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者：杨艺帆，成雅昕，徐清，张凤岐，张强
摘编自《农为邦本：农业历史与传统中国》，商务印书馆
毕生君子，躬耕农史。自梁家勉先生后，周肇基教授和彭世奖教授又共同担起了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历史遗产研究室的重担，二人都深受梁先生的影响，从他们的治学经历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华南农业大学农史的传承脉络。
倪根金教授：华南农业大学农史学科源于丁颖院士，成于梁家勉先生，后经数代农史人的辛勤耕耘，迄今已近百年，成为科技史重镇。关于丁颖、梁家勉先生的事迹过去介绍较多，这里谈谈周肇基、彭世奖教授，他们是这百年传承的重要一环。
周先生是德高望重的农史学者，本科专业是植物学，但这位从书香世家里走出来的理科生十分喜爱文史。20世纪50年代，大学生物系的教材全部采用苏联的大学课本。周先生后来回顾当时的感受说：“20多门课程，近千万字的内容，介绍的全是苏联和他国科学家的成就，字里行间竟然找不到只言片语涉及中国人民的创造、发明和贡献。心中开始产生疑问：历史果真是这样的吗？中国一向以文明古国、发达的农业著称于世，难道举世瞩目的传统农业就没有孕育出农业生物科学知识吗？这些疑问在当时的课堂上得不到答案，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立志要探索这些问题……”就在周先生怀揣疑惑，寻求答案时，他在学校图书馆里找到了我国著名农史学家石声汉教授所著的《氾胜之书今释》和《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知识》。从中看到了我国古代在植物学、农学上取得的成就，并坚定了探究中国古代的植物生理知识之决心，加深了对石先生的敬仰、向往之情。他向石教授寄去请教信件，乐于提携后学的石教授回信勉励他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自此，开始了两位忘年交十几年的交往和友谊。1963年2月18日，周先生夫妇乘火车专程登门拜访求教石先生，并且报考了石先生的研究生。相见时，石先生殷切勉励，相谈甚欢，并题赠《齐民要术选读本》。虽然考研成绩第一，但因有人谗言其为“白专”典型而被卡下；石先生曾想把周先生调到身边工作，然而，此时他已没有决定权了。尽管未能成为石先生的直接学生和同事，但在石先生的勉励下，他翻古书、找资料，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古代有很多植物学、植物生理学方面的知识，蕴藏在古代农艺技术当中。于是，周先生心中有了明确的科研目标和方向，先从著名古农书《齐民要术》入手发掘中国古代的植物生理学知识和成就。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下，找到了一条专业知识、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等三者结合的平衡点，使周先生的科研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仍能展开。而周先生的学术生命属于“给点阳光就灿烂”，十几年的不断积累，到1975年终于发表了他的第一篇中国植物生理学史论文，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关注和好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周先生终于有机会参加科技史学术活动。1977年12月，他出席在安徽合肥召开的中国生物学史第一次学术会议，在这次学术会议上，他见到仰慕已久的梁家勉先生，并共同承担《中国古代生物学史》中的“植物生态和生理知识的发展”的撰写工作。在两年的交流与合作过程中，梁老十分满意周先生的科研态度和学识，有了想把这位潜心研究科技史的科研新星招揽到华农农史室来的考虑。1980年10月，周先生应邀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成立大会暨学术讨论会，做了《植物生态和生理知识发展》大会报告，与众不同的研究方法，令人耳目一新的陈述内容，引起了专家前辈的兴趣，纷纷予以嘉勉。他被推荐并当选为首届学会理事。在这次大会上他结识了胡道静、游修龄、杨直民、李长年、周尧、朱洪涛等学术前辈，并建立起深厚的学术友谊，通讯交流中对中国农史学科的发展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1984年1月，周先生夫妇调到淮北煤炭师范学院主持筹建生物系，然而，两年辛劳却因办系经费短缺而中途下马。失望之中， 收到华南农业大学卢永根校长和梁家勉教授邀请来华农工作的信函。1986年8月，周先生正式调进华南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数月后担任室主任，肩负起一个学术单位的发展重任。
周先生执掌华南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不久，就遇到中国科教界的“寒冬”，大批教师因经济原因（收入“脑体倒挂”）离开教研岗位，创收无门的农史研究室也不例外，加上退休、调离的，到1991年研究人员只剩下周先生和彭世奖先生。尽管当时环境艰难，学校下拨的农史研究室年办公经费只有数百元，但在学校和梁家勉先生的支持下，他顶着困难，组织全室开展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使研究室度过最困难的日子，并为后来发展奠定了人员和组织基础。他还专心深耕中国植物生理学史，十年磨一剑，完成专著《中国植物生理学史》，成为这一领域的拓荒巨著。
彭世奖教授是中国农史界受人尊重的前辈之一，1960年，华南师范学院历史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华农，不久便成为我国农史学科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梁家勉先生的得力助手。协助梁老采购古农书是彭先生的一大工作。采购古农书除了要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去发掘那些被埋藏的宝贝，还需要深厚的专业知识来鉴别真伪。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彭先生便和梁老一同踏上了寻找古农书的旅程。广州的文德路、上下九路以及北京路等地，那些隐藏着各种珍贵古籍的书店和旧书铺，几乎都留下了他们的脚印。他们还与全国各地的古旧书店建立联系，索取他们编制的《古籍目录》《古旧书目》。彭先生根据目录进行初步筛选，在他认为有价值而且本室尚未收藏的书名前做上标记，然后再由梁老审定，最后由彭先生发函采购。此外，彭先生陪梁老出差，每到一地，古籍书店是必去的地方，如北京琉璃厂、天津古旧书店，在那些地方他俩淘到不少宝贝，如高润生《尔雅谷名考》手稿等。买到书之后，梁老如获至宝。他不放心邮寄，担心丢失。这样，彭先生又成了搬运工，将购买的书一包包扛回来。购回的古书，有些存在破损或脱线，需要修复和重新装订。彭先生又让勤快又手巧的太太伍老师学会了古籍修复基本技能，跟梁师母一起为研究室修补古籍。“文革”爆发后，特藏室珍贵古籍一下子成了“四旧”和“封资修”，面临随时被烧、被毁的危险。梁老对此忧心忡忡，彭先生边安慰梁老，边与梁老一起想办法应对。最后想出用“图书馆造反派”的名义把特藏室的书库作为“封资修藏书室”予以封闭，不许开放，使这一屋子的传世家当幸运地保存下来了，为后来农史研究室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彭先生时常不辞劳苦地陪同梁老出差，一路照顾梁老的生活，负责联系各方人士，包揽所有后勤工作。当时出差交通、通讯、食宿各方面条件都比较艰苦。出差地方既有北京、天津、上海、南京、郑州、合肥等城市，也有条件艰苦的西北城乡。彭先生曾回忆20世纪70年代初他陪梁老去秦晋大地考察北方旱作农业时的情景：乘着破旧的长途汽车，住着简陋的旅店，饮食十分有限。有一次在陕北一小县，彭先生好不容易挤进食铺买到几个馒头，还没吃，就被当地饥饿小孩抢走，未被抢走的也落在地上，沾满尘土，两人只好捡起，吹去尘土充饥。当然，彭先生也在这走南闯北中增长见识，认识了许多学界前辈和朋友。协助梁老编纂《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是其当时又一重要工作。20世纪70年代末，梁老凭借其在全国农史界的学术成就和威望，成为了我国第一部集全国农史界力量编纂的农业科技史专著《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的主编。在编纂的过程中，彭先生一方面承担书中相关章节的撰写；另一方面又帮助梁老出谋划策，协调各方关系，参与全书的通稿统稿工作。在刘瑞龙老部长的正确领导下，这部书虽然经历曲折，但最终出版，而且后来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等6项大奖。协助梁老编辑好《农史研究》也是他当时的工作之一。《农史研究》是“文革”后国内公开出版的第一份农史学术刊物，它由华农农史研究室编辑，农业出版社出版。梁老主持编辑，是刊物的灵魂人物，但许多具体工作由彭先生承担，其中创刊号到第六辑，基本由彭先生选稿、组稿、编辑。由于认真负责，《农史研究》颇得学界和社会肯定，美国著名科技史学者席文教授、国际水稻所著名农学家张德慈教授等都来函盛赞。随着新兴产业的日益发展，全球化浪潮汹涌而至，农史学科面临着学科点“断崖式”撤销、学科体系断裂、政策瓶颈制约等困局，面对学科发展困境，农史研究如何抓住机遇，应对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新形势，成为摆在农史学人面前的一道难题，作为华南农业大学科学技术史学科带头人的倪根金教授也在思考解题之法。
倪根金教授：科学春天到来后，农史学科也迎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在我们这里，我把这十年称作黄金十年。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新世纪的到来，作为弱势学科的农史研究室的发展遇到诸多困难，人才流失，编制减少，经费匮乏，招生艰难，交流受限，可以说充满了困难和挑战。为了“活”下去，当时，我们群策群力，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和努力。
首先，通过“外引内联”和创办本科专业壮大农史队伍。所谓“外引”即利用广东的地缘优势，加快引进本学科的高学历、高层次人才。“内联”即联络、组织校内社科专业、农林专业等对农史感兴趣并有一定基础的同志，形成一支农史的编外队伍。为了克服研究室科研编制压缩至4 人的困境，2005年，我们创办了历史本科专业，希望增加农史研究队伍人数。同时，鼓励现有人员在职攻读更高学位、出国做访问学者，使农史主干队伍的结构与素质得以完善和提高。其次，坚持“顶天立地”，促进科学研究。新世纪以来，我们一方面解放思想，抓住特色，争取国家高水平的纵向科研课题，这些年，我们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重点、一般、青年、后期资助，以及教育部、国家古籍整理出版等项目二三十项；另一方面积极面对国家发展战略和社会需求，争取横向合作课题。实现“顶天立地”。打造科研平台，我们先后建立广东省岭南农耕文明重点实验室、广东省农耕文化科普基地、广东省古籍保护重点单位、广州市农业文化遗产重点研究基地、农业文化与乡村旅游研究中心等从省到校的多层次研究平台。在具体研究上，强调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做有用之学问，注重科学与人文、历史与现实、文本与田野、学术与普及结合，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和本专业原有基础，形成重点突出、特色鲜明的研究领域和方向。在农业文献整理、广东农业史、农业科技史、农业生态与灾害史等方面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和优势。研究成果有的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等重要期刊上，有的获广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三等奖。复次，强基础、重能力，培养复合人才。上世纪末，我们主要通过加强招生宣传和改革考研科目，吸引生源，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使研究生培养数量由2000年前20年培养10名跃升到2001年后20年培养200多名。在具体培养方法上，我们不断完善培养方案，建立研究生学习室，组织各种学术讲座和沙龙，形成良好学习环境，同时采取措施，鼓励研究生入书库、走田野、进课题、上会场、作报告，培养学生的扎实功底、动手能力和创新思维。仅近20年的毕业生中就有40余人次成为正高、副高等学术骨干或厅处级行政干部。第四，立足专业专长，服务社会需求。这是近十几年我们重点努力的领域，农业文化遗产的挖掘和保护方面，我们不仅通过政协提案呼吁，开展农遗培训和宣传，而且直接帮助地方成功申报了海南琼中山兰稻、岭南荔枝（增城、东莞、茂名）、广州海珠高畦深沟等7个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成为华南地区最重要的农遗团队。我们还积极参与各层次的农耕文化的宣讲，有的宣讲还成为广东干部继续教育的选修课，另主持完成的广州市农耕文化脚本调查，成为国内此类市级调查的率先。我们还参与了华南农业博览馆、南沙沙田文化陈列、化橘红博物馆等建设，在乡村振兴和文化大省建设上贡献农史力量。最后，强化资料建设，助力科学研究。争取校内外经费，改造特藏书库，做到恒温恒湿，电子借阅；建立专项购书经费，做到“精准”购书；开展古农书、民国农业文献的数字化，发展电子图书资源；确保农史资料的齐全和在国内外的藏书地位。与校农业博物馆合作采集华南传统农具近二千件，不仅满足了博物馆陈列之需，还形成了最全的华南传统农具实物库存。这些都为科研、教学，乃至科普提供了良好条件。可以说，经过多年探索，农史学科已走出了一条基本符合自己特点的发展之路。资讯 | 第一届“历史情景剧教学案例比赛”获奖名单公布
资讯 | 《近代史研究》投稿须知
资讯 | 2023年中国历史研究学术热词分析报告
史学、地理学、医学等新书重磅来袭！！！
访谈 | 百年农史研究访谈之曹树基教授
关注史学评论官方微信公众号
获得更多讲座、学术信息
投稿请联系：shixuepinglun@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