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国际传播研究的关键进路：概念、理论与方法

【内容提要】当前，国际传播实践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国际传播研究也亟待提质升级，在研究体系和研究框架上有所创新突破。与此同时，需要注意到国际传播研究存在的一些深层问题：核心概念的阐释存在一定局限性;国际传播研究理论建设缺乏新闻传播、外语、国际政治、外交等领域与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人类学、情报学、商学、法学等专业的交叉发展;国际传播研究过于专注政治属性而忽视了文化属性、技术属性、产业属性等。为此，国际传播研究需要重点关注三个方面：元概念的辨析、本土理论的建构、方法的转换。

【关键词】国际传播 元概念 理论建构 方法

近年来，中国国际传播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在一定程度上为国际传播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持。笔者在中国知网用“国际传播”“对外传播”“对外宣传”以及“外宣”这四个词进行检索，篇名或关键词中包含这四个检索词的中文研究成果数量在1980年为1篇，1990年为17篇，2000年为99篇，2010年为530篇，2020年为1193篇，2023年为2336篇。如果仅以“国际传播”作为检索词，篇名或关键词中包含该词的中文研究成果数量在1980年为0篇，1990年为4篇，2000年为24篇，2010年为237篇，2020年为651篇，2023年为1795篇。虽然这种统计的严谨度和代表性存在一定不足，但也有一定参考意义。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2024年1月发布的《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简介和基本要求》中，国际传播作为新闻传播学的二级学科，这是国际传播专业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但是，国际传播专业建设与学术研究中仍存在一些需要厘清，甚至反思的地方，如国际传播的概念、理论建设、研究方法等。

“国际传播”是当前国际传播的元概念。国际传播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界定。广义的国际传播包括跨越国界的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狭义的国际传播仅指跨越国界的大众传播。传播研究在西方(主要是美国)起步于20世纪20~30年代，到40年代成为一种新兴的学科。在我国，传播学的引进和研究则迟至20世纪80年代初才开始。在国际传播概念被广泛使用之前，对外传播、对外宣传或外宣在概念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2010年前后，国际传播、对外宣传与对外传播并行使用。近几年，国际传播成为主导概念。在中国知网的检索中，国际传播相关研究成果规模呈现翻番式增长，而且以“国际传播”为检索词得出的结果数量在四个检索词中所占比例也显著提升，从23%(1990年)和24%(2000年)，增至45%(2010年)和55%(2020年)，进一步提高到76%(2023年)。这说明，随着国际传播的发展，“国际传播”概念日渐深入人心，在学术研究和专业实践中逐渐取代了“外宣”等概念。

与此同时，“国际传播”概念在理论与实践中仍存在模糊甚至误解。例如，一部分学界和业界专家认为“国际传播”等同于“对外新闻”概念，要从“对外新闻”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视角来理解其内涵;或者，“国际传播”类似于“舆论斗争”，需从话语建构、话语权力等视角来认知其内涵。在学术论文和论坛发言中，此类观点并不少见。习近平总书记曾就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指出，“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要广泛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要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人文交流活动，通过多种途径推动我国同各国的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从中会清晰地发现，“国际传播”具有丰富的内涵，不应从狭义来界定其概念，更不能简单等同于“对外新闻”。另外，《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简介和基本要求》明确了国际传播的三个研究方向：不同传播主体间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关注不同文化主体如何在文化的多样性，以及交互性中实现对话与合作。这表明，国际传播研究需要融合跨文化传播等领域理论。另外，从学科发展趋势来说，国际传播学需要注重多学科的交叉应用与融合发展。早在1987年，美国学者韦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曾预测，大概三五十年之后，传播研究会与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科学等其他学科融合，从而形成一种关于人类行为的科学。国际传播需要从广义上进行理解和界定，其概念涵盖了大众传播、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等多个传播层级，也关涉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跨文化交流学、传媒经济与传媒产业，以及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理论与知识。

由于中国国际传播起源于对外宣传，且与对内宣传一体两翼共生发展，国际传播研究自行限制了关于本体属性认知以及研究框架，过于集中于国际传播的政治属性及相关主题框架，而客观上不了解或主观上忽视了关于国际传播文化属性、技术属性、产业属性及相关主题框架，在元概念上限制了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空间。因此，当前国际传播需要正本清源，从国际传播元概念的再辨析入手，解决国际传播概念长期置于国际政治范畴之内的问题，以及国际传播实践长期局限于国际舆论斗争范畴的问题。

在概念辨析的基础上，国际传播在学术领域要将重心从策略性研究转向理论性研究。长期以来，中国国际传播在策略性研究方面着力较多，理论性研究方面成果不突出。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国际传播实践起步较晚，理论研究整体水平尚待提升。目前，国内学界的国际传播理论大多源自西方(尤其是美国)，形成“言必及西方”之势，自主理论创新严重不足。另一方面，高校是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主要力量，但一些国际传播研究者缺乏实践经验，对最前沿、深层次实践问题缺乏有效掌握，理论研究难以切中要点。例如，2021年英国通信管理局(OFCOM)吊销中国媒体播出许可的事件曾引起广泛关注，一些学者也做了研究，但大多是从国际舆论斗争的角度进行阐释，关于问题本质，尤其是法律制度层面的分析相对较少。类似情况也时有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国际传播理论建构和研究视角的局限性。本土理论建设是国际传播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尤其随着中国国际传播进入新发展阶段，亟需理论建设提供有效的理念、方向、模式和工具等支持。

国际传播理论建构一方面要考虑国际传播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级，另一方面要注重融合政治、经济、文化、伦理、产业、社会、心理等学科理论与知识。具体而言，一是聚焦国际传播战略，加强与国际政治学、外交学等学科理论融合。国际传播战略研究的目标在于优化资源投放和实现效果最大化，这在当前国际舆论斗争日趋激烈、美国等西方国家抹黑攻击的形势下尤显重要;二是聚焦国际传播话语，加强与修辞学、逻辑学、符号学等学科理论融合。国际传播研究要着力建构贴近中国国情、符合现实需要的话语理论，为国际传播舆论斗争和话语权建构等实践提供有力支撑;三是聚焦国际传播叙事表达，加强与跨文化交流学、文化学、人类学、翻译学和语言学等学科理论融合。国际传播研究要解决国际传播内容主题适用性、叙事策略贴近性、翻译有效性等实践重点问题，从理论上为解决国际传播中制度折扣和文化折扣等问题提供指导;四是聚焦国际传播产业，强化国际传播学与政治经济学等学科理论融合。国际传播研究要聚焦国际传播语境下的传媒产业链与价值链，为中国传媒产业升级和产品“走出去”提供理论引导;五是聚焦国际传播受众，加强与区域国别研究、人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理论融合。国际传播研究需要按照“一国一策”“一群一策”思路，从历史、文化、传媒等维度来分析目标国受众，建立知识图谱，为国际传播实践提供系统参考;六是聚焦国际传播效果，加强与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理论融合。国际传播研究需要充分运用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理论和研究成果，创新研究方法，构建适合于中国国际传播特点的效果评估体系。

中国本土理论建构要强化与实践的关联，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之间要形成有效联动，相互激荡、彼此促进、共同发展。例如，“美国之音”(VOA)是美国官方国际传播的主力，长期和许多大学及研究机构保持密切合作关系。20世纪50年代，“美国之音”与美国传播学奠基者之一的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及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局开展密切合作，研究内容包括：调查全世界居民媒介使用习惯等，对节目进行了内容分析，研究广播节目收听率，对广播听众和印刷媒体读者进行深度访谈等。其中，在阿拉伯地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局于1950年到1951年在埃及、土耳其、约旦、叙利亚、黎巴嫩、伊朗等国开展关于“美国之音”传播效果的大型受众调查;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负责研究土耳其的数据，后来出版了《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并据此提出了传播与社会发展的理论框架。可以看出，本土理论建构与本土实践发展是密不可分的，两者是相互支撑、互为增益的关系。此外，理论建设要强化多学科融合。目前，国际传播研究者的专业背景较多集中在新闻传播、外语、国际政治、外交等几个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际传播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新形势下，国际传播理论建设要充分引入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人类学、情报学、政治经济学、法学等专业知识，着力推动不同学科的交叉发展，丰富国际传播理论内涵。

中国本土国际传播理论建设要融入到国际知识生产体系之中。事实上，中国的国际传播在国际上引起了较多关注，很多国外学者进行了很多研究。例如，知名国际学术刊物《国际传播公报》(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将2023年2月期(第85卷)作为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专刊，主题是“中国传媒走向全球的十年：主题与观点”(A Decade of China’s Media Going Global: Issues and Perspectives)。国际传播理论建设有助于在国际上阐释中国国际传播实践的理念、思路、模式，在国际学术界为中国国际传播建构正确的认知和理解，为对外讲好中国故事提供有利的学术话语支撑。在这方面，韩国等国都在积极作为。例如，2024年6月，韩国新闻传播研究学会和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在澳大利亚主办题为“韩流的过去、当下和未来：一个新兴的传播研究议程”(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Korean Wave (Hallyu): An Emerging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genda)的研讨会，并作为国际传播学会(ICA)2024年会前会。这次会议的主旨发言人包括美国南加州大学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教授等国际学者。这次研讨会的着力点正是基于韩国国际传播的实践，并据此进行理论建构。研讨会的议题是“韩流”在世界不同地区(例如南美、北美、亚洲、欧洲、非洲和中东)的特点，讨论“韩流”的各种传播含义及其与流行文化、批判文化研究、国际传播、媒体产业和政策以及传播技术等领域的相关性，并引入一些新的理论和研究议程，包括但不限于国家品牌、文化身份、媒体依赖、粉丝等。相比之下，中国国际传播的实践更为丰富，也成为了国内研讨会和论坛的主题，但实际上却很少走向国际学术界。

国际传播研究的方法要从思辨性研究走向田野研究，尤其要注重在国际传播实践前沿和国际传播目标国实地开展研究。鲁迅曾经批评过困守书斋的研究方式。1922年11月，他在《晨报副镌》上撰文嘲讽道：“当假的国学家正在打牌喝酒，真的国学家正在稳坐高斋读古书的时候，莎士比亚的同乡斯坦因博士却已经在甘肃、新疆这些地方的沙碛里，将汉晋简牍掘去了;不但掘去了，而且做出书来了。”作为当代学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在完成从北京到上都遗址的徒步考察后颇有感触地写道：“对于我们这样的学院派知识分子来说，尽管我们总在‘研究’中国，但早已习惯了远离山野，远离街巷……对于许许多多层面的现实中国和中国社会来说，我们这些象牙塔里的研究者很大程度上只是旅游者，只是观光客。”当然，中国并不缺乏“走出书斋”的研究传统。在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起步阶段，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是学人走出书斋、走向田野的先行者。丁文江信奉“登山必到峰顶，调查不要代步”，一生身体力行。丁文江的同事与继任者翁文灏呼吁学人“担斧入山，劈荆棘斩榛莽”，甚至还提出，“如果一年没有上山，便不配称地质学者”;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始人傅斯年要求书生“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赵元任兴致勃勃地表示，“用表格用录音器作系统化的调查工作是一回事，到各处学说各种话当然又是一回事”;中国营造学社的梁思成则强调，“研究古建筑，非作遗物之实地调查测绘不可”。对于国际传播研究来说，也要走出书斋，走向田野，在国际传播实践一线和目标国开展实地调查研究。在这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国际传播方面的研究模式值得参考。例如，美国负责官方国际传播的全球传媒署(USAGM)非常重视实地调查研究。以2024年为例，它计划在160个国家开展受众调查，调查方法包括焦点小组、抽样调查等。基于调查结果，美国全球传媒署分析和研究受众规模、民意动向、媒介使用特征等。同样，中国的国际传播研究也要“走进去”，在目标国开展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焦点小组和实验等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综合运用新闻学、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经济学等多领域理论对研究结果进行分析，由此准确了解国际传播环境特征，把握国际传播受众特点，掌握国际传播效果实际情况，为国际传播理论建设和实践发展提供准确、专业、深入、系统、全面的指导。

除了实地调查研究之外，国际传播研究还需要重视长期导向的基础性研究。目前，国际传播研究以短期导向的研究为主，主要切近一些现实应用型主题展开研究。着眼长远发展，国际传播研究要基于“一国一策”“一群一策”，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人群设计和实施长期导向的基础性研究项目，据此逐渐建立起国别、人群等维度的数据库和资料库，开展历时性研究和共时性研究，找出规律、探求差异，为精准传播提供扎实、详实、系统的数据支撑和理论支持。在这方面，中国一些机构进行了积极探索。例如，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原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从2012年开始在境外开展相关调查研究，并发布《中国国家形象调查报告》，是长期导向研究的代表。但整体而言，中国国际传播的长期导向研究项目较少，项目规模较小，资金投入也较少，而且研究主题倾向于对策性应用，这值得引起高度关注。

当前，中国的国际传播处在历史坐标中的特殊位置。一方面，中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在稳步提升，国际传播肩负着营造有利国际舆论环境的历史使命，包括应对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面临的各种国际舆论挑战和传播困境等;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为国际传播研究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当前中国国际传播的实践涉及多主体、多领域、多层级、多形态，为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源;国际传播遭遇的诸多困难和挑战，则为理论研究提供了问题导向。从历史上看，美国的国际传播研究在二战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这与美国当时崛起成为世界超级强国的过程密切相关;国际传播在美国舆论氛围营造、文化软实力输出以及媒体产业市场拓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其相关理论研究也随之发展起来，并反过来引导美国国际传播实践的提质升级，强化其在国际上的信息控制、理念输出、文化霸权和产业垄断能力。当前，国际传播研究要警惕概念狭义化、理论西方化和方法思辨化等问题，从历史方位的高度来审视概念界定、理论建构和方法应用的重要性。国际传播研究需要充分借鉴与吸收国际上已有成果和经验，着力建构符合本国国情和现实需要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体系。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际传播的理论与规律研究”(22JJD8600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