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Z世代”到“阿尔法世代”：地方国际传播的年轻态力量

【内容提要】在数字传播时代，“Z世代”和“阿尔法世代”既能扎根地方，又能借助数字技术轻松链接世界，成为推动地方形象走向世界的关键力量。推进年轻态力量参与地方国际传播，要挖掘地方资源禀赋，增强地方品牌的年轻态传播力;借助网络扩散规律，提升地方文化的年轻态影响力;构建行动者网络，促进地方公众的年轻态行动力等。要通过增强地方国际传播效能，促进国家形象与地方形象的协同与整合，推动中华文明在与多元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形成开放体系，向世界展现充满生机活力的地方形象和中国形象。

【关键词】Z世代 阿尔法世代 地方国际传播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地方-国家-世界”的层级结构被打破，新媒体促进了地方与世界的实时链接。在国际公众视野中，地方形象不再仅仅成为国家形象的一部分，而且可能代表国家形象，成为他们理解中国的起点。

地方与世界的互动本质上是人与人的交流，年轻一代利用数字技术，将成为地方与世界互动的关键力量。本文聚焦地方国际传播中的“Z世代”和“阿尔法世代”角色，探索如何推动年轻态力量参与地方国际传播，实现乡村与城市、中国与世界的有效联通。

一、“Z世代”与“阿尔法世代”的概念溯源与角色定位

(一)“Z世代”与“阿尔法世代”的概念溯源

一个世代(generation)不仅是由同一时期出生的人所形成，更是由被同样政治、经济或文化环境所塑造的一批人所形成。据尼尔 · 豪(Neil Howe)与威廉 · 施特劳斯(William Strauss)提出的模型，一个世代大约是20年，具有某些周期性的迹象。

“Z世代”一般指出生于1995年至2009年的人群，也被称为互联网世代。“Z世代”不仅接触数字平台，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于运用数字工具，并根据自身偏好生成内容。

“阿尔法(Alpha)世代”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马克·麦克林德尔(Mark McCrindle)提出。“阿尔法世代”被认为是出生于2010年以后的人。Alpha是希腊字母表中的第一个字母，代表着一系列事物中的第一个。“阿尔法世代”出生在世界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复苏的时代，数字技术和社交媒体几乎渗透到全世界，全球范围内的气候变化争论永无休止，还包括新冠疫情的深刻影响。

“Z世代”在儿童时期接触互联网，而“阿尔法世代”则出生在技术快速发展的世界当中。相较于“Z世代”，“阿尔法世代”更倾向于与屏幕交流，同时更愿意使用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与“Z世代”相比，“阿尔法世代”更具好奇心、创造性和自主性。虽然目前学界对“阿尔法世代”的研究仍然较少，甚至有学者拒绝承认“阿尔法世代”作为一个新世代，仅将“阿尔法世代”归类为“Z世代”的2.0版本，认为“阿尔法世代”只是延续了“Z世代”的数字化趋势。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Z世代”与“阿尔法世代”能在虚拟空间自由地实现地域切换，既能扎根地方，又能熟练地通过数字技术链接世界，成为地方国际传播重要的传播主体和传播对象。

年轻一代是全球地方信息的主要消费者。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9年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Z世代”人口约为18.5亿，占全球总人口的23.7%，成为有史以来人口最多的一代人。此外，全球每周还有超过250万名“阿尔法世代”出生。到2025年，“阿尔法世代”的人口数将达到近20亿。年轻一代将成为地方国际传播内容的消费支柱，面向全球“Z世代”与“阿尔法世代”布局地方国际传播战略至关重要。

年轻一代是地方信息走向世界的重要传播者。他们更倾向于公开分享自己的生活和想法，能够借助数字媒介助推地方特色文化的国际传播。“Z世代”和“阿尔法世代”成长于数字时代，他们知道如何使用数字应用程序、通信平台、个人社交平台，以生产者的身份展示知识、态度和价值观。“阿尔法世代”极具技术素养，他们可以通过社交媒体轻松开展跨地域交流。通过日常社交需求和生活实践，即便年轻人不离开地方，他们也有能力借助技术，让世界看到中国的各个角落。

二、挖掘地方资源禀赋，提升地方品牌的年轻态传播力

(一)挖掘历史文化资源，锚定地方发展新坐标

地方国际传播要着力挖掘文化禀赋。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地方国际传播要充分利用各地区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开展工作。一是对于东部沿海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要注重在海纳百川、文化交融的进程中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地方样本。比如上海借热播剧《繁花》在国内外出圈，英国《经济学人》、新加坡《联合早报》等主流媒体和国际社交媒体先后报道，形成助推效应;二是对于广大内陆省市，重在结合当地的历史文化底蕴，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比如河南安阳的甲骨文、焦作温县的太极拳、陕西的兵马俑等都可以成为地方国际传播的符号和标识;三是对于边疆地区，则需要利用特有的地缘位置，挖掘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向周边国家辐射影响力。比如东北三省面向东亚，广西、云南面向东盟国家，可以致力于构建面向特定区域国别的国际传播体系和机制，提升精准国际传播效能。

地方国际传播要保护和传承历史遗产。提升地方国际传播效能，要坚定民众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比如：合肥市民打卡合肥市延乔路，纪念历史革命剧《觉醒年代》中的烈士，“全国2.9万个烈士陵园，安徽占了2.2万处”等话题刷屏网络，让合肥的历史文化遗产进入全国公众视线。还有在哈尔滨火爆全网之后，“南方小土豆”们冒着严寒主动打卡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随着该遗址成为热门打卡地，众多“洋土豆”们也慕名前往，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日本侵华历史的进一步关注。未来在地方国际传播中，各省市要充分利用遗址、博物馆等“记忆之场”来加强集体记忆构建，提升国内外民众对中华历史文化的认知，通过历史与当下的对话锚定地方发展新坐标。

(二)运用年轻态思维，增强地方品牌的传播力

打造地方形象的表征和符号。近期在国内外社交平台出圈的萌态形象就是地方文化品牌的响亮名片。“萌”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文化媒介，并以服装、姿态等多种形式成为当今媒体文化中有效、有力的话语沟通和自我表现过程。比如勇闯哈尔滨的广西“小沙糖橘”身穿橘红色羽绒服、头戴橘黄色针织帽，提升了广西农业品牌形象;游学团队山东“小葱花”们身穿绿大衣，手拖编织袋，网友戏称“山东小葱花和当年闯关东如出一辙”。这些带有鲜明地域色彩的象征符号被注入了萌文化的元素，唤起人们对特定地区的集体记忆，也引发了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地网友的共情。搜索全球媒体监测数据库Meltwater显示，2024年1月，“南方小土豆”、云南“小野生菌”、贵州“小折耳根”等议题成为脸书、推特(X)、优兔、照片墙等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尤其是关于“哈尔滨”(Harbin)和“南方小土豆”的正面情感倾向显著，其中有关哈尔滨推文的正面与中性情感比例高达91.1%，“南方小土豆”为81.7%，远高于长期以来国际社交平台的涉华话语情感倾向。

将象征性符号转化为网络模因。模因，是被模仿的基本单位。这一概念最早由英国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正式提出，他将文化现象与生物基因的复制展开类比，认为迷因在文化领域中具有类似DNA的功能。模因的形态包括语言文字、表情包图片、视频等多种符号元素。在地方国际传播中，短视频模因具有制作门槛低、流量大、投放精准等特点，尤其能成为推动地方文化传播的动力机制。新加坡《联合早报》关注到河南文旅局的抖音账号“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每天发二三十条视频，吸引了近百万新粉丝。“神都”洛阳借助“公主请上车”等网络模因收获了一大批年轻女性的喜爱，#princess系列信息成为国际网友热议的话题。

三、借助网络传播规律，提升地方文化的年轻态影响力

(一)多元主体持续引流，网络热梗促成裂变式传播

培养意见领袖引流，提升地方国际传播的话题热度。意见领袖通过两级传播甚至多级传播，对追随者实施潜移默化的作用，影响着舆论环境。今年年初哈尔滨出圈，东北本地博主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在意见领袖的助推下，海外社交平台也形成了对“尔滨”的追捧。如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文化参赞张和清在推特(X)平台发布了数条帖子，推高了“不是南极去不起，而是尔滨更有性价比”等口号的热度，多条帖子的点评赞达到了万次以上。

鼓励普通公众跟进，形成地方国际传播的“全民狂欢”。“梗”逐渐成为青年一代新的交流话语，玩“梗”也成为一种独特的亚文化现象。今年年初有关哈尔滨的玩梗热潮已经突破年轻一代的亚文化圈层，逐渐渗透到主流文化圈层中。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官媒积极推荐“尔滨”，形成南北联动的全民“玩梗”狂欢，并在网络意见领袖助推下获得了海外溢出效应。互联网上随处可见对“南方小金豆”的宠溺之语。可见，年轻态话语不仅积极参与地方国际传播，甚至已经成为被模仿的对象。

吸引全球粉丝应援，助推地方文化走向世界。“Z世代”是全球粉丝文化的重要参与者，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自媒体网红吸引全球粉丝积极应援，为地方国际传播带来“流量”和“温度”。如浙江省国际传播中心借力多元化的国际传播主体，广泛联动外籍网红、留学生、华人华侨等主体的自有媒体帐号，与全球粉丝链接。2024年5月31日，推出创意短片《新马可·波罗游记》，让马可·波罗带领各国观众，游览独具特色的浙江地标，向世界展示了开放和现代化的浙江形象。

(二)打破“东方主义”刻板印象，提升国际影响力

展现美丽乡村和地方生活，打破国际社会对华刻板印象。在萨义德(Edward Said)所阐释的“东方主义”思维框架下，西方视野中的中国是落后、愚昧和专制的。尽管中国拥有广袤的土地和丰富多彩的风土人情，但西方媒体却常通过“东方主义”视角，以“北京”“新疆”“西藏”等少数地方来指代或描述中国，体现出明显的政治偏见。长期以来，不少国内外文艺作品也在迎合这种刻板印象。而在网络空间，“Z世代”和“阿尔法世代”镜头下的中国各地却是美丽质朴和繁荣发展的，这些都有利于超越西方对中国的“东方主义”印象，向世界展现真实的中国。

运用跨媒介叙事，增进跨文化交流的国际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作品并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不定于一尊，既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既要顶天立地、也要铺天盖地。”在媒介融合时代，讲述中国故事和地方故事，文字符号能传递丰富的信息，而音乐、美食、游戏、短视频等跨媒介叙事则能带来共享性和仪式感。比如来自四川的“网红”李子柒，扎根云南大地的滇西小哥@dianxixiaoge，这些年轻人向国外网友展现了治愈系的慢节奏田园生活、中国乡村风土民情，以及中华传统美食，形成了广泛的国际影响力。

四、构建行动者网络，促进地方公众的年轻态行动力

(一)吸引地方公众打卡，营造参与式文化氛围

强化个体实践，推动参与式文化发展。个体并非仅停留于“受者”视角，而会在与城市的互动中，不断强化个体实践在城市形象建构过程中的意义。社交媒体平台的出现以及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也为年轻人更积极地参与媒体世界提供了机会，创造了一种参与式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氛围。比如鼓励普通市民在社交平台晒出打卡“网红地”的视频，就能吸引更多的外地朋友效仿。

推动“线上展演”与“线下打卡”，促进与世界的链接。“特种兵式旅游”以及“城市漫步”(CityWalk)已成为年轻一代喜爱的新休闲方式和社交方式，也是深化与地方链接的新形式。2023年二者迅速在国内外各大社交平台蔓延，实现了线上共享攻略与线下具身体验有机融合。新媒体传播，是依赖高度身体卷入的“即兴表演”。年轻一代通过数字平台进行地方文化呈现和身体实践的“展演”，吸引了更多国内外游客参与线下打卡和线上分享。比如“特种兵式旅游”“打卡天水麻辣烫”，感受陇上特色饮食文化。

(二)打造海外行动者网络，推进地方文化“转译”

打造行动者网络，以智能传播辐射海外。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是20世纪80年代由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卡龙(Michel Callon)和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等学者提出的理论，阐释了一种关系型的网络拓扑结构。网络中的行动者具有不同形态，且相互关联，通过转译的方式，各类异质行动者能够发挥自身的角色和功能，构建起行动者网络。在聚众传播时代，开展地方国际传播，要贴近海外受众兴趣，利用智能传播和精准投放等方法，发现关键行动者。

深化“文化中介”角色，推进地方文化“转译”。“文化中介”(cultural intermediaries)这一概念最早由布尔迪厄(Bourdieu)提出，旨在强调介于文化生产与消费之间，塑造文化产品价值、营造受众品味取向的文化中间人群体。开展地方国际传播，不仅要借助文化中介，通过汉学家、译者、出版商、外国网红等主体传播地方形象，而且还要加强“转译”，尤其要发挥“Z世代”和“阿尔法世代”在行动者网络中的角色，对地方文化产品进行“创作”和“再创作”。舞蹈“科目三”成为跨国超级IP，就是年轻人自制短视频后，通过国际社交平台，让广西热烈愉悦的风情和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色被传播到世界，引发海外网友纷纷模仿、并加入自身元素“转译”，甚至引来俄罗斯皇家芭蕾舞团、拉丁舞“传奇舞后”的翻跳，构建起了一个超越民族、国界与文化的行动者网络。

面向未来，地方国际传播是中国国际传播效能提升的增长点。要充分发挥“Z世代”和“阿尔法世代”等年轻态力量，促进他们在“地方”与“世界”的互动融合中确立身份、实现自我，同时推动中华文明在与多元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形成开放体系，向世界展现充满生机活力的地方形象和中国形象。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路径研究”(编号：23JZD033)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面向‘Z世代’的中国式现代化国际传播”(编号：23ZD01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