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区域：以区域国别为方法的精准化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

【内容提要】回顾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历程，该学科起源并落脚于西方对精确化全球治理的政治构想，由此区域研究长期以来以西方为中心而展开讨论。与此相对，中国日益发展出了一种以“走向区域”为线索，以区域国别为方法的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本文分析了中国如何通过精准化国际传播实践，识别并追溯区域国别和国际传播的多元主体，从而在国际传播中更准确地表达中国的声音和立场，克服“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力图为理解中国在“全球南方”及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国际传播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路径。

【关键词】国际传播 精准传播 区域国别 第三世界 全球南方

全球局势的急剧变化与国际关系的深刻调整，使得中国当前的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面临着重大挑战。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如何通过国际传播为我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文明互鉴交流，促进双方乃至多方之间互学互鉴，营造更好的交流、合作乃至共同发展环境，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也意味着中国国际传播的发展走向了深水区：国际传播已经从“走出去”发展到“走进去”，亟待提升国际传播的参与度和精准度。

顶层设计层面已经针对国际传播中的这种挑战作出了回应。习近平总书记就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指出：“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这意味着在国际传播领域推行群众路线，即通过采用贴近不同区域受众、推进区域化表达的国际传播实践，增强国际传播的情感认同亲和力和理念传达实效性，从而让文明交流互鉴过程中真实的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传播更精确，更具有穿透力、感染力，使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道路为更多国家及国际社会中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所理解。这种精确化的国际传播实践，呼唤更符合新时代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实际的理论。

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融通区域国别和国际传播理论受到关注，相关的知识生产也引人注目。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跨越性很强的交叉学科，在知识特质上具有更强调区域性、多元性与应用性等特点，为精细化的国际传播提供了重要的知识背景与决策基础。目前学界正致力于探索二者的有机结合与积极融合，建立国际传播学者与区域国别学者的交流机制，创建新的学术共同体。这种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传播的高度融合，以适应当下中国正在达成梁启超百年前所言“世界之中国”的愿景——这也正是中国拥抱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赋予区域国别研究的新使命。这套知识体系服务于新的国际传播秩序，并据此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立足中国的国际传播理论，服务中国在国际传播领域的精准传播实践。

一、西方精确治理视野下的区域国别研究及其影响

从话语政治的视角看，区域国别并非天然的存在，而是政治创造和社会建构的产物。英语世界对区域及区域关系的关注与识别，最早出现于19世纪末帝国殖民运动和宗教传播的跨国行动。现代意义上的区域国别学诞生于20世纪初的北美。一战结束后，西方世界对亚洲事务和亚洲与西方关系的关注，促使一所名为“太平洋关系学会”的区域研究中心于1925年在檀香山组建。这标志着美国本土首个聚焦地区与地区关系研究的正式组织诞生。随着冷战揭幕，美国区域研究被赋予了一种建构新型全球秩序的理论期待。

随着亚非拉国家在二战后的陆续独立，它们开始纷纷强调基于国际主义理念的合作与互助，并以此构想一种新的全球秩序愿景。来自亚非国家的独立自主发展诉求，使得以英美等国为中心的区域研究发生了理论与实践转型。冷战期间，区域研究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情报来源。出于赢得核军备竞赛和不断提升全球影响力的国际传播需要，美国的区域研究发展并逐步形成了一种密集分布的“情报-高校网络”(intelligence-university nexus)，其中政治经济集团从事学科与机构的顶层设计，科研院所、基金会和社会组织则扮演权力的“毛细血管”。

在这一制度设计下，区域研究的设立并非出自纯粹的知识建构需要，而是充满现实政治的实用主义色彩。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西方世界的区域研究主要服务于其统治秩序的展开，尤其是围绕着将殖民地或前殖民地作为统治对象并展开权力运作的具体问题，因而带有浓厚的“东方主义”色彩。此外，为了更好地实现对世界秩序的有效治理，需要对世界不同区域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人文、地理、资源等进行全面研究，因而在区域研究中形成了基于“人文主义阐释学+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行政主义研究传统。出于维护特定秩序的现实需要，服务于精确治理理念的欧美区域研究也会在研究中固守西方价值观偏见。它们或以其自身经验来判断和评估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发展状况，或把西方道路说成是一种所谓的规律。这体现了区域国别研究中知识与权力深度互构的学科特征。

随着冷战结束和地缘格局的变化，对学科发展与政府关系的探讨，以及来自学术共同体内部的批判反思，促使西方世界的区域研究逐渐开启了新的理论与实践转型。学界对于20世纪西方世界区域研究的批判可被描述为：区域研究具有现实主义的政治目的，从研究角度上看，它的价值观深受意识形态束缚，导致分析着眼点和价值观有很大的局限。从理论面向上看，尽管无法消解或融合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理论传统和思维范式的知识边界，区域研究内部仍显示出了更多的理论对话新趋势。

从执行层面看，随着传播学、语言学、调查研究和媒体研究等跨学科知识的介入与整合，西方区域研究逐渐发生了精准化转向，精确治理成为区域研究的现实诉求。以阿拉伯区域研究为例。在冷战和后冷战时期，美国阿拉伯区域研究受到了美国对伊朗和伊拉克等国外交政策的极大影响。在“全球60年代”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发生之时，美国国际关系和传播学界提出“全球治理”的理论话语，以此论证以大国中心主义立场介入区域事务并进行管理的政治合法性。这一话语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中被新闻媒体进一步强化，并在动员支持、塑造民众对立舆论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直至当代，由西方价值观主导的区域研究实践仍在继续。面对这一现状，非西方国家如何打破理论和实践桎梏，释放全球治理的多元主体意识与活力，开创更加多元、平等和友好的世界秩序和互动格局，成为当务之急。

面临世界秩序重组这一急剧变化的国际局势，新中国自诞生伊始就基于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和区域的立场，提出了重建世界新秩序的政治构想。早在二战结束后不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就于1946年提出“中间地带”理论，以应对战后西方国家的国际战略攻势。该理论认为，美苏两大势力之间存在着一个广阔的欧亚非拉“中间地带”。有别于西方区域研究中“西方-非西方”的教条主义二元认识论，“中间地带”理论强调区域合作的灵活与多元。这一构想不仅明确了建国初期中国在战略上紧密团结的对象——即“中间地带”国家，而且强调在地缘政治意义上国际力量的重新组合，其中各个区域的力量也得以重新分配，有望形成一种更为平等的全球发展格局。这一时期，中国国际传播的侧重点则放在中国同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来往基础上，构建一种基于民众交往、民意互动和文明互鉴的人民外交新格局。

在20世纪50到60年代，“两个中间地带”理论被提出。根据经济状况等时局变化，“中间地带”国家被创造性地认知为两个组成部分：一部分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独立或正在争取独立的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另一部分是经济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一理论构想中，中国提出了超越社会制度差异和意识形态分歧、更为灵活的国际传播和区域合作方案。这反映了中国对于现实政治的实践期待，即随着冷战局势的发展，“中间地带”国家的力量与话语权不断增长，并逐步发展成为抗衡美苏霸权的第三支力量，从而为开启更加多元、多极化的全球发展格局提供现实可能。

以“两个中间地带”为承接点，“三个世界”理论应运而生。随着全球民族国家独立运动的兴起，新中国的国际传播策略逐步发生了调整，更加重视与亚非拉国家的联合与合作，在此背景下逐步形成了“三个世界”理论。其中，大部分非西方国家被定义为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第三世界国家，而美国和苏联则被划入第一世界，被认定为世界秩序中的霸权主义。这一理论话语的转型，不仅拉近了中国与广大的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国家的距离，而且扩大并进一步精确了中国的国际交往和传播面向。

以“三个世界”理论为指导，新中国开启了精准化国际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发展。1954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1955年参与万隆会议，是这一时期中国政治外交和国际传播的实践典范。通过多边平台的积极发声，中国向亚非国家深度传播和解读政策主张，为后续提高国际认同和国际影响力、构建中国形象、传播中国声音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基础。不仅如此，精准化国际传播理念还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实践逻辑，通过精准化的国际传播，基于不同区域现实、调动不同区域主体的多边共治和全球发展格局逐步形成。例如，中国高校在建国初期建立的亚非学院、亚非研究所、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苏联东欧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室等区域国别研究中心，就是参考了“中间地带”理论的层级划分，在这一历史条件下的创造性成果。

此外，精确化国际传播还增强了中国国际传播的理论与实践效能。在面向国内民众的传播中，媒体积极传播国际知识、世界新闻等新信息和新理念。例如，针对读者对地处中国西方的阿拉伯地区为何被称为“中东”这一疑问，《人民日报》在1957年就开辟专栏解释了“中东”和“近东”的名词内涵和来源，不仅指出命名背后以西方为基准的认识论偏颇，还积极鼓励读者跳出西方视角进行批判性思考，充分调动民众的主体意识。在面向海外民众的对外传播中，中国积极组织了对外援助和文化交往活动，传播对象主要是中国周边的国家以及非洲国家。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走访非洲十国，开启了中国与非洲地区持续至今的友好合作，为改革开放后的互惠互利、健康可持续的区域交往和国际传播奠定了基础。在对外传播方面，新中国成立后，由通讯社、出版社、报社、广播电视台、网络和移动媒体组成的全媒体传播体系积极对外塑造中国形象，中国形象也经历了从“红色中国”到“开放中国”再到“全球中国”的话语变迁。

总而言之，“中间地带”和“第三世界”理论的提出，有效指导了新中国的国际传播和对外交往实践。通过支持亚非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和独立斗争，同亚非拉国家积极开展人民外交，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树立了支持正义、反对压迫的国际秩序建设者形象，增强了自身的国际影响力。精准化国际传播理论和实践的落地，显示了中国在区域与全球治理中独特的战略思维和行动能力，也为此后中国参与国际事务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

三、“全球南方”视野下的精准化国际传播实践

冷战结束后，世界呈现多极化趋势。“全球南方”作为反思全球不平等的经济和政治现实的话语，在国际交往中越来越多替代了传统的“第三世界”表述。作为学术概念的“南方”一词最早来源于葛兰西的《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在葛兰西看来，造成意大利发展差异的原因在于南北方发展的不平衡，作为被剥削的殖民地，“南方”蕴含了“反殖民”“反剥削”“谋求发展”的特性。从最初对特定地理区域的指称，到对全球化进程中的政治经济地位和文化位置的强调，“全球南方”概念从而奠定了反殖民反剥削的基调。

从政治地理学的角度看，“全球南方”代表与传统西方资本主义中心相对立的国家和地区，它们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中寻求更加平等的代表性和话语权。通过寻求并推动例如“南南合作”等新型合作方式，“全球南方”国家致力于加强国家之间的经济和技术合作，从而构建更为平等多元的国际秩序。

当前的“一带一路”发展不仅使中国和沿线国家获得了更多经济合作与协同发展机会，也为深化中国的多边关系与区域合作，带来更为深远的跨区域文化与贸易沟通机遇。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发生了诸多变化。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扮演了更加主动的角色，区域发展由“单向度传播”转变为“多元主体互动”，从抗议西方主导的政治霸权转变为追求中立的务实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动关系也迎来了新的挑战，中国所推行的行动与理念也遭遇了来自部分西方或沿线媒体和学界的质疑。这意味着中国的实践与理念未能被对方深度理解与认同，需要在精准化国际传播方面继续深耕，从而让国际关系“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因此，新时代国际传播应当以区域国别为方法，推动形成多元主体的“重叠共识”，从而促进国际共识的建立。对中国而言，在对外讲述中国故事，以及在话语认同层面扩大全球认同和影响时，需要避免陷入西方主导的霸权竞争冷战话语，在寻求一种更符合平等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表达方式之上，识别、定义和建构在国际交往中的多元参与主体、互动角色及其社会意义。

以当代欧亚交往的代表中欧班列为例。作为区域合作发展的典型案例，中欧班列不仅是“一带一路”倡议在亚欧区域实现跨文化互联互通的标志性项目之一，也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展示其区域交往与国际传播理念的重要平台。随着跨区域交通轨道的联通以及物流输送链的搭建，中国积极推动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和商贸合作。经过近十年的发展探索，中欧班列已经从最初的地区交往愿景发展成为“双向奔赴”的区域传播现实。随着铁路交通网络的深度勾连，中欧班列不仅加强了中国与欧洲国家的贸易往来，也促进了中国与中亚及东欧国家的文化与社会互动。

首先，通过互联互通的方式，中国展示并推动了一种有别于“零和博弈”理念的共建共享交往新模式，积极推动区域和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其次，中欧班列连接欧亚大陆，途径哈萨克斯坦、土耳其等多个“全球南方”国家，为带动“全球南方”的区域交流合作与互利共赢，提升沿线国家的发展潜力与主体意识，减少国际发展不平衡这一世纪难题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第三，这不仅体现了南南合作的互助精神，也显示出以区域国别为方法的精准化国际传播的发展优势，通过强调区域对话和多元主体合作解决国际争端，促进互联互通与文化交往，有助于推动区域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平等发展，激发多元主体的参与活力。

如果说中欧班列的案例展示出了中国在区域与国际传播中的积极参与及其成就，中阿国家动漫产业合作则体现出区域合作中的多元主体互动以及文化共建的现实意义。2023年8月30日，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动漫产业论坛于苏州开幕。在这届以“中阿新时代、动漫创未来”为主题的文化产业合作论坛上，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积极探讨跨区域动漫企业在版权保护、人才培养和文创开发等领域的合作机遇。通过以动漫制作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产业合作，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展现出了共同的愿景和合作的意愿。其中，一部名为《孔小西和哈基姆》的阿语电视动画作品成为中阿合作的典范。作为在沙特阿拉伯播出的首部讲述中阿普通少年互动交往的本土动画片，《孔小西和哈基姆》的播出实现了中阿两国在文化领域的精准化传播合作。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动漫产业合作，不仅强化了双方在全球文化市场中的比较优势，提升了中阿文化生产和动漫产业的国际影响，通过项目研发、人才培养和市场培育，中阿双方在文化生产领域也实现了资源共享和文化互构。这种文化合作以区域国别为方法，以精准传播为理念，不仅增进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互通关系，也为中国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文化交流和区域合作提供了实践参照。作为一种具有鲜明的新时代文化特征、面向“Z世代”青年受众的朝阳产业，跨国动漫制作与发行日益成为中国精准化国际传播的发展“蓝海”。

在当前的国际传播实践中，中国已经从简单的信息传播基础设施搭建和运营转变为更为立体、多元和深度的嵌入式文化内容生产共建，通过精准化国际传播，扎根全球区域实践，形成了“全球中国”的传播图景。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的联系，推广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的区域与全球治理观念，这反映出区域国别和国际传播研究从“识别对抗”到“寻求合作”的建构主义转型。这种战略转型，可以看作是对“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理论的现代适用和扩展。

2023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在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十周年之际，系统阐述了在新时代从“区域合作”到“全球发展”的中国理念与实践：“10年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稳步推进。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这一理念取得全方位、开创性的丰硕成果”，“应在国际和区域层面建设全球伙伴关系，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从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线索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间地带”、“三个世界”同处于一条历史延长线，贯穿其中的是一种“走向区域”并深耕精准化国际传播的现实理念，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共同指向了对平等、友好和多元的世界秩序的构想与期待。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上，离不开以区域国别为方法的精准化国际传播实践。基于区域国别的国际传播理论和实践从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贯穿至今，对于当代中国和全球发展而言，区域国别与国际传播融通互鉴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值得更多学者予以关注。在当前，我们面对大量历史和现实的实践案例，在未来的区域国别与国际传播的学科交融中，可以更多地回望历史、立足当代，总结规律与经验。以史为鉴，共同促进区域国别与国际传播学科的理论融通与实践发展。

本文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校级项目“全球史视野下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思想史研究”(2023JJ038)和“双一流”重大标志性项目“全球指数系列研究”(2024SYLZD008)阶段性成果。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本科生杨永泽对本文亦有贡献，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