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刘杲鼎力扶持商报发展

2002年全国两会期间，刘杲接受采访。

初识刘杲就听业界说：刘杲讲话水平超高。1986年8月，刘杲在全国新华书店业务工作座谈会上的一次讲话，让我真正领教了他讲话的“厉害”。说实话以往我对一些官员的讲话多“不感冒”，认为乏味。对刘杲的讲话，起初我想恐怕也大同小异。殊不知，没几分钟我就被刘杲的讲话深深吸引住了。同是讲改革，他把话题延展到苏联、南斯拉夫及捷克、波兰、匈牙利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强调改革在社会主义国家势在必行。如此旁征博引，令我大开视界，我被震惊了，近两个小时的讲话听得津津有味，心中好不惊叹：过瘾，好听，口才极好！都说他讲话“厉害”，没想到这么“厉害”！

近40年过去了，至今我仍能清晰忆起那场“震惊”。我始终认为那是我职业生涯中听到的最精彩的一次讲话，没有“之一”。

1994年4月，《图书发行》报由新华书店总店主办，改为由新华书店总店和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共同主办。此后，经过数月的酝酿筹备，决定对创刊40年的《图书发行》报更名改刊，并在新年度报刊征订前将“《图书发行》拟更名改刊为《中国图书商报》”的报告，呈报国家新闻出版署。

但在当时加强报刊管理的大背景下，报告能否获批，特别是冠名“中国”的报名能否获准，总店领导和我等报人都心存忐忑。以致当年10月上旬，我们赴武汉报道第6届全国书市并宣传《图书发行》即将更名改刊时，发放的宣传材料仅写道：《图书发行》报次年将更名改刊为《图书商报》，而未敢提及“中国”二字。

从武汉回来后不久，收到新闻出版署的批复，同意《图书发行》报更名改刊为《中国图书商报》。后来得知，这是原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时任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会长的刘杲先生的亲力亲为，极力争取，才为商报拿下了这个“中国”冠名。商报也由此成为中国新闻界首份有“中国”冠名的出版行业报。

刘杲先生为《中国图书商报》诞生的这一特殊贡献无人比拟。

30年前的1994年11月4日，刘杲先生应邀到新华书店总店，与编辑部全体人员座谈，就《图书发行》报更名更刊后，如何办好《中国图书商报》给予具体指导。

那天，刘杲未携片纸只字，“赤手空拳”侃侃而谈约两个小时：从肯定《图书发行》报的成绩，到更名《中国图书商报》的必要；从报纸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到报纸要积极推动出版发行业的改革发展；从要以正面宣传为主，积极批评监督，到报纸的指导性、业务性与新闻性的良好结合；从注意报纸的文风、报风，到增强报纸的可读性；刘杲无不信手拈来。就连版面出新、标题制作、校对、通联、广告、加强言论、最后把关等办报细节，刘杲都一一给予点拨。现场的我暗暗惊叹，这位出版发行界的高层领导俨然成了一位新闻大家、报社老总。过去只知刘杲对出版健谈，岂知他对新闻也了如指掌。刘杲最后说：“我只能说一些啦啦队的话，上场还要靠你们拼搏。”

刘杲的这次谈话可谓对商报的奠基动员，一周后《中国图书商报》的试刊号推出，我的一篇关于书市行情的拙作成为商报的第一个头版头条。

自1995年《中国图书商报》启程起，刘杲就把商报视为知己媒体，一路扶掖、关爱有加，悉心指导、密切合作。他或接受商报的独家采访，或为商报撰写社论，或为商报提供独家报道的机会，或为商报开办的专栏率先撰文……那一次次欣然受访的精彩谈吐，那一篇篇凝结深邃思考和精辟观点的闪光文章，给行业以启示，给读者以启迪，为商报增色添彩，扩大了商报的影响力。刘杲先生对商报的厚爱，蕴于对商报的一次次指导、合作中，限于篇幅，择要叙来。

上世纪90年代前期，全国一些地区在城市改造中为了追求“黄金地段要出黄金效益”，要把原在黄金地段的新华书店迁移，形成了一股新华书店拆迁风，商报对此高度关注。

1995年初，贵阳科技书店因在城市改造中被强行拆迁，而把市政府告上了法庭，引起很大震动。当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我到贵州省代表团住地，就贵阳科技书店安置一事采访时任贵阳市市长，他很恼火，说你们北京媒体别瞎掺和。我旋即就此事又去采访时任贵州省委书记，他表示，不能因为书店不赚钱或赚钱少，出不了“黄金效益”，就把它放到偏僻地方去。继之，我又采访了时任贵州省省长，他表示，贵阳科技书店拆迁事关重大，一定要解决好。

为了能切实解决此事，我到全国政协新闻出版组住地向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刘杲汇报。刘杲说他也很关注此事，宋木文（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原新闻出版署署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已与他联系，正准备两人分别联络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发出联名呼吁，我当即提出希望呼吁书成文后第一时间给商报全文发表，刘杲应允。随即我又到全国人大辽宁代表团住地宋木文先生处落实此事。过后，两位老领导分别联络了叶至善等20位全国政协委员、雷洁琼等9位全国人大代表，发出联名呼吁书，要求妥善解决贵阳科技书店安置问题，制止新华书店拆迁风，并嘱我将呼吁书面交贵州省领导。我随即赶到贵州代表团驻地，在餐厅找到时任贵州省省长，向他递交了呼吁书。他看后当即表示，一定妥善解决，合理安置贵阳科技书店。

随后，商报全文发表了这篇联名呼吁书，各大媒体也都分别作了报道，促使贵阳科技书店得到合理安置。刘杲与宋木文携手助商报成功发挥了媒体监督作用。

全国两会人士的采访报道是商报每年的重头戏之一，刘杲作为时任两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书刊发行业最高领导自然是重点采访对象。

1995年全国两会期间，刘杲首次接受我的采访，结合政府工作报告，就深化图书发行体制改革发表看法，强调要做到多发好书，就必须深化图书发行体制改革。

1997年全国两会期间，刘杲再次接受我的采访，结合政府工作报告，着重阐述了出版业要从讲政治的高度为全国的改革、发展、稳定服务；同时要通过深化改革，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出版业的发展不断增强活力。

1999年全国两会期间，刘杲在接受采访时，着重介绍了他在会间接连提交了5件提案，分别就延续和完善出版优惠经济政策、加强农村图书发行、完善著作权法修正案、建立和健全扫黄常设机构等提出建议。

2002年全国两会期间，刘杲第四次接受我的采访，就深化出版改革中应准确把握的“扩大规模和转换机制”、“组建集团和发展中小出版社”、“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发展连锁经营和办好独立书店”、“加强监管和促进繁荣”等10个关键性节点，侃侃而谈，成为他对出版改革思考的一次系统阐述。

刘杲的四度受访，丰富了商报的全国两会报道，强化了业界对商报的关注。

1995年底，更名改刊的商报走完了一年的历程，次年将改版为对开大报，就此我采访了中国书刊发行业的最高领导刘杲。

刘杲在受访中热情洋溢，希望商报在新的一年为促进行业团结、促进行业规范、促进行业效益的提高，发挥更大作用，并特别嘱咐：改成对开4版后，版面大了，信息量要相应增加，要精编精选，标题要鲜明，文章要短小精悍，要从各个方面反映书刊发行业改革发展的生动情况。刘杲的这一受访内容和同期接受我采访的时任新闻出版署署长于友先、时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宋木文、时任全国记协常务副主席李彦、时任中宣部出版局局长高明光的受访内容一起，构成商报1996年新年第一期头版头条《新闻出版界领导新年勉励本报当好书业改革“吹鼓手”》，鞭策商报新起点再出发，更上层楼。

刘杲重视报纸言论，不但在“奠基谈话”中给予谆谆嘱托，还亲自操刀为商报撰写社论。

1996年3月全国两会召开后，刘杲为商报撰写了社论《迎接新世纪》，提出贯彻“两手抓”的精神，图书发行行业责无旁贷。要积极培育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图书市场。通过规范图书市场活动，完成我们肩负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使命。

当年10月，针对最新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刘杲以《图书发行的神圣职责》为题，再次为商报撰写社论。强调发行业改革和发展，发行业的各项工作，都要以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来加以检验。要多发好书，就要千方百计丰富品种、开通渠道、提高效率、优质服务，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图书发行业全体人员的神圣职责。

1996年11月，第七届全国书市在深圳举行，商报到深圳办每日一期的“书市快报”。“快报”开设了“各界领导谈书市”专栏，每天刊发1篇领导访谈，刘杲作为中国书刊发行业的最高领导自然在采访之列。揽下这一专栏采访任务的我，深知那几天领导们行事匆匆，无法事先预约，只能捕捉行踪，见缝插针。一天晚间我跟踪到刘杲参加活动的现场，趁活动间隙将刘杲请出场外，思维敏捷的刘杲欣然站立受访，对这届书市在书店自有物业——深圳书城举办高度赞赏，同时告诫业界，书市火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平常稳定的供应还有不足，应从中获得启发。刘杲的高度“配合”，不仅为商报历史上最快节奏的一段为行业宣传服务平添亮色，也丰富了商报专栏的快捷反映。

1991年8月，第四届全国书市在广州举行，刘杲先生为开幕式剪彩。

1997年，商报由对开4版扩为对开8版，并在新年首期开设“我的出版主张”专栏。刘杲以《图书是一个复合体》为题，率先为这一专栏撰就“开宗明义第一章”。刘杲提出，图书是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的结合。精神产品对图书的效果起着决定的作用。物质产品对图书的效果起着增强的作用。图书出版，不论是其中的精神生产还是物质生产，都要坚持发展生产力的原则和提高质量效益的原则。

刘杲视丰富商报的信息资源为己任，经常在第一时间把适合商报发表的他在不同场合的讲话、发言、建议、笔记等提供给商报，为商报开小灶，充实独家报道。

在1995年4月召开的中国发协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刘杲继任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会长。会后，他把在闭幕会上的讲话，以《自强、自律、自信》为题，交商报发表，助力行业发展。

1996年1月，刘杲把他在跨世纪出版发展战略研讨会上的发言，以《对跨世纪出版发展战略的思考》为题，交商报发表。文章强调，出版工作要同经济发展战略相适应，推动整个出版业从以规模数量增长为主要特征的阶段向以优质高效为主要特征的阶段转移；并明确提出出版社应停止承包制。

1998年3月，刘杲将他在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出版业如何对待外国资本的进入》交商报发表。文章强调，出版业引进外资要保证牢牢掌握正确的舆论导向。要注意对不同的出版物、不同的出版活动，区别对待，有严有宽。

同年9月，刘杲将他在全国书刊发行业协会’98年会上的讲话，以《对当前书业界若干热点问题的看法》为题，交商报发表。文章就市场前景、发行集团、社店关系、外资进入、行业自律等10个热点问题发表见解，反响热烈。

1999年2月，刘杲将他在全国农村图书发行研讨会闭幕会上的发言，以《争取农村图书发行的更大发展》为题，交商报发表。强调扩大农村图书发行，更好地为农村、农业和农民服务，首先要多出适合农村需要的好书，然后才能向农村多发好书。

2003年1月，刘杲将自己学习党的十六大精神的笔记以《国家兴则出版兴》为题，交商报发表。文章围绕“出版工作要坚持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出版物市场”、“加快出版业信息化前进的步伐”、“出版业的‘引进来’和‘走出去’”等14个专题进行阐述，给业界以启示。

1999年4月，国际书商联盟主席斯坦博格来华访问，刘杲作为国际书商联盟理事、国际书商联盟成员——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的会长与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梁衡一起接待来访，会谈交流。对这场重要的外事活动，刘杲安排商报作为唯一到场的媒体，为商报提供了独家采访报道的机会，使商报不仅得以图文并茂地报道了这一重要活动，还发表了对斯坦博格主席的独家采访。

已届花甲之年的刘杲既为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会长，又系中国编辑学会会长，智慧超群的刘老既在两个团体间游刃有余，又笔耕不辍，佳作频频。

新华书店成立60周年时，刘杲在商报推出的新华书店创建 60周年专刊上撰文《奋斗拼搏再立新功》，提出新华书店应当果断地投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海，甩开膀子干，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大力改善经营和加强管理。

党的十五大召开后，刘杲结合十五大报告，在商报撰文《出版与综合国力》，提出“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是文化力量的主要体现，是文化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的主要根据。

1998年11月，刘杲在商报开设的“书业生态环境专题研讨”中发表《公平竞争与降价销售》的专文，提出对不正当竞争行业、不正当价格行为，要依法坚决予以制止。对助长恶性竞争的高定价、低折扣行为，要加强管理和控制。

进入新世纪，刘杲对出版业改革、发展的思考、见解更加活跃、更加多元，与商报的合作也更趋密切。世纪初的那几年，他先后在商报发表《图书储运文化》《加快出版业信息化步伐》《出版社需要引进现代企业制度》《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一分为二趋利避害》《理论创新：编辑学科建设的灵魂》《谈谈新形势下的总编辑工作》《为了更好地把握未来》《市场经济、信息化和科技出版》《出版：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国际化出版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等20余篇文章，涉及出版的诸多方面。

作为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和新华书店总店共同主办的报纸，商报曾聘请各省级发行协会的秘书长为商报编委，并在1996、1997、1998连续3年的全国发协年会期间，召开商报编委扩大会议，汇报报社工作，听取发协编委的意见、建议。作为中国发协最高领导的刘杲，曾欣然到场听会，并作指导讲话。先生对商报的关爱不言而喻。

刘杲先生的博学、睿智、远见卓识、德高望重为业界所称道，而我又从与其接触中的点滴小事窥见其的高风亮节。

廉洁刘杲  1996年8月，中国发协在河北易县召开中央出版社发行改革研讨会。参会当晚，在刘杲处聊天，会务组的工作人员将会议发的纪念品送至刘杲房间，刘杲当即表示“我不需要”，拒收；并告诉我无论参加任何活动，他对纪念品、礼品等一律拒收。先生的一生廉洁由此可见一斑。

深情刘杲  早些年去刘杲先生府上拜望时，曾在交谈中说起业界人士多对一些活动刘杲未能参加而遗憾。先生告诉我：老伴患病，非他照料不可，因而长期无法出门。先生的深情昭然可见。

谦恭刘杲  刘杲先生先后于1997年、1998年、2008年、2011年分别向我赠送了《刘杲出版文集》《刘杲出版论集》《出版笔记》《我们是中国编辑》四著，其中无不附有“指正”字样的题签。《出版笔记》寄给我时，还附有一精致的便笺。我想，这当为先生的惯常所为，这一悉心所举透露出先生的谦恭。

近几年，念及刘杲年事已高，不便打扰，仅在春节前发去短信问候，先生均及时回复问候。不想先生溘然长逝，呜呼哀哉。

（作者为原《图书发行》报副总编辑、原中国图书商报副总编辑、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原副总编辑）

校 对：马   葵

编 辑：陈   麟

复 审：张维特

终 审：宋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