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 百年农史研究访谈之中山大学（珠海）吴滔教授

弦歌不辍，薪火相传。除了跨学科的培养模式，南农青年学者传承和发扬了老一辈学者的精神境界和治学风范，如吴滔教授，在农遗室深深体悟着南农人诚、朴、勤、仁的初心和使命，并将其融入自己的学术脉络中。

吴滔教授：我还是结合我的个人经历来谈谈我的学术历程。我是1991年来到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那个时代人才竞争还没有现在这么激烈，现在博士毕业都不一定能进入南农工作，但那时候他们特别希望引进本科毕业的学生，因为他们认为本科生更具可塑性。南农有一套特殊的培养体制，据说是从曹幸穗、曹树基、萧正洪等学者那时候就开始了。就是历史系的本科生要补习农学课程，比如栽培学、农业经济学、农业统计学之类的课程，这样在对农学有大致了解的基础上，再做进一步的研究；而农学的本科生，包括学园艺、农学、畜牧、兽医等专业的，就要去南京大学选修相关的历史课程，比如历史文选、中国通史等，这样就能够提升他们的历史素养，以便更好地去研究农史。这套体制其实就是一个补短板的过程，却是很有效的方法。

虽然我没经历过，但是我听宋湛庆等老先生讲过他们之前的教学方法，在20世纪50年代，南农的历史学和农学的年轻学者在资深导师的指导下，日复一日地研读农业文献并进行业务性讨论。这些讨论实际上与现代的学术会议不同，更接近于读书会。由于这种跨学科的合作和交流，南农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布了多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如《中国农学史》和《中国农业遗产研究选集》。这些作品并不是单一学者的成果，而是团队协作的产物。宋先生说在读农书的时候，对于同一句话，历史学和农学就会从各自专业的角度去解释，历史学是联系这句话的上下文，农学则是从农学技术的角度来阐述，在经过双方的反复讨论后就达成了共识，这样才有了南农特色。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我去南农学习之前，南农很多的研究成果都不是某一个学者单独完成的，有相当一部分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当时编者有很多都是联合署名，诸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等。

南农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文献与资料整理方面。这种影响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多年之后我才逐渐体会到。首先是文献方面，因为南农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建立，首先是资料库的建立，南农有大量的手抄资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手抄的资料呢？因为进行农史研究，必须进行资料库的建设，当然今天的技术手段和获取途径都十分便利，但在20世纪50年代，这些检索手段都没有，只能靠最原始的办法去搜集和整理。第一任的室主任万国鼎先生组织众多人员赴全国各主要地方志收藏机构，抄录关于农业史的资料，特别是物产及相关专题内容。在21世纪之前，众多知名学者为了研究，都纷至沓来南农查阅这批资料。在那个非数字化的时代，这些资料无疑是南农的学术宝藏。早在我写硕士论文及从事其他学术研究时，我便经常查阅这些资料，从中我也培养了系统抄写资料、整理长篇资料的研究习惯。这种研究方法和态度不是由某位前辈亲自教授的，而是在我深入研读这些资料后逐渐领悟、确立的。至今，我在研究时依然视地方志为主要的参考材料，这无疑与南农的学术传统有着深厚的联系。每位学者选择的史料起始点都是独特的，这决定了他们的研究兴趣和风格。例如，在研究明清历史地理时，有的学者可能选择地理制度作为起点，有的可能从明清实录着手，而我的研究则是从明清地方志开始，这也说明了史料的选择对整体学术风格的影响。

其次是文献整理层面，南农的农书整理其实是相当于一项古籍整理，也就是相当于我们史学研究四把钥匙当中的版本目录。版本目录是特别重视农书的版本和书目的，而农史研究就是从农史资料的摘录和农书的整理、校勘和注释开始的，同时整理、校勘、注释也是研究史学的基础。当我首次踏入南农的校门，尽管没有资深学者明确地为我指导，但南农独特的学术氛围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尤其在硕士阶段，我选择了“古农书选读”这门课程，该课程并不只停留在古农书的背景及其研究，而是深入到每一个细节，解读古农书中所反映的农业技术。这种教学方式深刻地影响了我后续的学术方向。然而，回想当时，有些许遗憾。作为年轻的我，急于追求学术的前沿，因此涉猎了许多跨学科的理论书籍，如人类学、社会学等。或许，如果我当时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农史的传统研究中，我的学术之路会与现在大相径庭。但生活中没有“如果”，也没有所谓的后悔药。

至今，南农在文献资料与农业古籍整理方面的传统，仍对我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每当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段宝贵的时光。

跨学科的对话与交流，使得更多学科被纳入农史研究领域，研究的方法和理念日臻成熟，学科交叉的特点愈发凸显，进一步推动了农史研究的深化，也酝酿出后来的“南农现象”。“南农现象”中的许多学者逐渐成为当前各个高校的一流学人，他们为何会离开南农，选择其他高校？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转型，使得农史研究机构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是重要原因。

吴滔教授：在南农工作的九年，虽然那时未曾深刻体会到这段经历会对我的未来学术和人生之路产生多大的影响，但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对那段时光有了全新的认识。我离开南农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研究兴趣。20世纪90年代社会史在中国史学界掀起了一场革命，那时许多研究领域都希望能与社会史相结合，以期更多的以人为中心来研究历史。毕竟，总有人批判史学都是研究帝王将相的历史，不重视人民大众的历史，而此时社会史应运而生、蓬勃发展，就为书写人民大众的历史铺平了道路。而我做农史的起步阶段恰逢社会史的研究范式在史学界有很强影响力的年代，所以作为年轻人，难免想进入更好的学术平台，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平。并且我的硕士论文选题以及研究旨趣，均比较注重社会史层面。第二，对未来和前途感到迷茫。我离开南农的时候，南农正好处于转轨期，因为从恢复文科以后，南京农业大学农业遗产研究室一直是受中国农科院和南京农业大学的双重领导，但是它的资金包括人员的工资都是由中国农科院直接划拨，南农在双重领导中只是处于一个次要的角色。20世纪90年代是我们农业遗产研究室最困难的时期，我们研究室的领导常常为了能否发放工资而感到非常头疼，所以那时确实是对未来和前途感到迷茫。虽然我离开时，这种双重领导已经变为由南农来直接领导，但身处转轨期的我又怎能看清前途呢？至于其他人的离开，我想客观原因应该都是一致的，主观原因则是各有各的具体情况。

其实20世纪90年代时，很多单位都在面临这样一种转轨，包括社科院的水利史研究所，还有其他的一些研究机构。因为这些单位都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在那个时代可以发挥很好的效用，而且产出了很多重要的学术成果。但是在改革开放后，单位受到的冲击最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体量不大的这类单位率先受到冲击。农遗室真的非常艰苦，能坚持下来的同仁都十分不易，离开的同仁也各有建树。所以对于“南农现象”，其实我是这样理解的：如果我们这批人不出来，就没有“南农现象”，而恰恰是我们这批人出来以后，在学术界的各个主要单位都做出了成绩，把南农的积累充分发挥了出来，这样才有了“南农现象”。如果“南农现象”只是在南农，那就没有“南农现象”。而还有一种“南农现象”指的是，南农多年来的自身发展。因此，在两者共同的双向作用下才出现了“南农现象”。

“希望在烧毁‘旧事物’的火焰顶上，出现光辉灿烂的‘新事物’。”这是泰戈尔的一句名言，守正创新也是许多学人对农史研究的期望。农业稳，天下安。农史的研究既要不断推动中华农耕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又要坚守初心，积极探索传承农耕文明的精华与智慧。

吴滔教授：对于农史研究的未来，我们在那个时代已经有了清晰的认识：需求创新，但不可遗弃传统。为什么我现在特别怀念我在南农20世纪90年代的那些日子？因为我是2000年离开南农的，就相当于整个20世纪90年代全奉献给了南农。20世纪90年代南农出现了学术转向，有的转向社会史，有的转向环境史。但就在这种转向的过程中，其实任何一个学科都要因应而动，我可以说是在社会史转向的时候一个大胆的尝试者。不过我觉得南农作为一个老牌的学术和研究机构，在转向的过程中要不忘初心，要把老的传统给捡起来。我觉得学术无所谓后者对前者的替代，而是更多得希望在创新和传统之间找一个平衡。从我作为一个从业即将30年的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南农的农史研究其实创新相对容易，而守成难！守成也许恰恰是对于每一个学科和研究领域最困难的，不只是农史，还包括科技史等领域，如果仅是创新很容易把自己的风格也丢掉，而在继承传统前提下的创新才能更好地发挥学科的特点和优势，才能在整个的学术界立脚。

中山大学在珠海设立校区并创立了一个新的历史系。当时学校给我的任务是发展世界史，但是我总觉得只发展世界史可能还不够，于是就想着要发展科技史。其实在综合性大学的历史学系搞科技史，就是希望能够更多地通过包括农史在内的科技史来解答很多学术界关心的重大问题。学术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两个趋向，一方面是越来越融合，但与此同时也有一种越来越细化，甚至碎片化的危险，所以我希望能够把这两者有效地平衡起来，就是说研究科技史和农史首先要研究得细致，但是同时也要回应一些重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