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交流互鉴视角下的全球性交往与传播主体多元化

【内容提要】文明交流互鉴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理论基础，既遵循了国际传播秩序变革的客观规律，也反映了以文明多样性和平等性弥合意识形态鸿沟的“全球南方”国家诉求。促进全球性交往是实现文明交流互鉴的关键路径。在深度媒介化背景下，充分激活不同层级、不同类型主体在传播网络中的作用，形成从国家到地方、从官方到民间、从线下到线上的立体交往格局，将进一步丰富国际传播的实践场域，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历程和国家形象的全方位认识。

【关键词】文明交流互鉴 全球性交往 主体多元化

国际传播作为以民族、国家为主体进行的跨文化信息交流与沟通，具有高度的政治倾向性。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让根植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理念下的既有国际传播秩序暴露了其信息流动的不均衡，“西方中心主义”不仅强化了文明冲突论调，也让意识形态鸿沟成为主导国际舆论场的主要解释框架。与此同时，平台社会的崛起也让国际传播超越了曾经的理论边界和实践场域，进入更加立体的交往时代。基于此，把握住国际传播的秩序变迁与价值重构的机遇，充分发挥多元主体在全球性交往中的关键作用，不断完善中国国际传播体系建设，是提升对外传播效能的关键。

一、文明交流互鉴：国际传播的秩序变革与价值重构

现代国际传播秩序作为体现国际政治、经济势力在全球信息传播领域延伸的传播资源格局和信息传播状态，具有鲜明的不平等特征。长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推行全球化进程中利用自身的媒介资源和技术优势将自身的意识形态、价值标准和生活方式规划为“常识”和所谓的“标准”，以构建其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传播秩序不仅削弱了不同国家、民族及其文化的多元性，更引发了文明的冲突。与之对比，中国提出的“文明交流互鉴”理念不仅肯定了不同文明的多样性和平等性，更着力强调文明之间的依存关系和共同发展愿景，既顺应国际传播的秩序变革，也重构了国际传播的价值理念。

从全球传播秩序变革的规律来看，其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迁、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全球化进程的持续纵向推进和传播技术的不断创新。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危机和逆全球化思潮不仅引发了对既有全球治理理念的反思，也为推动建立新的世界信息传播秩序提供了土壤。

其一，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的核心特征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其整体实力的高速崛起和彼此联结触发了国际格局从“单极独霸”到多极化发展的深度变迁。正如亨利·基辛格在其著作《世界秩序》(World Order)指出，“非西方世界的崛起使得西方世界秩序的普遍性不复存在，西方国家唯有尊重非西方国家的文化传统才能建立起和谐有序的世界新秩序”。

其二，从后冷战时期至今，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及其在全球治理中的建设性作用，以及西方国家内部的政治生态变化使得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千疮百孔，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成为国际格局“东升西降”发展态势的集中体现。

其三，全球化进程的持续推进虽然形成了“文化帝国主义”，但不同文明的异质性也在全球化浪潮中不断彰显，发展中国家对文化霸权主义的不满和西方所谓“普世价值观”的反思成为文明冲突的导火索。

其四，以数字化为代表的传播技术创新让新兴经济体国家不断弥平数字鸿沟，打破西方发达国家的垄断。新兴经济体国家快速增长的网络用户市场改变了全球网民结构，同时随着平台社会的兴起，跨国数字平台的商业逻辑和国家主权逻辑的复杂咬合使不同平台之间的融合与竞争形塑全球传播格局，助推全球传播格局的均衡化。

国际传播秩序的调整势必带来理念价值的变化。以“西方中心主义”为核心的价值理念触发了“文明的冲突”，浓厚的政治色彩也导致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与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在彼此认知上呈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鸿沟。根据英国剑桥大学班尼特公共政策研究所(Bennett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2022年10月发布的《分裂的世界：俄罗斯、中国和西方》(A World Divided：Russia，China and the West)显示，俄乌冲突扩大了全球公众对中美俄三国的态度分歧，从对华态度来看，高收入民主国家覆盖的12亿人口中有四分之三的民众对中国持负面态度，但在新兴经济体和“全球南方”国家的63亿人口中70%持积极态度。这意味着国际传播需要提出新的价值理念，从人类共同的利益出发来弥平这道鸿沟。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聚焦于共同发展、具有创新性的“新世界主义”世界观，为中国的国际传播开辟新视野、提供新策略。与根植于民族国家利益的既有国际传播理念不同的是，“新世界主义”强调的是多元、平等、互利和共赢。2019年，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提出“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倡导以文明交流互鉴促进全球信息的水平性、双向性、对等性流动。这与中国长期坚持的和平发展理念相契合。尤其是在中国成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建设性力量之后，中国既没有奉行霸权主义道路，也没有追求某种普适性的国家发展范式，而是不断强调国家发展和文明演进的“价值关联”和“普遍联结”。

二、全球性交往：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路径与现实挑战

促进全球性交往是实现文明交流互鉴的关键路径，这种交往既包括线下的人文交流，也包括随着平台崛起所形成的数字世界交往。前者作为我国对外交往的重要支柱，在科教文卫体等大外交领域积累了庞大的知华友华朋友圈，使真实、立体、多样的中国形象得以有效传递到海外;后者作为信息文明形态的典型特征，使过去乌托邦式的全球传播实践成为现实，基于跨国数字平台的数字交往不仅是当下实现人际关系连接的重要方式，也真正让全球文明在信息时代焕发新的活力。

人文交流是我国对外交往的重要支柱，也是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途径。作为以人为主要载体的文化沟通和交流活动，从广义上讲，一切以人为载体的各个领域的社会活动都属于人文交流;从狭义上讲，则具体到文艺、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新闻及体育等领域的沟通和互动;从国家层面出发，人文交流主要指人员交流、文化交流和思想交流。从历史源流来看，人文交流不仅能够促进文明互鉴，更能在关键时刻化解国际社会的对华偏见甚至是敌视。

建国以来，诸如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傅高义(Ezra F. Vogel)、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等“中国通”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都曾具有长期在华生活经历，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亲身经验和长期外交实践深入理解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后，中外交流持续深入，越来越多对中国社会具有浓厚兴趣的外国友人扎根中国，其中以彼得·海勒斯(即何伟)为代表的在华人士寻路中国，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在不同城市之间、不同群体之间记录平凡、立体、鲜活的人民群众生活，为西方世界理解中国打开了新的窗口。2019年以来，随着美方将中美关系经由贸易冲突转入全面战略竞争阶段，美国战略界的对华态度在激烈讨论中出现了鲜明的代际差异，时代背景差异和技术性议题导向使对华政策讨论从温和理性转向强硬对抗，对华态度日益消极。

近年来，人文交流与政治互信、经贸合作共同构成了大国外交的三大支柱，并在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中美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的基础上，先后推进了中英、中欧、中法、中印尼、中德、中南、中印、中日等十大中外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的建设，覆盖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青年、旅游、新闻媒体、地方合作等多个领域。正是受惠于人文交流的积极影响，即使在美国整体对华态度呈现消极的态势下，年轻世代的对华认知与政界日益凸显的反华情绪存在差异。根据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2022年1月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26%的“Z世代”青年群体尚未明确中美关系定位，他们也并未认同中国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寻求地区或全球主导地位，因此与传统代际相比，“Z世代”青年更反对限制中美科研和教育交流。

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复杂演变和新冠疫情的阻隔，人文交流受到了主客观双方面的影响。从主观因素上，自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转向全面战略竞争，拜登政府在盟国体系下推行价值观外交，部分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停摆。2023年，中美两国元首在旧金山会晤，双方同意推进中美各领域和各层级的沟通交往机制，但“旧金山愿景”的落实成效仍受到全球局势和美国大选等政治因素的波动影响，不确定性仍在。从客观因素上，过去三年来新冠疫情的持续流行导致中外人员交流人次递减。从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来看，2023年全国出入境人员和外国人出入境人次均未恢复到2019年水平，在此影响下，人文交流的恢复也存在一定的滞缓。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依赖技术、强调以整个地球为范围的全球传播曾作为一种区别于国际传播的结构性概念被提出，但由于数字鸿沟仍然存在，全球传播更多被视为一种乌托邦式的想象。如今，平台社会的形成让理想化的全球传播成为可能，数字交往也进一步开拓了文明互鉴的新场景，使得地方化、平民性的内容经由跨国平台在国际传播网络中大放异彩。

一方面，文明互鉴的交流空间不再局限于现实世界，跨国数字平台拓展了国际传播的话语实践空间。在这过程中，中国互联网平台不断推进技术、产品、生态多维度发展路径，促进数字信息在全球舆论场的交汇和信息自由流动，使地方性媒介生产日益融入全球传播的权力网络。根据全球知名数据机构Statista于2024年5月发布的数据显示，按照国别划分，在TikTok平台上用户规模数量最多的前六个国家分别是印度尼西亚(1.275亿)、美国(1.215亿)、巴西(1.018亿)、墨西哥(0.779亿)、越南(0.697亿)和巴基斯坦(0.596亿)，这一用户结构为推动地方性文化进一步融入全球文化网络提供助力。

另一方面，社交媒体形塑的用户生产内容和视频化生产的全民浪潮使每一个传播个体都可能拥有世界联系，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关系交往都可以在全球社交平台这个场域内实现双向、多向互动。在这过程中，国际传播解构了以国家利益为优先考量的单一价值，基于个体、社群的多元、立体、生动的生活化媒介景观超越宏大的国家叙事促进全球网民的民心共情和价值共鸣。

根据美国咨询公司Kepios团队2024年发布的全球社交媒体统计数据(Global Social Statistics)显示，截至2024年1月，全球社交媒体用户数量为50.4亿，相当于全球总人口的62.3%，而18岁及以上的成人社交媒体用户数量占比达到该年龄段人口的84.0%以上。结合不同数字平台用户的社交媒体活动偏好来看，鲜明的日常生活化转向也再次证明去国家色彩、日常化和个人化的生活图景更容易在全球数字平台引发共鸣。例如2023年火爆海外的“村BA”不仅在国内创造了中国体育直播的记录，同时也受到境外媒体和海外网民的一致称赞。这种区别于大型竞技赛事的群众体育氛围不仅传递了“真正的体育”(True Sport)精神，也让中国绿水青山的乡村风貌和质朴纯真的少数民族风情通过这场赛事有效地传递到海外，在全球话语流通中显示出更大的共情价值。

三、主体多元化：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的国际传播策略

长期以来，我国的国际传播体系建设和能力建设的一大短板在于供给不足。因此，未来加强国际传播工作的重点应在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驱动下，以促进全球性交往为核心，将主体多元化和体系化建设有机融合，充分调动不同类型组织、群体和个人的积极性，协调好不同传播主体的角色和作用，实现对外传播效能从国家到地方、从官方到民间、从线下到线上的整体提升。

(一)从国家到地方：国际传播职能下沉与地方新叙事

作为构建多主体、立体式大外宣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传播的职能逐渐下沉到各级地方政府。从重庆国际传播中心(2018年)、海南国际传播中心(2019年)、成都国际传播中心(2019)的初步建设，2022年和2023年是地方国际传播中心提速增量的重要时期。截至2023年底，全国共建有超过70个、覆盖省—市—县不同层级的地方国际传播中心。

在地方国际传播中心建设过程中，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被分解成差异化的城乡图景，以本地文化为根源、以地方发展特色为枝蔓的新叙事成为新时期国际传播的特色。以海南为例，在省级层面整合重组原本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和海南广播电台总台(集团)旗下的国际传播队伍，升级后的海南国际传播中心围绕自贸港经济建设这一主线，挖掘海南旅游、文化、自然风貌、农业发展等众多素材，通过“Hainan Touch”在海外社交媒体的账号矩阵进行传播，儋州、文昌等市县进一步聚焦东坡文化、调声文化、航天小镇等发展特色，通过建立央地联动、资源拓展、产学融合的传播协同机制书写海南发展故事。与海南的区位发展优势不同，河南国际传播中心扎根中原地区的中华文脉，激活古都安阳、殷墟遗址、甲骨文等的传播价值，借助图文、海报、视频、多语Vlog等融媒体产品和在豫外国友人、驻华使节的实地探访，不仅实现了中华文化“借船出海”的传播效应，同时也在不断扩大在华友人的朋友圈，让其成为中华文明故事的有力讲述者。

区别于海南和河南，上海的国际传播更注重城市形象IP塑造与数字城市的体验，“媒体城市”的交互界面不仅囊括了物理空间和数字化媒体，也通过不同类型的媒介网络让全球力量汇集于上海的重大活动和日常生活。例如上海城市形象资源共享平台“IP SHANGHAI”面向全球征集上海创意形象；“城市新闻服务”（City News Service）作为一站式对外信息服务平台围绕外籍人士在沪的生活、学习、工作需求，精准触达外事政务部门、国际航线、外籍社区、旅游景点等相关节点；“上海眼”（ShanghaiEye）作为观察上海视频窗口运用直播流、视频共享和会客厅的多元产品将城市的国际化本色实时滚动辐射到全球网络。

(二)从官方到民间：扩大社会性主体的国际传播声量

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过程中，民间力量是最具活力的传播主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新华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等为代表的官方媒体旗舰队在国际舆论场上积极发声，然而囿于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新闻媒体的刻板印象和偏见，导致国家队在海外客场的影响力仍有待提升。在此背景下，营造开放、持续的中外交流氛围，发挥民间力量深入海外一线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重要途径。

随着中外交往有序恢复，人员跨境往来日益频繁便利，其中高等院校、社会组织、各类企业、多元群体都是国际传播体系中的重要经脉，能够切实发挥“二轨外交”的积极作用。一是借鉴美国富布莱特项目的经验，打造中国自己的国际学术文化交流旗舰项目，以高等院校和地方城市的名义邀请在海外具有影响力的中青年各界精英以中长期或短期访问的方式，增加对复杂中国、发展中国的了解，从微观视角向其母国民众传递中国坚定融入全球化的信念以及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二是发挥社会组织的平台作用和海外中资企业的在地优势，不断深化与海外本地民众、海外华人华侨的理解与沟通，主动融入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带动区域创新，履行社会责任，促进民心相通;三是借助网络主播等新传播力量，围绕生态保护、扶贫减贫、粮食安全、公共卫生、体育健康等事关全人类发展的普遍性议题，挖掘小而美的生动素材，鼓励网民尤其是“Z世代”青年群体主动传播，利用媒介技术创新中国故事的表达方式，将中国价值与青年情感共鸣有机融合。

(三)从线下到线上：话语体系建设与数字公共外交同频共振

由于当前国际传播秩序仍在变革过程中，因此做好国际传播不仅需要多元主体创新叙事，同样也需要话语体系建设时刻迎战来自国际舆论场的意识形态偏见。一方面我们要鼓励官方和民间传播主体在海外积极发声，同时更重要的是发挥科研和智库机构在话语体系建设过程中的作用，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透过高校学者、智库学者的中外人文交流与国际社会对话，大胆接受外媒采访、主动回击西方意识形态偏见、培育以学术话语交流为主的对外传播学者社群，扭转国际舆论场的非对称性竞争局面。

与此同时，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建设也需要数字平台的支撑。随着互联网平台的基础设施化趋势，围绕数字平台和智能技术的博弈是当前数字公共外交必须克服的课题。因此，加强海外传播平台建设，支持数字产业“出海”，在全球信息格局数字化转型格局中抓住“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组织、上合组织等区域性发展机遇，加大科技企业在全球的产业布局力量，是中国故事走出国门、面向海外市场的必要条件。只有话语体系建设与数字公共外交彼此协同，才能在新国际传播格局中深度触达海外用户，实现国际传播效能的提升。

在文明交流互鉴理念下提升中国国际传播体系建设，本质是要超越意识形态鸿沟，克服西方世界对中国以及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认知偏见。全球性交往的建立是在深度媒介化背景下充分激活不同层级、不同类型主体在传播网络中的作用。为此，可从三方面开展相关实践：通过持续、开放的人文交流和新媒介叙事，将宏大的中国故事解码为以城镇、乡村为单元、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故事;将中国式现代化历程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紧密结合，在去政治化的普遍性议题上借助“Z世代”等新传播力量实现中国价值的全球共鸣;坚持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和数字公共外交建设，以理论自主性回应甚至反击西方涉华的不实言论和攻击，将高质量的对外传播话语借助数字基础设施的海外发展不断触达到世界各地，以培育理性知华、友华的海外朋友圈。

本文系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和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晨光计划”项目“中国互联网平台治理研究：基于双重属性的视角”(21CGA0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