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氏立于鱼米之乡江南,却成长于战乱,从太平天国期间几乎灭族,到借助日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发展,直至建国后、改革开放,百数年之间立于不败之地,除了机遇和精明之外,对家族经营理念的执着传承,对风险和收益的把握,加上人丁兴旺的荣氏不断通过联姻和利益捆绑,扩大家族企业的规模和影响力,同时,发挥股权融资“泛家族化”作用笼络合作伙伴,让荣氏成为中国近代真正的跨国企业集团,至今资产规模号称3000亿美金,产业和企业遍布全球,且毫无衰弱的征兆。
荣氏三代荣氏家族穿越近代百年中国政商两界,改开之后荣氏毅仁出山创立中信集团前身,成员遍布海内外的荣氏家族迎来第二次高光时刻,且为极少数被誉为红色资本家的民营家族。近日,身居大陆的荣氏家族成员在网络传出举家迁往加拿大,且将上海豪宅的古董家具打包若干个集装箱运往国外的事件,虽未获证实,但足以引发华人圈围观。早在1930年代初期,荣氏家族的事业达到巅峰。当时荣氏旗下申新纱厂约占全国民族资本棉纱厂纱锭数的20%,布机数占28%,茂新和福新的面粉厂规模占全国同行业的1/3左右,赫然是当时国内规模第一的民营实业集团。自此,荣家奠定了在中国近代工商业的重要地位,被称为中国的“洛克菲勒”。荣宗敬曾对友人笑言:“当今中国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荣氏被认为是苏商的代表,江南大学教授、江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庄若江认为,苏商,睥睨于汉唐,并驾于明清,独步于民国,领跑于今日中国商界。胸怀大志、身负大略;善循大局、精耕大业;谨守大义、兼施大爱;包容大气、共享大成……苏商精神与情怀代代传承,历久弥新。正是因为荣氏举家外迁传闻,再度引发外界对荣氏关注,发现荣氏早在建国前已经实现产业出海,经营全球化,按照当时荣氏兄弟的说法“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部分子女带着巨额资金,分头前往香港、台湾、澳洲和美国,荣毅仁则留守大陆。数十年过去,荣氏跨国产业集团的规模已经非常可观,足见当时荣氏兄弟的远见卓识。作为近代大型民族企业能发展留存至今,一定有其过人之处,我们近期再次发掘荣氏在家族经营、传承和发展方面的轨迹,尝试总结若干规律,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和启示。
荣氏身居江南,为何兴起于战乱
荣家在20世纪初崛起于无锡惠泉山麓五里湖畔的荣巷。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无锡遭遇战乱,荣氏一门几乎灭绝。荣氏兄弟的父亲荣熙泰在上海铁铺当学徒幸免于难,后安定下来相继生下荣宗敬、荣德生。荣熙泰得到关键人物帮助,其叔父荣俊业曾为江苏华亭知县张钧幕宾,后入张佩纶幕。中法马尾之战失败后,张佩纶在流放张家口的途中,推荐荣俊业成为两广总督张之洞的文案,后因帮助候补道朱仲甫获得广东厘金局三水口总办实缺,朱遂任荣俊业族侄荣熙泰为其总账,成为世交,荣氏亦由此逐渐发家。荣氏兄弟俩十多岁时,父亲荣熙泰便让他们去广州、上海等地做学徒谋生。荣宗敬14岁时就到上海南市区一家铁锚厂当起了学徒。三年后,15岁的荣德生乘着小木船从闭塞的无锡郊区来到喧闹的大上海,进入上海通顺钱庄做学徒,此时的荣宗敬则在另一家钱庄做学徒,这为几年后他们和父亲荣熙泰一起在上海开钱庄打下了基础。1896年,已有几千块银洋积蓄的荣熙泰与人合资在上海开设“广生钱庄”,两兄弟一直遵守父亲遗训,稳妥经营钱庄,从不投机倒把,几年后便掘得了第一桶金,这也成为后来两兄弟创业的基础。就在钱庄生意蒸蒸日上之时,荣德生嗅到了面粉行业的商机,兄弟俩一拍即合。20世纪的第一个年头,荣氏家族事业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荣氏兄弟和友人在无锡开设面粉厂,取名“保兴”。由于江南人以大米为主食,面粉主要销路在北方,而荣氏兄弟从来就没有跨过江,北方市场完全没打开。1904年,东北爆发了日俄战争,面粉需求陡然增加,让荣氏兄弟的面粉生意迅速起来。其后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后,面粉和纺织作为战时刚需产品,一路走俏,荣氏兄弟在期间不断壮大甚至垄断这两个行业。荣宗敬曾对友人笑言:“当今中国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
家族传承关键:守业二代的承上启下
在家大业大之后,所有家族都会面临治理问题。这个时候,家族内部三观的统一和贯彻就非常重要。苏商久居江南,读书风气盛,家族氛围浓。同样,荣氏家族家风严谨,注重修德立身,注重读书。荣德生不认为自己是资本家,他最讨厌别人称他“大老板”,而认为自己是“事业家”、“事业迷”。在无锡祖居,建于1919年的承德堂,右侧是荣德生的书房,左侧是荣德生子女读书处。荣德生的书房里,高挂着“戒欺”二字匾额。荣德生将“戒欺”作为诚实守信的经营之道,一生信守不渝。“戒欺”也成为荣氏家庭的家训,做人的根本。承德堂中堂高挂着一副对联“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此联出自晚清军政重臣、湘军统帅之一、洋务派首领的左宗棠,同时是荣德生本人的座右铭,从中可以看出荣德生低调、俭朴、宽容、进取的高尚品格和人格魅力。外界认为这就是荣家的家风传承核心精神,据说此联也是荣毅仁喜欢的座右铭。荣宗敬孙女荣海兰在2016年曾就家族传承的问题,给了内地企业家们一点建议,她认为关键是创富一代与守业二代的关系。首先,两代人之间往往因经历、生活和教育背景等存有极大分歧。所以,守业二代在能够背负家族重任的同时,还必须能够协调好两代之间的关系,直至双方对家族的未来构想达成一致。“这中间涉及到把以往经验和观念升华和布局的问题,如果二代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就有可能会出现富不过三代的情况。荣海兰出生于香港,没有见到家族当年的繁华,但见证了家族近百年的传承。“我们的家族基金架构偏向西方风格。”荣海兰表示,家族办公室一方面掌管家族资金的出入和分配,另一方面对荣氏家族企业担负起控制和监管的职能,并最终对由荣氏家族成员组成的董事会负责。如今,荣氏家族一代、二代跌宕而传奇的故事已经随风而逝,但家族的基金保证了荣氏家族的平稳过渡和此后的数代传承。
荣氏家族第三代掌门人荣智健荣氏企业作为近代中国最大的民营家族企业,其创办人荣氏兄弟不仅在短期内实现了企业快速发展,而且在长期内实现了家族企业继承人的培养和家族企业的持续经营。除了对血缘家族成员的有效分配治理之外,还有一个就是通过姻亲来扩大人才和家族势力。纵观一百年的荣氏家族,招贤纳婿,充实家族企业人才库,实施家族联姻,打造利益共同体,实施泛家族化,网罗社会精英是他们对血缘之外准家族成员的聚拢方式。尽可能通过各种途径扩大家族企业的社会网络,并有效传递给家族企业继承人。对家族企业社会网络构建和传承的高度重视,是荣氏家族企业长盛不衰的重要法宝。荣氏兄弟共有11个儿子,13个女儿,也就有13个女婿。充实家族企业人才最为典型的是荣德生长婿李国伟,作为第一个进入荣氏家族企业的第二代企业家,李国伟早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曾任陇海铁路工程局设计工程师,荣氏兄弟知其上进、好学,便不顾“门户相当”的习俗,荣德生把女儿荣慕蕴配与李为妻。荣德生对其评价为:“世家子,唐山土木科毕业生,知为大器,不论家况也”,荣德生不论出生、量人为才,终于为荣氏企业选择一个才学兼备的难得人才。在家族联姻方面,姻亲无锡杨氏家族对荣氏兄弟支持可谓临门一脚之力。杨宗濂、杨宗瀚兄弟早年跟随李鸿章投身洋务运动,成为积极的干将。1895年,他们在家乡创办业勤纱厂,揭开了无锡现代化的序幕。他们是近代民族资本工业的先行者,也是无锡第一代企业家,其侄子杨味云曾任民国政府财政部次长。杨味云之子杨通谊与荣德生女儿结为秦晋之好,荣、杨两大家族实现了联姻。荣氏兄弟通过联姻为企业的发展打造了一个庞大的利益共同体,它给荣氏企业的发展带来了诸多发展便利,增强了企业抗风险的能力,这种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的网络资源不会随着老一辈企业主的退出而丧失,家族企业继承人可以继续享有家族联姻带来的社会网络资源,有力的外部支持大大提高了企业继承人成功接管企业的概率,也使得家族企业持续发展有了可能。这种利益共同体的威力在1935年宋子文企图趁机吞并申新时得到了充分体现。上海银行经理陈光甫由于本身利益及与荣德生的姻亲关系,力反“国舅”宋子文的计划,使得申新渡过难关。在现代,家族成员庞大的荣氏,在香港、台湾、澳洲和美国等地开枝散叶,联姻的利益共同体继续扩大,如荣毅仁之子荣智健、中信泰富前总经理联姻汗衫大王任士刚孙女任顺弥;其他家族成员联姻对象包括横跨两岸的成思危家族、澳门马万祺家族,女婿还有曾任台湾省主席、外交部部长的魏道明等人。对于荣氏家族泛家族化模式,上海财经大学程霖教授专门进行研究归纳,他认为,荣氏集团推行的股权融资“泛家族化”,尽管没有血缘关系,但以业缘和地缘为基础建立的股权关系却极其密切。在1919年集股创办的福新七厂,资本额为30万元,其中荣家兄弟占55.40%,其余各股为王禹臣兄弟及荣家企业系统的老股东及成员。采取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这种超越血缘关系的融资契约将家族与泛家族成员的产权绑定在一起,极大地提升了企业成员的归属感和凝聚力,也保证了荣氏兄弟完全可以凭借其“大家长”的地位推行“不提红利”的资本积累和股利分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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