鸣的问题是：
在战争时期如何看待敌人？
今天，我们是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世界，一个未来受到战争威胁的世界，无论是非洲各地的战争、核威胁，还是以色列对加沙人民的持续屠杀。弗洛伊德在1914年和20世纪30年代再次提出了近乎绝望的问题，为什么各国冒着灭绝人类的风险，永远不会停止战争？
弗洛伊德在其1914年的文章《我们对死亡的态度》中描述了所谓的“原始”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归来的战士在被重新接纳到他的社区之前，需要在城门外哀悼被杀的敌人，从而揭示了“我们文明人已经失去的伦理敏感性”。
最早的伦理戒律，特别是“‘不可杀人’是在哀悼死者的过程中形成的，死者既被爱又被恨，并逐渐扩展到不被爱的陌生人，最后甚至扩展到敌人。但是，弗洛伊德继续说道，“文明人不再经历这条诫命的最后延伸”。文明人在逃离自己的仇恨时，未能将敌人纳入自己的道德指南针和内心世界。
在非殖民化的斗争中，包括对弗洛伊德种族中心主义时刻的重要批判，这些路线脱颖而出。我们可以说，世界压迫性秩序中的界限或障碍——男女之间、敌人和亲人之间、文明和原始之间——正在模糊。与中东发生的灾难有关的一个问题是关于战争伦理，正如弗洛伊德所描述的那样。谁有权哀伤和被哀伤？
在新版的总体介绍中，索尔姆斯描述了揭露无意识的难以形容的困难。我们正在谈论“不可知”的事情。什么是“我们无法形成概念的东西”？
我个人希望这种无形的、近乎诗意的维度能更多地融入弗洛伊德的修订翻译中。与此同时，关于性别差异，以及通常感觉像是无休止的战争状态，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将这些问题当成弗洛伊德在当今社会仍然要向我们所有人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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