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平台传播时代下智能代理对国际传播的挑战与影响

【内容提要】代理自古以来便是投射权力的重要工具。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的技术特性使其成为政府普遍实施代理以扩大权力影响范围的理想平台。数字平台的出现更是推动这种代理模式普遍化。从传统媒体时代的“媒体代理”到全球平台传播时代的“智能代理”，代理的方式呈现出自动化和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尤其在当前全球平台传播时代，平台通过主导国际传播基础设施、垄断全球信息传播渠道、影响国际传播信息流动和传播秩序，成为国际传播的主要场域。通过AIGC技术，平台能够迅速生成大量的信息内容，使其在国际舆论场上占据主导地位。基于算法的信息过滤和大数据挖掘，平台能够准确把握用户的信息需求和浏览偏好，进而精准进行信息推送和舆论引导。平台实现了对全球信息流动的把关。这也为一些国家政府提供了借助平台进行国际舆论操纵和控制国际信息的机会。政府与平台的“合谋”，加剧了信息失衡和舆论扭曲，加大了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风险，对构建稳定的国际传播秩序提出了新的挑战。

【关键词】全球平台传播 平台代理 国际传播 生成式人工智能 数字霸权

代理(proxy)的本质是为了投射权力，通常仅限于与政府关系相对松散的非国家行动者。然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不仅在空间上实现了全球范围的扩散，更是实现了即时的信息传递和实时的互动交流。网络的技术特性给予了它在全球距离上实现远程控制的能力，也正是这种技术特性，使其成为政府普遍实施代理以扩大权力影响范围的理想平台。数字平台的出现，更是进一步推动这种代理模式普遍化，借助数字平台这一开放共享且可互操作的数字系统，政府与非国家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也由松散走向紧密合作。

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将网络权力定义为“运用网域内电子互联的信息资源得到偏好结果的能力。网络权力可以被用来在网络空间内产生偏好结果，它也可以运用网络手段在网络空间外的其他领域产生偏好结果”。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权力不仅仅表现为军事武装权力，支配舆论的软实力同样也是权力的一种体现。软实力主要通过吸引和说服在社会中建构起来，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的形成主要源于网络内部权力的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某个行为体让其他行为体违背最初偏好或战略行事能力;第二个层面是通过议程设置将其他行为体的战略排除在议程之外;第三个层面是通过使某些思想非法化或进行网络封锁，以此来塑造某个行为体的最初偏好。这三个层面都可以通过平台实现。平台中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如社交机器人，能够实现大规模低成本的信息生成，并借助平台广泛的数据收集，实现规模化且有针对性的信息发布。同时，平台通过对算法的调整可以进行信息过滤，甚至进行网络封锁。例如，优兔(YouTube)和X(原推特)等社交媒体平台通过对今日俄罗斯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账号“降级”，以此来限制甚至禁止俄罗斯媒体账号向欧洲发布信息。

由此可见，技术占优势的国家具有运用软实力引导平台上的舆论偏向的能力。网络这项技术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在全球范围内投射强制力，这在国际传播中导致了“隧道视觉”效应，即通过减少媒体上创造性声音与表达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或减少人们对其他声音和表达的接触机会，以此来控制网络舆论走向。由此可见，数字和智能技术并没有像技术乐观主义者所希望的推进民主进程，反而当前的网络舆论仍然在遵循“赢家通吃”的局面，并且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形成了新的数字霸权。

一、从“媒体代理”到“智能代理”：国际传播中技术代理的演变

自冷战结束后，对代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被国家用作代理人的非国家行为体，以及这些非国家行为体如何帮助国家投射权力。早期的研究关注于物理层面的武力代理研究，这是属于硬实力层面的代理。而在软实力层面，国家的代理往往集中在话语权和影响力层面。其中，传播媒介正是影响到国家话语权和全球影响力的关键节点。但不管是硬实力的代理还是软实力的代理，依靠的都是人本身。尤其在软实力层面，需要通过人的知识生产实现代理。但随着物联网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出现后，技术已经成为除人之外的重要代理方式，并且越来越有取代人力的趋势。因此，从技术发展角度来考察代理模式的变化，可以将其划分为传统、数字化、自动化三个阶段。

传统阶段的代理主要依赖于传统媒体和人工操作，如电视、广播和报纸等。在这个阶段，代理主要由政府、媒体机构和广告公司等传统机构控制和运作。其中，美国学者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Oliver Boyd-Barrett)在论述“媒介帝国主义”时提到帝国主义的“媒介代理”这一概念。所谓“媒介代理”主要指的是一些大型媒体集团通过压制其他国家媒体的活力，来减少这些声音表达的机会。“当媒体的叙事框架以积极的视角或在善意的光环笼罩下报道帝国主义活动时，当媒体将帝国的声音、辩护和话语置于受害者、异见者和另类者的声音之上时，当媒体忽略或边缘化那些批评帝国权力的事实和观点之时，媒体就成了帝国主义代理人。”虽然西方媒体始终高喊着“新闻自由”和“独立自主”的口号，试图标榜自身的“客观性”，但是媒体本身从来都与政治存在紧密的联系，应当被视为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美国学者J.赫伯特·阿特休尔(J.Herbert Altschull)认为，一切媒介都不是独立的、自为的，媒介历来都是受到某种权势控制的工具。

1870年，欧洲三大主要通讯社(路透社、哈瓦斯社、沃尔夫社)和纽约新闻联合社签订《通讯社条约》(Agency Treaties)，将世界划分为四大势力范围，其中各大通讯社所属国家的影响力投射范围基本与实际势力划分范围一致。可见，19世纪西方通讯社对全球国际传播的控制，本质上是为了辅助西方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扩张，尤其在一些殖民国家，通讯社本身就是国家的代表。但与现代化传播手段相比，由于基于电报的传统媒体信息传输速度相对较慢，传播渠道也相对固定，传播效果具有一定程度的地理局限性。因此，无法在全球范围内影响舆论。

控制国际信息和国际传播秩序的斗争始终是以软实力层面代理为主要目的。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出现以及电缆、无线电、通信卫星等传播手段的革新，借助信息传播技术进行国际传播和信息战成为后冷战时期国际传播的重要战略方针。例如：美国卫星与互联网运营商通过在侦查、监控和成像系统以及整合空间、空中和地面信息与传播系统，确保了美国对国际传播实现“全频谱控制”。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地缘政治的前沿阵地。这一阶段的网络代理借助新型媒体和通信设备，传播范围扩大，传播渠道多元化，个人和组织能够更加灵活地进行信息传播和交流互动。学者蒂姆·莫雷尔(Tim Maurer)指出，各国政府通过赞助、部署和利用黑客等技术手段，即“网络代理人”(cyber proxies)，作为投射或保护国家利益的渠道。例如，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曾被曝光通过黑客手段潜入其他国家通信网络，收集情报和进行网络监控，这种行为被认为是网络代理的一种表现。

数字化阶段的网络代理模式、机制和表现，呈现出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特征。政府、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等各种行为体，通过网络技术手段，实现对信息传播的控制、影响和塑造，以达到其谋取政治、经济或文化利益的目的。这种网络代理模式的出现，使国际传播过程中的信息传播和舆论影响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化。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广泛应用，代理正逐渐进入自动化和智能化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机器人和算法可以自动收集、分析和传播信息，实现了信息传播的自动化和智能化。但与此同时，智能代理的自动化监视、说服和欺骗，增大了国际传播中侵犯隐私和操纵社会的威胁。根据牛津互联网研究院发布的《人工智能恶意使用：预测、预防与缓解》报告，全球目前已有81个国家使用社交媒体传播计算性宣传和虚假政治信息。人工智能的广泛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个人、企业和国家之间的沟通本质，使其越来越受到自动化系统的调节。并且，由于人工智能的技术特性，使其具备大规模生产有说服力但实为虚假的信息进而破坏公共话语内容的能力，从而加剧现有趋势的极端化，甚至形成新型话语霸权。

另外，全球社交媒体平台的形成也为新的智能代理创造了条件。平台中大量的社交机器人，正是利用配置文件设置、流行度测量以及自动化对话工具，与大量社交媒体平台提供的用户数据一起，成为代理的重要形式。自动化阶段的智能代理呈现出交互性、适应性、自主性和隐蔽性的特点。这些代理能与环境交互、根据内部规则优化与环境交互、制定新的行为规则，并且利用大数据和算法技术实现更隐蔽的操作，往往不易被识别。这些特点使得智能代理在国际传播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成为塑造舆论和影响政治安全的重要手段。

二、数字平台主导的国际传播：智能代理的底层逻辑

在当今数字化时代，数字平台已经重构了国际传播信息生态，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这也是平台代理实现的前提和底层逻辑。平台通过主导国际传播基础设施实现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为全球用户提供了获取信息、互动交流的便捷通道，构建了一个数字化的传播网络。但是，少数平台掌握了全球信息流的主导权，操控着国际传播信息流动和传播规则，对全球信息传播渠道造成了垄断。这种垄断导致了信息传播的集中化和规模化，加剧了信息的不对称性和舆论操纵的风险。

基础设施指的是社会赖以生产和发展的一般物质条件，能够保障区域内社会经济的正常有序运行。在网络社会中，数字基础设施正是维系整个网络社会生产和发展的保障，其中最关键的是海底电缆。海底电缆作为信息时代的基础设施，是支撑全球通信的核心，更是推动全球化发展的物质基础。实现海底电缆的接入，是发挥平台效应的第一步。同时，平台要想实现全球范围的扩张，必须通过不断增加连接范围，扩张用户规模，进而才能得到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全球连通接口的海底，正是数字平台进行全球扩张的起点和关键渠道。

当前，各平台已经主导了全球海底电缆建设。根据信通院2023年的报告，互联网平台企业在跨大西洋海底电缆投资中占比为89%，在跨太平洋和拉美的海底电缆投资中占比超过60%，并不断开拓新的海底电缆路线，以期在传播中占领更多的优势，获得更多的用户。正是由于平台对海底电缆建设的深度介入，使得平台掌控了国际信息流通的关键节点。由此，为智能代理搭建了技术基础。

平台主导国际传播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平台的垄断地位，即全球信息传播渠道的主导权掌握在少数平台手中。这些平台拥有庞大的用户基础和广泛的信息传播网络，成为全球信息传播的中枢。以海外主要社交媒体平台为例，脸书(Facebook)、X(原推特)、照片墙(Instagram)等平台几乎垄断了全球社交媒体市场。据统计，2023年，脸书旗下的社交媒体产品，每月活跃用户超过30亿人，几乎覆盖了全球各国绝大多数互联网用户。这种垄断地位使得平台一定程度上能够控制用户获取信息的途径，对信息传播的路径和规模产生重要影响。

这种垄断地位的形成，一方面源于平台本身的社交属性，其通过将用户线下关系网络与线上关系网络的集成，积累了用户数量，形成了强大的用户网络效应，以此吸引更多用户加入，从而不断巩固和扩大平台在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是因为平台本身投入了大量资金和人力资源进行技术研发和创新，不断提升平台的用户体验和功能性。技术上的优势为平台吸引了大量的投资和资金流入，进一步支持平台进行技术研发和创新。可以说，平台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政府在科技领域发展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对于政府而言，大多在科技研发和创新等方面受到预算限制、决策机制等因素的制约，难以像数字平台那样灵活和迅速地推动技术的发展。谷歌(Google)、苹果(Apple)、脸书等公司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领域都有着深厚的技术积累和领先的技术应用，它们在这些领域的创新和发展往往引领整个行业的方向，这也为政府搭建基于平台的智能代理提供了技术支持。

(三)数字平台操控国际传播信息流动和传播规则

平台主导国际传播还体现在其对信息流动和传播规则的操控能力上。通过算法优化、内容过滤等手段，平台能够精准掌控信息的流向和传播路径，从而影响用户的信息获取和认知过程。

在信息流动管控方面，数字平台往往拥有庞大的用户群体和数据流量，算法会根据用户的点击、浏览和分享等不同行为，自动调整信息流的排序和展示方式，使用户更容易接触到符合自己兴趣和偏好的内容。在传播规则设定方面，数字平台通过制定和调整平台规则和政策，规范和影响信息的传播行为和内容。例如，通过算法优化、内容审核、用户账号封禁等方式，去限制或引导特定类型的信息传播，以维护平台的秩序和形象，甚至满足特定利益集团的特殊需求。同时，由于平台对国际信息流动节点的掌控，通过参与国际组织、制定国际规范和标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和影响全球信息传播规则的制定与实施，影响全球传播环境。

基于此，数字平台利用自身的技术和数据优势，能够对用户行为进行实时监测和预测，从而精准调整信息的传播策略和推送内容，实现了对国际传播的有效控制和引导，进而形成了数字化时代基于数字平台的智能代理基础。

三、智能代理的实现路径：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大数据

技术的进步降低了信息处理和传送的成本，这也导致了信息量的激增，造成了“充足的悖论”，即当人们面对信息洪流而应接不暇时，注意力就成为了一种稀缺资源。谁能够从凌乱的背景信息中辨别出有价值的信息，谁就能获得权力。这种权力源自对信息的有效过滤和引导。

早期，人们把这种信息过滤的把关权交给了媒体，而在全球平台传播时代，平台成为了新的“把关者”。约瑟夫·奈提到，在信息时代，政治已经成为一场竞争激烈的信誉较量，话语成为国家软实力的货币。并且，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大多数交流不再仅仅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物联网以及通用机器人大脑人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机器与机器的交流成为普遍现象。例如：由谷歌人工智能企业Deepmind发起RT-X项目，旨在打造一个具备通用智能的机器人大脑，使机器拥有思维能力，从而其能够控制许多不同种类的机器人，真正意义上实现“解放人力”。这种智能模式不仅能极大地提高机器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还可能彻底改变我们与机器人互动的方式。

在当前的数字平台中，由数据和算法编写的智能机器人，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平台的信息生产和信息交互中。社交媒体平台界面是用户身份形成的重要工具，其中，用户个人资料设置、关注度以及表情包符号等是构成平台说服力的主要手段。这种较为简单的交往环境，为智能机器人提供了一个发挥其能动性的平台。因此，当这些智能机器人被用作代理，就具有了参与网络舆论，以传播宣传和错误信息来左右公众舆论的能力。

AIGC作为智能代理的关键实现路径，在当今互联网时代发挥着重要作用。利用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AIGC能够快速生成大量内容，并以低成本的方式实现信息的生产。随着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信息生产的逼真程度正在不断提高。例如：OpenAI的GPT-3模型可以在短时间内产生高度逼真的文章和新闻报道，并且文本自然流畅，难以从语言上区分出是否由人类编写。

在国际传播中，借助AIGC进行计算宣传已经成为各国心照不宣的战略。牛津互联网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在全球48个国家都发现了国家与一些科技公司合作，通过创建“木偶账户”、识别微目标受众或使用智能机器人等策略来强化某些政治信息。同时，还有多个国家利用社交机器人进行虚假信息生产和传播来误导网络舆论。平台网络技术的可供性扩大了信息传播的规模、范围，提高了精度。尤其在社交媒体平台中，机器人几乎占据所有在线流量的50%。社交媒体上运行的算法和机器人通过自动化的计算机脚本与用户进行交互，并生成内容，其中包括利用社交机器人被用来增强自身力量并打击异己。这些都构成了政府的智能代理。

(二)基于大数据实现平台算法的“黑箱”操作

平台算法是实现智能代理的另一个路径，通常运作于“黑箱”之中，其内部运行机制对外部用户不透明。但这些算法往往被设计用来提高用户参与度，借助大数据实现用户信息的自动搜集和监控，再通过算法的智能分析，揭示用户行为模式和趋势，以满足平台的商业目标。然而，这种算法的不透明性也导致了信息过滤、个性化推送和舆论操控等问题。脸书就因其算法的不透明而备受质疑，被指责在选举中传播虚假信息和操纵舆论。

大数据和算法的结合，为政府提供一个借助平台算法“黑箱”实现隐蔽代理的便捷途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黑箱”操作意味着平台算法的运行和决策过程对外部用户不透明，用户无法准确了解算法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如何影响信息的分配和传播。这种不透明性使平台拥有了对信息流动的掌控权，使其可以通过调整算法来影响信息的流向和用户的注意力焦点;其次，政府可以利用这种不透明的算法操作，推动特定的政治议题、宣传特定的观点或影响网络舆论。这种合作使政府能够最大程度利用平台的技术优势和大数据资源，更有效地实现其政治目标;最后，利用大数据挖掘技术获取的信息支持，结合数字平台的智能代理功能，能够进行更为精准的计算宣传。借助平台的智能代理，最终实现国家权力在全球舆论场中的扩张。

从传统媒体时代的“媒体代理”到全球平台传播时代的“智能代理”，代理的方式呈现自动化和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尤其在当前全球平台传播时代，数字平台通过主导国际传播基础设施、垄断全球信息传播渠道、操纵国际传播信息流动和传播秩序等手段，成为开展国际传播的主要场域。在这一新型代理机制下，数字平台通过其技术优势和信息控制权，成为塑造国际传播格局的关键力量。通过AIGC技术，数字平台能够迅速生成大量的信息内容，使其在国际舆论场上占据主导地位。而基于算法的信息过滤和大数据挖掘，平台能够准确把握用户的信息需求和浏览偏好，进而精准地进行信息推送和舆论引导。这种智能代理的崛起，不仅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而且为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了新的影响力的渠道，但同时存在加剧信息失衡和舆论扭曲、增加国际关系不稳定性、加大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的风险。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版中国故事’的全球化、区域化、分众化传播研究” (项目编号：22AXW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