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传播研究的融通互鉴：目标、挑战和路径

【内容提要】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传播研究的融通互鉴有助于服务国家战略和现实需要，但也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学科交叉的人才储备和平台建设的不足，对彼此领域内研究成果的生搬硬套和工具化利用，以及在研究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等方面的不平衡性和缺乏精准性等。因此，有必要在推动二者之间的交叉互通时，以二者同为交叉学科的发展共性为背景，互鉴学术成果;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抓手，强化现实需求;以二者各自的典型对象和重大问题为起点，做到有的放矢，并坚守以中国自主学科体系为底色，避免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怪圈。由此，二者的融通互鉴才能有“径”可循。

【关键词】区域国别研究 国际传播研究 融通互鉴 国家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强调：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这一重要论述明确了区域国别研究对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重要性。

区域国别学是一门交叉学科，旨在对世界不同区域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人文、地理、资源等进行全面研究，具有战略性、综合性、集成性、对策性、实用性和即时性等特征。2022年，区域国别学正式被纳入第14类交叉学科一级学科目录，建制上可以授予文学、经济学、哲学、历史学四种学位，它是新的世界形势下在我们准确把握国际形势，正确认识外部世界，精准制定国际战略的需求下应运而生的。

针对特定区域国别进行精准研究是国际传播工作迈入新阶段的标志，代表了国际传播工作的进一步主动化、精细化，也代表了从以形象建设为核心的“走出去”到关系建设为目标的“走进去”的转型。

在国际局势变动和国家战略的驱动下，本文认为，国际传播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应当融通互鉴。这两种研究领域虽然在研究对象和侧重点上有所不同，但它们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和互补性。通过融通互鉴，促进这两个领域的共同发展和繁荣。国际传播研究可以充分参考区域国别研究的学术成果，探求精准传播的理论与实践范式，借助区域国别研究的深入分析和实证研究，提高其研究的文化敏感性和准确性。区域国别学也可以在媒介化的时代浪潮下借鉴国际传播领域对媒介和舆论的研究成果，将媒介技术和对外交流等重要内容纳入考量，拓宽其研究的视野和方法。在彼此借鉴中，国际传播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可以相互促进、共同进步，为全球范围内的学术研究和实践作出更大的贡献。

本文从目标、挑战和路径三个方面，对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传播研究融通互鉴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可行性展开论述。

一、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传播研究融通互鉴的目标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来说，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传播研究的互通互融能够更好地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帮助准确把握国际形势，正确认识外部世界，精准制定国际战略，并最终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深化为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传播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7年度国别和区域研究有关工作的通知》开篇便指出：“高等学校开展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对于服务国家战略和外交大局，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持续有效地建设好“一带一路”，做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既离不开对区域国别研究的持续深化，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相对被忽视的第三世界国家，构建与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相匹配的区域国别学专业知识体系，也离不开将媒介技术、国际传播和舆论研究的发展纳入区域国别研究的范畴中，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建立友好关系，促进民心相通。 

以欧盟为例，虽然欧盟国家山海相邻、体制相近、经济一体、政治互助，但其内部仍有巨大差异，在大如文化习俗、宗教信仰、媒介体制、对华立场，小到民间交流、“一带一路”具体合作等方面都百态各异，因此不可一概而论。同样，非洲国家在语言、宗教、文化、政治、经济状况等方面都有不容忽视的差异，这些差异是“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是区域国别研究有必要予以重视和填补的知识领域，也是国际传播效果提升不可或缺的背景信息。因此，在发展双边关系、对外贸易、国际传播的过程中，有必要注意区域和国别的独特性。

从改革开放到“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中国和海外在经济、文化、民生等全方位的互动也越发丰富。这既带来了中国企业、中华文化、中国故事“走出去”的机遇，也带来了包括海外华人权益保护、企业品牌塑造、海外媒体对华污名化等问题。因此，从现实需要的角度来说，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传播研究的互通互融能够更好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助力中国企业“出海”发展，满足现实的实践需求。

首先，二者的结合能够帮助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国际传播的精准传播要求在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对象、传播目标等多个方面做到针对性和精准化，在传播内容、风格、形式上做到分众化和针对性的设计。有学者提出，中国对外分层传播的目标国确定与分类应当考虑三大因素：国家利益、国家距离、国际影响力。而这三大因素是区域国别研究的关注问题。因此纳入区域国别研究的视野和成果将有助于指导国际传播实践者了解目的国的国情和公众，据此作出更精准的国际传播规划和设计，提高国际传播效能，增强国际话语权。

其次，二者的结合能够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有学者指出，国别区域研究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比较研究，通过比较文化和比较文明以确定自我和他者的区别，并寻找沟通彼此的最佳渠道。想要在不同文明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把中国人的话说给外国人听，而且让他们听得懂、愿意听，就必须在了解他人、融通中外上下功夫。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最终要通过传播活动来完成。不论是线下活动中的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还是线上渠道的多主体传播，这些传播活动需要基于区域国别研究对目的国国情的了解和分析的基础上展开，且最终会帮助区域国别研究进一步掌握了解目的国文化文明的渠道。

再次，二者的结合能够助力中国企业“出海”发展，为中国对外的经济合作发展保驾护航。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许多中国企业和公民走出国门经营发展，而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和推广，中国民间的对外交流也不断发展。自2015年起，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超过同期吸引外资规模。据统计，2023年，中国出入境人数超过4.24亿人次，中国大学、智库、媒体和社会组织“走出去”的步伐也在加快。想要中外的经贸和文化交流更多和更好发展，有必要保护好中国企业和公民在海外的权益和做好中国企业的海外传播和品牌塑造、打造中国经济在海外的名片，离不开区域国别与国际传播两个学科的交叉研究对实践的指导。

二、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传播研究融通互鉴的挑战

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传播研究都兴起于学科交叉之中，前者与语言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学科紧密相关，而后者与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探索紧密相关，都天然带有交叉学科的特质。因此，两个学科的人才培养也要求有较高的学科交叉背景，有跨学科、多学科的知识积累。然而，现有的人才培养情况距离这一目标的实现还有一定距离。有学者曾指出，过去的区域国别研究局限于狭义的文化、历史、政治制度等方面的概况研究，核心内容紧密围绕语言训练展开，不能满足国家治理提供咨政服务的综合需求，因此需要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基于学科导向的培养模式，既在某一学科中有专门的训练，又旁及其他一两个学科，形成一种复合的培养模式。而国际新闻研究的人才培养也强调学科交叉，培养以专业领域为对象，具备复合能力的专业型国际传播人才。

因此，尽管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传播研究都自带交叉学科属性，但现有的区域国别研究对于传播现象的关注不多，现有的国际传播研究的区域属性不强，距离理想状态相去甚远。所以尽管二者已经对交叉学科人才培养进行了一定探索，但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传播研究的融通互鉴作为两个交叉学科的“交叉之交叉”，就更加面临理念概念新、实证研究少、无既定范式可循的问题。

(二)生搬硬套和工具化利用带来的偏颇和误导

在融通互鉴的过程中，如何促进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传播研究的有机结合，避免“盲目的甚至是工具性的相互利用” ，是第二大挑战。在进行国际传播和区域国别研究的交叉研究过程中，出于既往经验和可依循案例的缺乏，“生搬硬套”的情况很可能出现。

最可能出现的生搬硬套包含以下四种：首先是忽视时间跨度的生搬硬套。例如，在进行国际传播研究时将区域国别研究对于该区域过往的调查情况沿用于当下的国际传播案例中，忽视了社会环境是不断变动的这一特点;其次是罔顾地区差别的“生搬硬套”。例如尽管同处欧盟或东盟，但其中不同国家公民的媒介消费偏好千差万别。如果忽视国别差异，而仅考虑区域共性，不论在国际传播研究还是区域国别研究中都是“一叶障目”;其三是研究模式和研究问题上的生搬硬套。如果只是不断重复套用过往使用的研究模式，关注已经得到充分关注的研究问题，受限于两个学科既定的研究模式，而不去寻找交叉过程中的新范式、新方法，这种做法虽然“安全”，但却会趋于停滞和阻碍创新;最后，要避免对另一学科的生搬硬套，而忽视对其深入和全面的理解。

如果只是将区域国别研究或国际传播研究视为一种工具，用以达到某种特定的目的，或是生搬硬套、强行关联，这种做法容易导致研究结果的偏颇和误导，并非有利的结合。

(三)学术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的不平衡性和缺乏精确性

首先是大国和小国之间的不平衡。改革开放早期，因为我国亟需的资金和技术主要来自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对西方大国的研究起步较早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新世纪以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演进，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特别是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之后，中国的海外利益逐渐辐射到包括中小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地。因此，加强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战略和全球战略的必然需要。然而，在实际研究中，大国往往因为其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而受到更多关注，小国的研究则相对较少，这导致大国和小国之间的研究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不仅影响了研究的全面性和多样性，还可能成为国家整体战略的短板。同理，从全球战略的角度看，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忽视也是融通互鉴面临的一大挑战。例如，在全校性的公共课程和辅修专业方面，我国高校仍主要提供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国别研究主题，却鲜见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的专题课程或辅修专业。

其次是区域研究划分缺乏整体性和精确性问题。在欧洲，“中东欧”是用于概括包括匈牙利、黑山、塞尔维亚等欧洲中部和东部中小国家的统称，波兰也是其中之一。然而，有学者指出，波兰虽然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以及“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的重要国家，两国间也多次签订文化合作协定，但在实际文化交流中，由于两国体量的不对等，中方未单独针对波兰出台运营策略，往往是以中东欧地区整体为单位进行考量，以官方来带动双方文化往来，民间交往以及文化产业输出未成规模，因此未建立起文化传播产业链，长尾效应较弱。想要进一步增加对区域国别的了解、更好地实施精准国际传播的战略，有必要点对点对国家进行调研。

最后是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西方中心主义”问题。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传播研究作为同样诞生于欧美国家的学术领域，长期存在理论和方法上的价值观偏见，存在以西方自身经验来判断世界各国、各地区，把西方道路说成是所谓“普世规律”的问题。这会带来对非西方国家的忽视、对研究视野和创新的限制和对全球范围内知识和文化交流的阻碍。

三、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传播研究融通互鉴的路径

(一)以两个学科的典型对象和重大问题为起点

从二者的关注对象来看，区域国别研究侧重于对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深入研究，而国际传播研究则关注信息的跨国流动和全球传播现象，因此，二者的融通互鉴可以以两个学科的典型对象和重大问题为起点。例如，想要开展精准传播，需要了解某一特定国家的受众群体的文化心态。又如，伴随着通信技术和社交媒体的不断迭代，特定区域国别范围内的互联网、社交媒体、人工智能的应用情况如何?技术水平如何?法律法规如何?技术的迭代给区域的传播过程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国际传播又应当如何顺应和利用这些变化?国际传播研究和区域传播研究应当共同回答这些问题，并用整体的眼光看待技术、传播与当地社会发展。类似的问题可以激发两个学科互相结合的潜力和动力。

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传播研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说，它们都关注国际问题，都具有突出的涉外属性，都涵盖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生态等方面，从学术血脉的角度来说，它们都需要多学科交叉才能结出学术硕果。国际传播研究和区域国别研究的起源和发展都有强烈的学科交叉背景。尽管二者都已经自立门户成为独立学科，但是和包括语言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在内的众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仍旧是二者难以磨灭的底色。

因此，我们可以梳理两个学科的交叉背景和发展历史，以此为脉络推动学术成果的互鉴融合，让两个学科共同借鉴和学习的研究方向成为后续融通发展的基石，在“求同”的基础上发展和创新。例如，心理学相关理论和方法在传播学研究中占据相当重要的角色，这与区域国别研究对特定区域公众的文化背景与社会心态的研究也有共通之处。在这个过程中，二者不仅可以在理论背景和学科发展历史中找到共鸣，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历史分析和案例研究还可以为国际传播研究提供实证支持和深刻见解，而国际传播研究中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则也可以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工具。

国际传播和区域国别研究的核心问题往往与国家的重大战略和重要需求直接相关。以“一带一路”为例，这一倡议旨在促进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推动共同发展。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深入了解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情况，以便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同时，国际传播研究可以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传播和推广提供有效途径，促进沿线各国人民对倡议的接受度和喜爱度，提高国际社会对这一倡议的认知度和认同感。通过将国际传播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相结合，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分析“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过程和效果，为其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从更广阔的角度来说，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发展落实的过程中取得的成就，包含着中国为解决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的中国立场、中国智慧和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和方案，也可以成为国际传播的研究对象，并在区域国别研究的支持下，成为讲好“一带一路”故事、提高我国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方法。因此，总体来看，对这一重大战略的研究不仅是推动两个学科交流和合作的动力，也是促进两个学科互鉴融合的“锚点”和“抓手”，进而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 

最后，应当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为底色，推进国际传播研究和区域国别研究的融通互鉴。国际传播研究和区域国别研究作为发源于欧美国家的学术领域，长期以来存在着“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传统，囿于西方的价值观偏见，经常以西方自身经验来判断世界各国、各地区。而目前，中国学术界的一大任务就在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国的国际传播研究和区域国别研究的融通互鉴要求我们以国家需求为目标，发展区域国别和国际传播的交叉研究，传承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充分挖掘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能力，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方法与理论，在构建和完善的过程中推动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发展，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提升中国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但这并不是要称霸全球或争夺势力范围，而是致力于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传播研究的融通互鉴作为两个交叉学科的“交叉之交叉”，对于两个学科的发展、国家战略的实施、现实需要的满足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说，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传播研究相互补充，国际传播研究可以为区域传播研究提供媒介技术、信息流动、对外传播、全球舆论的多元理论视角，而区域传播研究可以为国际传播研究描绘传播现象发生时的国情语境，共同提高研究的全面性、准确性和解释力。

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来说，国际传播研究和区域国别研究的互鉴融通有助于加强国际的文化交流与理解，并直接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精准传播目标的实现。区域国别研究可以为国际传播提供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现实，使其传播更加贴近受众，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同时，国际传播研究可以推动区域国别研究的成果向国际传播领域输出，提升区域国别研究的国际影响力，促进对中国学术的认同和对中国的认同。

最后，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传播研究的落脚点都是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好的区域国别研究能够为有效的国际传播打下知识基础，好的国际传播研究则有助于促进和深化对有关国家和地区的了解，两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许多全球性问题都需要跨国界的合作和共同解决。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传播研究的互鉴融通，可以促进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本文系欧盟让·莫内计划Project: 101047725-MCSinEU-ERASMUS-JMO-2021-HEI-TCH-RSCH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