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智能传播：国际信息传播新范式

【内容提要】在全球化与地缘政治的复杂背景下，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重塑了国际政治权力的博弈和国家形象的塑造。智能传播作为国际传播的新兴范式，一方面为新闻生产流程的再造和效能提升提供了新机遇，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污名化、算法歧视和虚假信息传播等挑战。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带来意识形态规训和认知竞争的新场域中，技术巨头和国家权力的介入，体现了数字主权博弈的新动向，并对国际传播的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结构性影响。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有必要发展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国际传播策略和框架。

【关键词】人工智能 智能传播 国际传播 数字地缘政治 全球治理

在全球化与地缘政治交织的21世纪，国际关系的动态变化与全球政治经济架构的不确定性被不断放大。在此多极化转型期，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作为一项战略性的前沿技术，已经对国际科技领域的发展格局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并催生了国际传播领域的深刻变革。从跨模态内容生成到智能媒介的多情境介入，乃至深度伪造技术的伦理困境，基于AI的智能传播技术现已成为衡量国家软实力、塑造国际舆论环境及争夺信息主权的重要工具，这标志着智能传播时代的全面到来。

智能传播技术的兴起，为国际传播的创新和转型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实践路径。通过算法对海量数据的挖掘与分析，可以形成基于国际形势的前瞻性传播策略，增强信息传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然而，这一进程也伴随着挑战，如污名化行为的加剧、算法歧视和AI技术的恶意使用等问题，这些都对国际传播的健康发展构成了威胁。面对这一局面，中国在国际传播领域既迎来了提升传播效能、增进国际交流与理解的新机遇，也面临着必须应对的挑战。本文将深入探讨如何有效利用智能传播技术，提升我国国际传播的质量和效果，并对新兴数字地缘政治中的结构性力量和对应挑战进行系统性分析。通过这些讨论，本文期望为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启示，以适应并引领国际传播新生态的演变。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与新闻传播行业结合应用的现实需求，智能新闻生产和分发等新型传播技术手段已经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并对国际传播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智能传播的核心在于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通过算法和数据进行分析预测，实现信息传播的个性化、精准化和高效化。这种传播范式的出现，标志着国际传播从传统的大众传播模式向分众化、个性化的转变，为国际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随着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国际传播的物质界限正逐渐变得模糊，对话成为新的传播范式的起点。在内容创作流程的优化方面，人工智能利用其庞大的语料库和高效的联网检索能力，显著减轻了创作者在资料搜集和文本编辑上的负担。同时，AI技术在内容校对和润色上的应用，进一步提升了工作效率，缩短了内容生产周期。此外，AI技术的应用还强化了内容的本地性和在地性，增强了交流中的共享和共鸣，有助于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推动共识的形成。这些进步不仅为新闻行业带来了创新的可能性，也为国际传播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方向。

在传播形式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让人类得以超越语言差异、知识水平、媒介技巧等层层限制，把想法直接转化为多模态信息。Sora作为标志性的视频生成模型，标记了AI技术在视频内容创作方面的重要进展，推动了新闻内容生产范式的转换，从单一模态转变为多模态叙事，生成式AI让传播内容更生动立体，解决了受众“不爱听”的问题。同时，数字人、虚拟主播丰富了媒体传播形式，突破了传统叙事模式的时空局限。

人工智能还可以推动传播效果提升，系统性地解决国际传播的“瞄准”问题。以公共卫生信息传递为例，有研究发现AI生成的疫苗接种宣传信息被认为比相关机构发布的更有效、更强有力，并能激发更多正面态度。这种效果得益于AI对人们偏好的深度学习，它能够感知并利用媒介话语中的共情效应，从而减少文化差异带来的障碍，即所谓的“文化折扣”。这使得优质内容能够以更快、更具创造性的方式传播开来。而且，AI的自动化功能为媒体机构提供了实时监控和分析传播效果的能力，使它们能够及时调整传播策略，形成传播效果持续提升的良性循环。总体而言，人工智能的介入为国际传播带来了加速度，同时减少了文化误读和文化休克的风险，促进了传播者与目标受众之间共通意义空间的建立。

在智能化国际传播的进程中，其对传统人工传播模式的超越，更多地体现在预测能力而非仅仅是分析。换言之，人工智能更重大的意义在于为国际传播的参与者提供了洞察未来可能性的机遇。依托于强大的计算能力，人工智能能够对复杂的国际形势进行建模，这不仅突破了传统的受众调研方法，而且能够更精确地把握国际受众的需求，预测国际舆情的发展趋势，从而为国际传播的主题策划和策略选择提供战略层面的指导。此外，人工智能在地缘政治预测方面也展现出潜力，如通过机器学习方法，更准确地预测选举结果、经济走势等，为各利益相关方制定策略给出参考支持。

在新闻制作领域，AI能够辅助进行选题策划，并提出创新性的报道方案。这是由于人类的创作活动总是深受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民族文化教育的影响，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则是基于算法进行内容判别。例如，《中国日报》在运用ChatGPT技术时发现，该技术能够挖掘出许多以往报道中未曾触及的新闻角度，这些新颖而有趣的新闻点虽然可能不完全符合常规，但却为新闻报道增添了新视角。生成式AI在内容生产逻辑上与人类存在显著差异，但在人机协同的过程中，有可能促进优质内容的产生，从根本上解决传播难题。

此外，AI算法通过对个体认知差异的精准匹配，推动了国际信息传播的个性化。媒体机构能够根据目标受众的具体需求和偏好，生成定制化的信息内容，从而提升传播效果和效率。具体而言，通过分析用户的历史行为和偏好，生成式AI可以为每位用户推荐个性化的新闻，实现精准的信息推送。技术进步打破了时间和空间限制，促进了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同时，这也使得跨文化传播中群体的特定需求及长尾需求更易于得到满足，从而有助于媒体机构在战略传播模式上实现创新升级。

人工智能技术的演进正推动着人类社会与物理世界的深度融合，促使传播机制由传统的垂直模式向扁平化转变，传播规律亦从单向的自上而下演变为双向互动的自下而上。这种变革意味着传播范围的扩展，从传统的“少数对多数”模式转变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广泛交流。随着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网络传播、社交传播和人机互动在国际传播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机器、技术、算法在国际传播中的角色正从辅助工具转变为具有主导地位的行动主体。AI实现了信息的全程、全息、全员、全效传播，突破了时空甚至物种的限制，使得人与非人在传播场域中都能生产或者接收信息。这不仅降低了传播内容生产的成本，也促进了大众参与传播的权力下放，使得国际传播环境迈向分众化。

对于国际传播，人工智能的赋能作用，促进了个体在共同生产中的参与和自媒体的多元化，有助于构建国家形象的丰富性和立体性。技术的加持使得传播权力下放至每一位网络行动者，国际传播由此逐步从专业实践转变为日常实践，表达情感和情绪成为常态。ChatGPT、sora等AI的运用，极大地提高了个体参与的便捷性，并且有助于解决传统对外传播中的单一化和自说自话问题，为交流互动提供了新的语境和条件。

此外，生成式AI也为地方媒体、自媒体和个人提供了对外传播的新空间。AI在讲述具有在地性、日常性、本真性和创意性的故事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使得个体能够超越群体文化透镜，以“文化持有者”的视角深入理解他者。这不仅有助于更好地传达中国故事，还能够促进文明的交流与互鉴。随着内容生产与传播能力的普及，有价值的思想和内容将变得更加重要。个体通过共同参与全球信息传播活动，分享情感、塑造身份、凝聚价值，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扩展至以人工智能作为底层逻辑的分众化国际传播新场域。

三、人工智能成为塑造数字地缘政治的结构性力量

人工智能正在逐步成为下一代网络入口和超级媒介，同时，其权力也在与政府、资本和社会的博弈中进一步扩张，并催生出新的传播阻碍与理解屏障等风险。这一变化打破了原本技术发展与国家权力、资本等多元行为主体之间的均势结构，进而对数字地缘政治背景下的国际传播环境、机制及其目标带来了一系列结构性调整。这些变化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和构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国际传播策略和框架。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交织的当下，技术巨头已经超越了其传统的商业范畴，逐渐演变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新行为主体。尤其是智能算法领域的创新和应用，使其得以影响着全球受众的信息接收和观点形成，乃至重新定义公共话语、全球权力结构和国际关系。这些技术巨头不仅能够塑造公众议程，还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选民意见和选举结果，并参与到更广泛的国际政治和社会问题中。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自动化生产，进一步推动了国际行为体内部权力分配结构的变革，使得技术优势与权力优势之间的转换将变得更加顺畅且自然。例如，ChatGPT通过其庞大的数据模型，实现了信息获取和筛选速度的飞跃，强化了大语言模型在传播中的核心作用。这种技术使得人们的决策权部分或完全转移给机器，挑战了人在决策过程中的认知自主性，且强化了技术巨头对公众认知和知识判断的影响力。国际话语权力可能因此进一步流向拥有结构性权力优势的技术优势国与跨国科技公司。

此外，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互联网平台成为国际传播的主要渠道，其搭载的人工智能和算法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传播过程和效果。AI在国际传播中的应用，如自动化新闻生成、跨语言内容翻译和社交媒体分析等，正在改变传统的国际传播模式和国际关系互动方式。技术巨头通过AI技术，能够更精准地分析国际受众的需求和偏好，更有效地传播特定信息和价值观，从而在国际舞台上塑造自己的形象和影响力。同时，AI技术在国际传播中的滥用，如深度伪造(deepfake)和虚假信息的传播，也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技术巨头权力的担忧和对国际传播伦理的反思。

在全球化的数字时代，人工智能不仅是技术创新的前沿，也是国家权力介入和征用的重点领域。AI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使得国家在全球数字竞赛中的地位和角色变得尤为关键。各国政府已认识到AI在维护国家安全和提升国家竞争力中的重要性，并将其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如：通过建立伦理委员会、行业治理、合同和许可标准、国际协议以及具有域外影响的国内立法等不同模式，参与到AI的全球治理中，塑造符合自身利益和技术发展的国际规则和标准。

国家权力对AI技术的介入乃至征用，也反映了国际数字主权博弈的新动向。算法通过智能媒体的广泛应用，形成了微目标传播、数据驱动传播和参与式传播等新型传播样态。这些传播方式在知识观、价值体系和主体性建构等方面存在风险，对国家主权和文化安全构成了挑战。此外，“计算宣传”作为一种操纵舆论的新方式，通过个人层面的“孤岛行动主义”和群体中的情绪对立，引发舆论偏向，进而影响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造成政治动荡和数字地缘政治冲突。以社交机器人为例，其通过自动化的账户，可以在短时间内发布大量虚假或误导性内容，对受众的认知和判断造成干扰。此外，Sora等基于扩散模型的跨模态生成式AI生产的内容愈发接近现实，让人真假难辨，这不可避免地对国家形象构建造成严重威胁。

在国际传播领域，西方某些国家长期以来形成的话语权垄断问题不容忽视。这些国家利用其在媒体、技术和资本方面的优势，通过新闻报道、社交媒体和文化交流等渠道，传播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塑造国际舆论和公众认知。这种话语权的垄断，往往伴随着对其他国家和文化的污名化行为，从而导致国际传播领域的不平等和不公正。部分媒体还通过选择性报道、夸大事实或忽略重要信息等手段，对不符合其利益或价值观的国家和群体进行负面刻画，损害其国际形象和声誉。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媒介传播中的广泛应用，已超越单一工具的范畴，转而成为一种新型意识形态规训的技术装置。这一转变意味着意识形态的风险和挑战变得更加隐蔽和复杂，认知竞争的战场从传统的语言和符号层面，深入到了由机器和算法驱动的底层逻辑。

以深度伪造技术为例，近年来AI的进步极大地降低了制作高度逼真虚假信息的难度和成本，使得破坏数字图像真实性的视听操纵已经成为现实。通过合成公众人物的面部表情、声音甚至身体动作，深度伪造技术能够生成难以辨识真伪的视频或音频内容。这种技术的广泛应用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包括误导公众、侵犯个人隐私、以及制造虚假新闻等，使得有效检测和防止深度伪造内容传播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

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意识形态传播的全球化，形成了跨国界的传播网络。国际政治谣言的传播趋向于系统化操纵，而生成式AI在内容生产方面的特质可能导致刻板印象的加深，并可能助长虚假信息和网络极化的泛滥。此外，AI在信息处理上的缺陷，如省略关键信息、使用带有个人观点倾向的语言、重复歧视性内容，以及错误总结信息等，都加剧了虚假信息的扩散，增加了其传播的速度、多样性和传染性。这一现象不仅加剧了不同国家间意识形态的冲突与对抗，也给意识形态风险的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对此，技术创新也被应用于开发更有效的检测工具，以识别和过滤深度伪造内容，保护信息的真实性和公正性。此外，有必要通过主流价值导向驾驭智能应用、以安全治理应对系统威胁等方式，系统性防范人工智能在国际传播中具有的潜在意识形态风险。

在人工智能技术持续推动国际传播格局变迁的同时，风险管理与全球治理策略的交织将更为紧密。智能传播算法的实践证明，所谓的“算法中立”实际上是基于政治内嵌与资本介入等因素导致的内生性偏见。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在带来国际传播范式革新的同时，也强化了政治安全风险，包括国家网络主权、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方面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全球合作框架下的风险识别与应对机制亟待升级，从而强化人工智能算法的透明度、建立算法问责机制，以及优化国家政治安全制度保障体系。中国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关键参与者，应当在坚持多边主义原则下，提倡建立公平、透明的全球治理规则，促进技术交流与资源共享，同时加强与其他国家在风险预警、应急响应等领域的协同合作，确保技术进步惠及全人类，共创安全、稳定的国际传播与发展环境。此外，提高社会整体的数字素养，使公众得以批判性地理解和参与智能传播，能够形成对人工智能负面影响的有效制约。跨国界的伦理共识与法规建设，有助于实现人工智能技术与人类价值观和谐共生，保障全球公民的信息权利与数字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