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人文交流的认知基础、信任建构和路径选择

【内容提要】国际传播双方充分的认知基础与信任建构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底层要素。新冠疫情的余波、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为近年来日益复杂的中欧关系增添了更多不确定性。相比政治对话和经贸往来，人文交流在中欧传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既是缘于中欧双方都是古老文明体，也是因为高频次、大规模的人文交流能够在高层会晤之外，助推中欧民间沟通，筑牢发展中欧友好的民意基础。中欧双方如何通过人文交流，深化彼此认知，扩大共识范围，填补期待落差，进而推进信任建构，不仅是国际传播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做好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议题。

【关键词】中欧人文交流 认知基础 信任建构 

于运全 中国外文局副局长、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院长

张毓强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社长、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崔洪建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

方兴东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熊   炜 外交学院外交谈判模拟与数据实验室主任、教授

林·戈特 欧洲亚洲事务研究所所长

在全球化、多极化持续向前推进的国际格局中，中欧关系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从国际传播视角关注、透视中欧传播的现状与未来，从而有效推进中欧深入沟通交流，实现互知互信，尤为迫切。

2024年5月5日至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对法国、塞尔维亚、匈牙利三国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今年首次对外访问。习近平主席指出，作为当今世界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中欧关系攸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此前，习近平主席也在多个场合如此定义、定位中欧关系。2024年5月18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中欧文化传播研究中心揭牌。该中心以搭建聚焦中欧文化传播议题的学术平台和多元共享的高端对话平台为目标，旨在发掘中欧文化传播内涵、拓展中欧文化传播外延，促进中欧两地的文明互鉴、人文交流。

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格局和中欧关系的问题挑战，我们应深思：当前，中欧之间的认知基础受到了何种冲击?应当采取何种视角认知中欧关系?中欧之间缘何出现信任赤字、期待落差?在交流沟通中，双方需采取何种路径破解信任赤字和期待落差?围绕上述问题，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中欧文化传播研究中心组织，来自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中国传媒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外交学院和欧洲亚洲事务研究所(European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的新闻传播学者和国际关系学者展开了深入讨论。

于运全：2019年，习近平主席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上首次提出了“信任赤字”这一重要命题，强调信任是国际关系中最好的黏合剂。当前，信任赤字现象依然存在，世界经济论坛2024年年会也以“重建信任”为主题。今年3月底，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宣布2025年为“国际和平与信任年”。可见，重建信任已成为世界和平发展的关键议题，反映了各国普遍共识。故此，有必要从新闻传播的维度来关注、解读、研究信任的问题，尤其是中欧间的信任重建问题。

欧洲作为习近平主席今年的首访之地，体现出欧洲是外交工作的重要方向，以及中欧关系在国家对外交往大局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习近平主席访法前夕，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在巴黎举办了第二届中法全球治理论坛。法国、欧洲的智库界人士谈到了中欧在认知、信任方面存在的问题，比如，欧洲部分政客认为应在同中国交往时“降依赖”“去风险”。同时，他们也认为中欧在人工智能、气候变化等领域能够开展广泛合作。如何扩大、稳固中欧信任基础，管控、弥合中欧分歧，应得到中欧学界的共同重视。

崔洪建：中欧关系正经历着一个特殊时期，处于重启和重塑的双重过程中。世界格局变乱交织使得中欧双方的世界观、秩序观、发展观均不同程度地受到挑战，这为双方关系增添了许多复杂性。与此同时，中欧关系变得愈发重要也成为共识，所以，如何在世界格局变乱交织和中欧关系愈发复杂的双重背景中，推动中欧关系重启，实现中欧关系重塑显得尤为关键。习近平主席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共同会见记者时指出，中法关系具有珍贵历史、独特价值和重要使命，双方要传好历史的接力棒，弘扬中法建交精神并为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开启中法关系下一个60年的新征程。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形容中欧关系。2025年是中国与欧盟建交50周年，中欧关系正处于关键节点。

立足于该节点，中方应从两个高度认知中欧关系的现状与未来。一是从战略高度看待中欧关系的发展前景。习近平主席在同法国总统马克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晤时指出，当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欧作为两支重要力量，应该坚持伙伴定位，坚持对话合作，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凝聚战略共识，开展战略协作，推动中欧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不断作出新的贡献。从战略高度出发，中欧间的分歧是局部性、次要的，中欧之间的合作是全局性、主要的。这对于认知和发展中欧关系具有基础性意义;二是从文明高度瞭望中欧关系的广阔未来。一方面，作为世界的两大文明，中欧相互合作能够促进人类文明共同进步;另一方面，中欧各自的深厚文化底蕴和文明积淀，是深化人文交流的资源库。相比政治经贸往来，基于文明的互学互鉴更有利于增进中欧民心相通，从而为发展中欧关系打造更加广泛、坚实的民意基础。

在加强信任建设之时，欧方也需加强“自信建设”。中欧交往近来出现的问题大都源于双方的认知不足、认知偏差。欧方时常把中国的发展成就视作一种威胁和风险，认为与中国的深度合作会导致欧洲依赖中国。但实际上，这些担忧毫无意义，根源在于欧方在看待中国发展成果时缺乏自信。这种自信的缺乏也导致欧方在处理关系时陷入“合作还是竞争?”的选择困境。故此，欧方更加自信、更为客观地看待中国的发展进步，是促进中欧建立积极认知的关键。

熊炜： 在外交谈判过程中，信任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战略信任，二是道德信任。两个层面之间相互联系。战略信任是指，信任某一国家(或主体)有充足的资源和强大的动员能力兑现它的承诺。道德信任是指，信任这个国家(或主体)本身能够实现它的承诺。所以，战略信任实质上是双方基于对对方实力的评估。例如，了解对方的政治运行模式、政策制定流程、经济体量和发展态势，以及文化特征等信息，从而评估对方的综合实力能否完成既定目标或承诺，最终决定是否达成战略信任。道德信任则重视对某国或某主体本身的价值认同和情感信任，较少受到实力评估的左右，带有超现实的色彩。

道德信任的基础是战略信任，如果脱离了实力评估这一环节，道德信任也就退化为虚无的、抽象的绝对信任，无法适用于现实情境。而战略信任的高阶形态是道德信任，即双方对彼此实力和信用的充分了解逐渐上升为对彼此自身的信任。目前，中欧之间的战略信任仍有缺失，道德信任急需建构。

张毓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呈现出变乱交织的特征。我们亟待重新思考沟通交流的作用。中欧应坚持一种共识：只要能坦诚沟通，即便是争辩和争吵，也不太会出现大的波动和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讲，沟通交流本身是国际关系的一个稳定器。尽管在现实沟通中，我们会遇到政治政策、意识形态和其他方面的障碍，但仍要思考如何拆解障碍。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已经作出努力，致力于消除中欧交流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双方沟通交流，从而增强政治互信。

与此同时，中欧需要建立积极的期待反馈机制，促进中欧双方对彼此关系的认知提升。中国在沟通实践中是一个“反馈型国家”。这意味着中国在沟通中主动提出议题的能力有限，但对方提出议题后，中国往往能积极地反馈。近年来，中国试图提出具有沟通价值的友好议题。但由于反馈型心态长期存在，中国需要合作伙伴能更积极主动地推动沟通进程。

在信息充分流动的“后现代”时期，中欧需要学习处理、辨识巨量信息，减少误判误读。信息的充分流动并不意味着沟通效果的改善，而是会导致处理信息的过程更加繁复。各国都应加强对信息的处理和辨识，尽力避免因处理信息出现偏差而带来误解的窘况。

根据国际传播研究的结论与经验，相比媒体，大规模的人员交流更能从根本意义上改变民众对一个国家或区域的认知。故此，持续增加人员来往和交流对于增进中欧相互了解和沟通十分重要。

二、障碍挑战：变乱交织的国际格局与中欧期待落差

林·戈特(Lin Goethals)：中欧需要正视当前双边关系的挑战和机遇，深化彼此认知，重建信任基础。从国际局势着眼，2024年被称为“超级选举年”，世界许多国家的选举及其带来的政权更迭，不仅可能给世界局势造成更多不确定性，也为中欧关系增添更多未知。尤其是美国、欧盟和俄罗斯等国家和区域的选举，将深刻影响中欧之间的交往预期和成效。从近年中欧关系的变动看，新冠疫情在很大程度上阻隔了双方的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双方的利益冲突和观念分歧在疫情带来的物理阻隔之下愈发突出，中欧关系发展面临更多挑战。受疫情影响，原本的人文和科技互动被迫减少，这让中欧之间丧失了许多认知彼此、深化信任的契机。中欧的经贸争端也在疫情中被进一步放大，双方进行友好协商和谈判的空间被日益压缩。由此，中欧关系的问题和挑战处于累积的状态。

当然，双方没有阻断交流，即便在新冠疫情期间，也组织了一定规模和层级的人文交流活动，促进两国人民的互知互信。中欧在人工智能和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前景仍值得期待，这些领域的合作将为中欧了解彼此关切、扩大共识基础、重建信任提供机遇。

方兴东：中欧关系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并存，可能出现较大波动，呈现出比较脆弱的状态。当前中欧的交流沟通远远不够。单纯依靠经贸、旅游和留学等途径建立起的交流纽带不足以形成中欧之间长期、稳固的信任，也抵御不了地域和意识形态冲突带来的冲击。目前，中国与欧洲彼此了解的程度比较有限。

崔洪建：“信任赤字”既能够恰当描述当前中欧交往存在的问题，也代表了中欧双方对解决关系发展问题的政治关切。“信任赤字”之所以出现，与此前欧洲设想的“政治互信”有关。改革开放后，欧洲认为，中国在经济上逐步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也将在政治体制和社会文化方面向西方或欧洲社会靠拢。故此，欧洲便认为与中国具备“政治互信”(这与中国主张的“政治互信”内涵不同)。近年来，中国发展的现实与欧洲的这一期待并不相符，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体现出了独特的政治制度优势，而且这种优势还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持续动能，这冲击了欧洲对华的既有认知，也动摇了欧洲所谓“政治互信”的基础。

所以，欧盟于2019年提出了对中国的三重定位：在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中国是伙伴;在技术和经济领域是竞争者;在制度、治理模式方面是对手。所谓“对手”就意味着一种对抗性关系，认为中欧在政治制度和治理方面存在根本性矛盾。在此语境中，我们要想解决“信任赤字”问题就要建立战略信任。战略信任并不要求双方具有相同或类似的政治经济面貌，中欧双方尽管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作为全球重要的两大政治经济实体，应当从维护地区和全球发展稳定、完善区域与全球治理的战略角度出发，在尊重彼此差异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互信，展开深层次合作。

张毓强：当前，中欧沟通的状态、成果与沟通预期还存在差距。从中方看，中国政界和多数学者均持有较高、正向的沟通预期;从欧方看，大部分欧洲学者认为中欧沟通还存在很多障碍和挑战。预期是沟通的第一个层面，如果中欧彼此的预期不匹配，或者对预期存在误判，就难以沟通，也难以达成共识。全球的信息传播环境处于变异的“加速社会”之中，这给中欧关系、中欧交流造成了诸多影响。

一是中欧双方对于对方的内部多样性认知存在不足。一方面，针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和欧洲各国在此进程中的差异化，中国学界的研究和认知不足;另一方面，欧洲知识界对中国当下不同区域、不同社会人群的认知不足，对中国的政治体制特征、经济社会发展特征的研究还不够充分。

二是中欧对彼此的历史性认知不足。换言之，中欧双方在互相认知时存在滞后性。在变异的“加速社会”中，双方社会文化的演变速度都很快，这使得双方很难及时理解对方的新近面貌，容易停留在相对传统的经验框架之中认知和解读对方的现状。如此，因为社会快速发展而产生的新因素、新情境、新议题难以被及时纳入认知框架当中，双方容易产生对彼此的误判。

三是中欧双方的交流难以深入到价值体系层面。最佳的沟通方式应是价值体系层面的沟通。但在过去，中欧之间的人文交流少有触及到价值层面。从价值基础来看，启蒙运动后形成的欧洲价值观在全球化过程中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形成了共鸣。这说明中欧双方存在共同的价值基础，需要通过更开放、深入的讨论交流，推动中欧在价值体系、思想观念等层面的对话。

四是在“加速社会”的境况中，作为域外力量的美国，对中国与欧洲的分歧处理和关系发展造成了较大干扰。美国在经贸、社会等领域针对中国的霸权行径形成了消极的示范效应，加之北约在欧洲的存在，使得欧洲很难在现实意义上实现战略自主，自行选择与中国的交往方式。

三、路径选择：多维度人文交流助推中欧信任建构和文明互鉴

于运全：元首外交的引领、定向作用是中欧重建信任的重要一环，它有利于增进中欧的战略互信和政治互信。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看，习近平主席此行访问法国，与马克龙总统在雨雪纷飞的图尔马莱山口“牧羊人驿站”畅谈，这一瞬间很有新闻价值，展现出两国元首间的深厚信任与友谊。这也是继2019年“尼斯夜谈”“豫园茶叙”以及2023年“松园会晤”之后，两国元首外交的又一个生动场面。对于中法、中欧关系而言，元首外交的引领性作用不可或缺。

战略智库界的沟通对于中欧增进彼此了解尤为关键。真诚沟通能够促进双方形成正确的认知，避免战略的误判。在巴黎第二届中法全球治理论坛上，中法的战略智库围绕巴以冲突、俄乌冲突等敏感话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并以智库名义，在论坛上正式建议巴黎奥运会期间全球停火止战，以巴黎奥运会为契机在世界范围内倡导和平。这一倡议也在中法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当中得到了重申。针对中欧在经贸议题上的分歧，中欧之间也举办了许多战略性的沟通对话、小范围的会谈等，来解疑释惑。在人工智能和气候变化方面，中欧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中国一些高校参与了中欧在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领域的战略性沟通机制。

学术界的交流讨论有助于回应中欧共同关切，夯实友好合作的基础。学者面对面的交流讨论，对于解决、弥合中欧之间的误解是有重要意义的。比如，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作为欧盟对全球范围内从事欧洲问题研究的学者授予的最高学术荣誉，也可以视作欧盟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文化学术交流的一项机制。

以文明交流互鉴为路径，促进中欧民心相通和情谊相通。中欧之间的人文交流是促进中欧人民相知相亲的关键所在。习近平主席在访法时赠送给马克龙总统多部中国翻译的法国文学名著，如雨果的《九三年》、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司汤达的《红与黑》等。这些耳熟能详的法国文学经典也早已刻入中国人民的文化记忆。中国人对于世界优秀文化经典的学习和钟爱，就是抛开意识形态对立，重视文明交流互鉴的体现，展现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观念。

林·戈特：中欧可以把教育和体育作为推进和扩大双边交流的切口。例如，建立更具吸引力的联合办学项目，吸引更多欧洲青年来中国访学，增进他们对中国的了解认知。中欧青年在人工智能、绿色发展、性别平等和气候变化等议题的交流将为双方的协商合作注入活力。扩大教育交流还有助于促进欧洲学术界丰富对中国的认知，为重建信任积累认知基础。在体育方面，可以通过巴黎奥运会这类体育赛事，吸引中欧青年的目光，让他们在参与、讨论体育活动的过程中深入了解彼此。对于信任建构来说，教育和体育的深层次交往将为扩大中欧对话提供重要动力。

崔洪建：人文交流在中欧交往中具有不可替代性。一方面，人文交流是中欧双方深化相互认知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当政治对话与经贸往来出现波动时，人文交流往往具有稳定关系的重要作用，这也是近年人文交流愈发受到关注的原因。此外，人文交流还能够帮助中欧关系在经历波折后“破冰”回暖。由此，人文交流已成为处理中欧关系时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从词义上论，人文、文化和文明等词本身就蕴含着超越政治、强调人的本体价值等意义。两千年前的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和如今的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必然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既来自于文明自身的更迭发展，也来自于不同文明的交流融合。从这个角度看，如今的中欧文明已经吸收借鉴了部分对方的文明要素。换言之，人文交流、文明互鉴之所以可行，是因为我们已经意识到，各自文明中都蕴含了部分对方的文明基因。这为消除信任赤字开辟了更广阔的路径。

然而，中欧交流目前更多停留于顶层设计和高层对话，缺乏大规模的、民间的人文交流。如何将这两个方面的交流机制、力量结合起来，是重建中欧信任时需要重点关注的。高级别对话应该作为引领和标杆，带动更多层级、更广泛的交往。大规模的民间人文交流也需要以扩大签证互免、推进学历互认等切实举措为支撑。将上述两种交流形式融合融通，进而形成互相促进、互为裨益的中欧立体式交流格局也是消除双方信任赤字的重要方式。

方兴东：中欧可以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深度互学互鉴。近些年，欧盟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和条例，例如：《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数字市场法》《数字服务法》《人工智能法案》。这说明欧洲有较强的制度建设意识和经验。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制度建设或可学习、借鉴欧洲的做法与经验。制度层面的交流和借鉴能够为中欧双方深刻、全面地了解对方的制度架构和运行逻辑提供契机，进而夯实信任基础。进一步讲，制度层面的交流互学也能促进中欧在经贸往来中对标彼此之间的规则和标准，在人文交流中了解彼此之间文化差异的制度性原因。

中欧学术界的密切沟通是促使中欧关系稳定回升的重要方式之一。新冠疫情和地缘政治格局变动使中欧关系出现波动，这给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造成了一定冲击。其中，相比政治、贸易和科技层面的交流，中欧学术界的交流却呈现出相对稳定的状态，这跟中欧学术界的相互了解、沟通，以及学术共同体跨国界、一体化的特性是分不开的。同时，由于同处一个学术共同体，中欧学者之间能够拥有对话交流的天然平台，相比政治洽谈和经贸合作，学者间的交流更加常态化，比较容易形成共识。

熊炜：从外交谈判的角度看，中欧交往需要双方建立共同的谈判文化。因为，谈判本质上是旨在解决分歧和冲突的一种特定沟通形式。

这一谈判文化至少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中欧双方的谈判人员应对世界秩序或者全球愿景抱有共同期待;二是中欧双方的谈判人员都应该认同自己从属一个共同体，不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中欧命运共同体，亦或是欧盟这种区域性共同体。他们应是某一种共同体的成员，对所属共同体及其价值理念具备基本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三是中欧双方人员在谈判沟通时要遵循一套共同规则。从传统外交角度看，并非所有谈判都依照明文规定或双边协定，两个国家或区域间的沟通谈判，天然遵循着诸多默契。这些默契是双方谈判得以快速落实、顺利推进的关键要素。此外，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愈来愈多的关涉人类前途命运和多边共同利益的内容也被融入双边谈判实践之中，丰富了谈判默契的内容。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与欧洲两大文明发展交流互鉴历程研究”(项目编号：23&ZD321)和欧盟让•莫内计划“欧洲媒体、文化与社会”项目(Project: 101047725 — MCSinEU — ERASMUS-JMO-2021-HEI-TCH-RSCH)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