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馆当代美术馆，香港中环荷李活道10号赛马会艺方三楼
陶辉，《抓钱手》，2024，铸造玻璃，每个约 14 × 4 × 4 cm，大馆当代美术馆委约作品
展览现场，“陶辉：荒丘”，大馆，香港，2024 / 图片由大馆提供
很高兴分享陶辉于香港的首个个展“荒丘”在大馆开幕。
当虚构与现实的边界愈发模糊，两者的交汇之地是幻境异域，抑或一片荒丘？
在展览“荒丘”中，陶辉透过绘画、雕塑、录像、声音、装置和布景设计等作品，建构出一片异乎日常的荒诞之丘，邀请观众游走其中。作为陶辉在香港的首个美术馆个展，展览集中展现了艺术家近年的创作脉络：各类影像媒体及平台衍生的审美形式、糅合日常生活的戏剧性与真实见闻的虚构叙事、观看行为的身体经验，以及对边缘化群体的生存现实及个体情感等主题的关注。它们交汇而成的复杂网络既折射出陶辉艺术实践的关键面向，也以多个面向与方式让人重新审视中国社会发展浪潮下平凡人群的生活及精神处境。
影视文化的启蒙与屏幕内外的虚实
无论是传播流行音乐、电影电视等工业化文化产物的传统大众媒体，还是近年大行其道、具电子商务功能的社交媒体短片平台，当中承载的社会及文化议题都贯穿了陶辉多年来的创作实践。陶辉最早接触的“影像艺术”也许就是电视剧集。在改革开放时期被称为“四大件”之一的电视机，直到1990 年代才普及至中国内陆地区的一般家庭，而儿时生活在小山村云阳的陶辉，正是透过电视这个小窗户了解外面的世界。陶辉的父母是乡村教师，白天上班后便留下他一个人在家看电视，而当时的电视机只收到一个频道。每天重复放映的节目描绘着陌生而多彩的风景，讲述了动人心弦的故事，让人浮想联翩。[1] 那种介乎虚构与真实、表演与现实之间的空隙让陶辉深深着迷。
《恐怖摧残北方》，2024，双频影像（彩色、有声），时长26分52秒，尺寸可变，大馆当代美术馆委约作品
《拥抱》，2024，陶瓷和青石，大馆当代美术馆委约作品
如果说中国电视剧的风格直接影响了陶辉的早期创作，那么现今社交媒体影片平台的拍摄形式和观看经验，则成为陶辉观察他人生活，探索影像创作语言的另一支点。在社交媒体的主导下，装扮和表演仿佛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份。而在城乡差异至今仍然悬殊的中国社会，抖音和快手等平台就像是一扇窗户，让人们自愿地自我展示和曝光，每个人都在监视别人，每个人都被别人监视，[2] 大家相互窥探，想像可望而不可及的生活。而由此生成的数据则供养了一个包裹着整个社会的数码全景监狱。不少人也逐渐意识到演算法这只看不见的“手”，实质是新的命运操弄者，让我们困在同温层中互相消费，自我麻醉。陶辉的近作《辛苦》（2023 – 2024）就揭示了中国直播经济中带货主播面对的残酷现实。这件影像装置模仿手机竖屏的形式，但巨大的曲面屏幕几近瘫软，背后仅由一尊形似融化的人形木雕支撑――它就像是屏幕中的主角，在直播平台上卖力带货，几乎被工作压榨至站不起来。在影片末端，她甚至艰难地背起待售的巨型电视谢幕。作品再现的直播现场几可乱真，却又略显荒谬。主播在直播期间的自嘲，反映出现实中的文化偏见，以及人们渴求连结的孤独感和屏幕消费文化所滋生的欲壑难填。
[1]《雪山飞狐》、《蜀山奇侠传》、《新龙门客栈》、《倩女幽魂》、《大话西游》等经典武侠及古装电影剧集对陶辉影响极大。他在四川美术学院求学时虽主修油画，但在导师李一凡的启发下，已开始探索影像创作。毕业前的作品《小青记得要忘记》和《蒙古症》分别是对《新白娘子传奇》与《还珠格格》的延伸诠释，日后创作中对性别及不同群体的持续关注在此已见雏形。
[2] 韩炳哲 (Han Byung-Chul), In the Swarm: Digital Prospects, trans. Erik Butler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2017), 70.
撕裂日常下的去留两难
陶辉出生自重庆东边的云阳，读大学时才踏入重庆市区，毕业后便到北京北漂。从山村县城，到大城市，再到国际大都会，他这一路往返于城乡之间的成长历程，见证了国家和社会环境的变迁，尤其是2008年北京奥运带来的急遽城市化，其效应席卷全国。在巴士地铁中辗转、商场餐厅前排队、夜市公园中流连，爱热闹的陶辉将自己放在人海之中，目击时代巨轮下的城乡差异与不同群体之间撕裂的生活，并将之成为自身创作的一大灵感来源。从1980年代改革开放至今，一代代青年涌入城市追梦，工厂生产线上的“杀马特”，北上广深办公室中的“996”，都在户籍限制，经济下行或愈发严苛的监管制度下战战兢兢地生活。有人逐渐从城市“后撤”到农村乡镇轻松“躺平”，或者“润”到他乡重新开始。[3]
《黄葛兰与判词》，2024，大馆当代美术馆委约作品
横亘在每个个体眼前的去留，不仅缠绕在装置作品《四川到深圳》（2017）的女主角心头，也正是陶辉的展览委约新作《恐怖摧残北方》（2024）探讨的核心问题。影片以西北破旧坍塌的村落比照重庆鳞次栉比的高楼，除了鲜明可见的城乡差异，也体现了2010年代中国三四线城镇已在内移的工业化潮流下，掀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男女之爱延伸到家国大爱，两位主角面临命运的抉择，究竟是正面迎接残酷的挑战来改变故土，抑或是选择安逸，接受故乡静好，倘若适应和融入到全新的环境，已面貌全非的自己又能否重投故土？如此种种挣扎反映了个体在社会变动中的复杂处境，它们无不是陶辉从真实见闻中取材。尽管影片的叙事多为虚构，但融汇了现实与梦境的手法，为观众留下了富有诗意与想像的空间。这得益于陶辉编故事的能力，他能发掘生活在城乡夹缝下的戏剧性和人们的真实感受，并从中发现各样耐人寻味的错置。捕捉、想像、编织、抽离、创造，一步步用独特的影像叙事方式和荒诞得近乎无厘头的艺术语言，将这些难以言说的感受和现实问题具象化，书写出一则则极度写实，甚至超现实的当代寓言，为理解错综复杂的当今现实提供新视角。
[3] “杀马特”指2000 年代流行于城市打工青年群体之间的次文化，他们多以夸张的发型甚至妆容示人。这词是英文“smart”的音译。“996”、“躺平”、“后撤”、“润”都是近年的网络热词。“996”是996工作制度的简称，指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每周工作6天，有时也被用来指代雇主要求受雇者延长工时而不给加班费的工作制度，这个用法首见于加班成风的科技行业；“躺平”是指年轻群体对现实中的阶级固化，工作过劳等问题解决无望而采取的消极处世态度；“后撤”顾名思义，指重回家乡过自给自足的生活，然而在大城市极度饱和的情况下，这种策略或许是由互联网大数据的操纵而起；“润”原与英文的“run”谐音，指代移民海外，在新冠疫情封城期间成为热词。
爱欲的力量与共情女性
陶辉作品中的另一特点，就是细腻展现社会洪流下个体的情感爱欲。在他曾两次细读的《爱欲之死》中，韩炳哲引用了安德烈·布勒东赋予爱欲无所不包的意涵：“唯一与人类和宇宙相称的艺术，唯一能够引导他胜过星辰的，是爱欲。”[4] 韩炳哲进而提出，在超现实主义者眼中，爱欲是语言和存在的诗意中的革命媒介，并被升华至创新的源泉，滋养政治活动的发展，代表对其他个体生命形式和社群组织的革命渴望，并维护人们对未来的忠诚。[5] 与二十世纪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相类似，陶辉亦常在作品中释放人的情感爱欲，借此将艺术转化为一种回应现实的力量。
《辛苦》，2023-2024，高清影像投影于倾斜弧形木质屏幕，屏幕尺寸：320 x 180 cm，时长：12分43秒
比如，《恐怖摧残北方》中的一对恋人因源自南北气候、城乡生活、信仰习俗等的价值观差异而纠葛不堪。但无论男主角何等爱慕与追求，女主角还是无法割舍对故土的炽烈热爱。可惜愈发残酷的环境使她的信仰坍塌，最终选择了自杀。这无疑亦应验了韩炳哲的话：“尽管有爱之人会为他者牺牲，但这种牺牲使他能够回归自我。”[6] 对女主角而言，只有死能让她妥协，所以也只有在死后，她的灵魂才同意从干旱的北方山区移到潮湿的南方城市。充满悲剧色彩的爱情是一场双人舞，女主角的死亡和灵魂的出逃，打破了去留问题的非此即彼，毫无保留的爱欲让世界得以在别处重生。
《四川到深圳》，2017，声音装置，时长13分29秒
此外，除了这件作品，女性视角自陶辉创作之初便成为其作品的一大主轴。他经常将女性从传统的叙事结构中抽离出来，重新放到虚构的背景脉络或嫁接而成的文化环境中，借此描绘不同时空中女性对自我，爱情和自由的理解及追逐。这种志趣从他早期自编自导自演的《谈身体》（2013），驻留伊朗期间创作，由当地女演员重新演绎梅艳芳告别演唱会上真情剖白的《德黑兰的黄昏》（2014），以及在台北天母完成，虚构出女性作家冷水花及其著作的创作计划《南方戏剧史A 幕》（2018）中可见一斑。[7] 性别身份、文化危机、家国命运，这些宏大议题从来不会直白地出现在陶辉的作品中，而是被包裹在复合的影像叙事结构里――透过独白、采访、对话、自述，在具体情境中一一呈现女性的命运与抉择。而在本次展览中，不论是《四川到深圳》中闯荡特区奋斗多年的乡村打工妹、《奔放》（2021）里游荡于城市角落的少女，还是《辛苦》中被直播经济压榨得挺不起腰的女主播，这些女性个体虽形象不一，但都挣扎于时代巨轮之下，打破社会对性别的刻板印象。
[4] 韩炳哲著、宋娀译，〈爱欲政治学〉，载于《爱欲之死》（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71。
[5] 同上。
[6] Han, In the Swarm: Digital Prospects, 42.
[7] 体现此一志趣的其他作品包括《多余的》（2015）、《跳动的原子》（2019），以及《拍摄之夜》（2021）等。
从创造影像到建构场景
陶辉最初习画，后来开始创作影像艺术。尽管作品结合精心编排的叙事与充满电影质感的画面，但他主要的创作媒介是影像装置，而非单纯地流淌在屏幕表面的影像。也就是说，陶辉的作品多以影像装置及雕塑场景组成，他透过还原影片拍摄制作的场景，模糊屏幕内外的界线，营造出一种从视网膜出发，触及全身心感知的体验，让人能对作品中环环相扣的复杂议题有更直接深入的体会。
《奔放》，2021，单频道高清彩色有声录像，12分3秒
在本次展览中，他将整个展厅看成是一张画布，思考如何在空间中“构图”――布置作品，使“画面”更丰富，更立体。“荒丘”像是一个倒叙命运的回旋，又或历史的递归。陶辉构筑了一个颇为玄妙的布景：展厅从天花板到地面萦绕着青色的光晕，一阵阵凛冽的风声从放在不同角落的扬声器中播出，环回在展厅之内。观众可绕过魔幻荒诞的《抓钱手》（2024）门帘走进来，踏上高低起伏的荒茫丘壑，跨过梦魇般紧缠马桶至近乎爆裂的石雕蟒蛇《拥抱》（2024），再进入《恐怖摧残北方》的观影亭台之中；然后来到《黄葛兰与判词》（2024）面前，看陶辉如何重新诠释儿时观看的83版《红楼梦》电视剧中，题壁诗所投射的时空穿越及家国命运的变迁；再前行到《辛苦》和《四川到深圳》的装置旁，细味两位打工者在各自的年代和发展语境里拼搏的镜像对比，最后以投射到展厅出入口一道弧型墙面上的《奔放》作结。《奔放》中的少女以行云流水的滑步穿村过镇，勾勒出中国城乡发展的面貌，从中侧写时代巨潮中每个人的起落，挣扎与成长。也许就像少女吟唱的歌词一样，作为艺术家一直创作至今的陶辉，似是郑愁予笔下的“空间的歌者，时间的诗人，宇宙的游子”。[8]
[8] 他游走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持续用艺术揭示那些比虚构更荒诞的现实。在这看似萧瑟的“荒丘”之中，仍以饱含希望的心情，观察并参与在这个巨大的草台班子之中。
— 文字由大馆提供，展览策展人秦文娟撰写
陶辉1987年出生于重庆云阳，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的油画系，现工作生活于北京。虽然毕业于油画系，但陶辉的作品以影像和装置艺术为主，从个人记忆、视觉经验和大众文化中积累素材，通过提炼与改造形成崭新的叙事模式和影像风格。陶辉从社会身份、性别地位、种族问题和文化危机等问题入手，以荒诞、吊诡、夸张的场景搭建，充满隐喻和错位感的人物设置，呈现出当代人的集体经验，带动观者正视自身的文化历史、生存现状和社会身份。
他曾于2008年获得四川美术学院的“当代艺术档案特殊奖”，并在2015年荣获三亚艺术季华宇青年奖评委会大奖。2015年陶辉在SESC巴西录像艺术节“南部全景”单元上获得特奖，又于2017年先后入选HUGO BOSS亚洲新锐艺术家大奖和KINO DER KUNST电影节“国际竞赛”单元。2019年，他入围首届由香港M+展亭成立的希克奖。他曾在OCAT西安馆和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办个展。他的作品亦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参与展出与放映，其中包括：香港大馆、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巴黎路易威登基金会、罗马当代艺术博物馆、波利尼亚诺 Pino Pascali基金会美术馆、莱比锡当代艺术博物馆、里斯本贝拉多收藏美术馆、日内瓦当代艺术中心、圣保罗SESC巴西录像艺术节、台北凤甲美术馆、京都艺术中心、韩国国立亚洲文化殿堂（ACC）、韩国国立现代美术馆、第四届温哥华双年展、北京红砖美术馆、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上海外滩美术馆、第11届上海双年展、香港Para Site艺术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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