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起农史研究的老一辈学者时，除了南京农业大学的万国鼎先生，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近90年的历史长河中，辛树帜、石声汉、夏玮瑛等老先生坚守中国农耕文明发祥地——杨凌，为古代农家流继绝学付出了太多……
樊志民教授：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发展岁月里，活跃着这样一群人，他们坚守中国农业圣地杨凌，开创中国农史学科并不断将其发扬光大，他们就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史研究专家群体。说到中国农史学科，辛树帜、石声汉、夏玮瑛等先贤是永远都绕不过去的话题。他们不仅在中国传统农业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等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而且从构建学科之高度，提出了“古农学”的学科概念，开创了农史学科建设的先河。
辛树帜先生，以其深厚的学术造诣和独到的智慧，在20世纪50至70年代成为农史领域的权威。他对《禹贡》的新解释以及对中国果树史的研究都展现出他高深的学术水准和影响力；他对《易传》的分析和提出的水土保持律也揭示出他宽阔的学术视野。在农史学科的存续与发展问题上，辛先生也透露出他那难得的策略性思维。
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必须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宏观的思考。一个专注于自己研究领域，而忽视了社会大环境和学术发展趋势的学者，其研究必然会受到局限。在20世纪60和70年代，农史学科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与当时的社会主流思潮似乎格格不入。在这种背景下，辛先生如何为农史找到一个合理的存在“缝隙”，无疑是对他智慧的考验。毛泽东同志，凭借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理解，曾在多次政治活动中引用历史概念，尤其是在“评法批儒”的运动中。面对这一运动，农业学科似乎难以为继，只有能深入研读历史文献的学者才能应对。于是，古农学研究室成了与该运动相呼应的研究中心。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辛树帜先生以其卓越的智慧，为农史学科找到了一个合理且重要的位置，使其得以持续发展。
当时《齐民要术》的作者贾思勰和《农政全书》的作者徐光启被认为是法家，辛树帜先生在历史的特殊时期，以其深厚的学识和策略性思维为农史学科寻找了合法的存在空间。在运动期间，他巧妙地利用对法家著作的整理为当时的农业历史文献整理提供了合理的背景。在这期间，辛老不仅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学术团队，参与其中的学者包括黄毓甲、贾文林、王聚瀛、赵师抃、赵云梦、翟允褆、云立峰、魏泽、李凤岐、冯有权等，他们几乎都为这个项目付出了努力。而后来，李凤岐、冯有权和马宗申等人成为西农农史学科的核心力量，保证了这一学科的持续传承和发展。为了进一步推动农史学科的发展，辛老向当时的湖南籍胡耀邦递交了两份材料，《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计划》和《中国古代农书概说》，展现了其对古农学的研究成果。胡耀邦对辛老的努力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在回信中复述了1957年政协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对辛老的评价：“辛辛苦苦，独树一帜”。
另外，辛老的策略性思维也体现在他如何与国内的科技史专家建立联系。他刻印分发了石声汉先生的研究小册子《农业遗产要略》和《古代农书评介》，广泛征求了各方面专家的意见。一些知名学者如杨东莼、盛彤笙、董爽秋、王云森、吕忠恕、史念海、梁家勉、董正钧等先生，都有反馈的意见，这不仅帮助他建立了与国内一流科技史专家的联系，还为农史学科的后续发展积累了宝贵的资源。可以说，如果不是辛老当时的策略性布局，农史学科可能在他和石先生那一代就中断了。但由于他的努力，农史学科得以继续发展，吸引了更多的年轻学者加入，如邹德秀、张波、冯风和樊志民等人。这无疑是辛老为中国农史学科做出的巨大贡献。
辛树帜先生
石声汉，这位在中国农史学界有着杰出贡献的学者，以其深厚的学识和毅力对古农学研究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他不仅作为一个生物学家、植物生理学家，还身兼古农学家的重任，先后完成《齐民要术今释》《农政全书校注》等14部巨著，是中国农史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农业历史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古农学，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优秀文化，蕴含了我们的智慧和经验。研究古农学需要跨越时间和知识的鸿沟，不仅需要对现代农业的深入了解，还需具备古籍文献的研究能力。石声汉正是在这一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55年，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成立后，石声汉在其多重职责的基础上，选择了这条富有挑战的研究之路。他认为：“溯往知来，研究古农学正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今天农业所根据的优良传统，为促进祖国农业生产发展寻找更广阔的道路。”
石声汉的对古农书的研究热情，不仅源于其对学术的执着，更是其对民族文化的深沉热爱。他年轻时读《齐民要术》，被一些古奥的文词和奇字所阻，未敢通读。几年后硬读一遍，更觉这部书的可贵，深受其影响，渴望有朝一日能够为这部奇书进行深入的整理和研究。同时这部书也是世界人类文化的共同财富，在国际上被称为“贾学”。当时几个国家的学者都在动手研究，而且认为中国无人研究“贾学”是一件憾事。石声汉愤慨那些鄙视农圃、自甘于“数典忘祖”、高谈阔论的“鸿儒”，于是毅然投入“古农学”这门“冷门”的学科上。
《齐民要术》作为我国及全球最古老的农业专著，有“中国古代农业百科全书”之谓，一直被学者们视为宝贵的研究对象。该书引证经、史、子、集等书近200种，内容精湛丰富，但由于多次的传抄和篡改，其原文已经变得晦涩难懂。石声汉的《齐民要术今释》为我们解开了这部古籍的谜团，让现代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欣赏其价值。
三年时间，就写了《齐民要术今释》97万字，《氾胜之书今释》5.8万字，《从〈齐民要术〉看我国古代农业科学知识》7.3万字，同时把后两本书翻译成英文本，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在国外发行，再版四次，影响极大。此外他还写了8篇相关论文。石声汉的研究成果既证明了他的学术才华，也体现了他对古农学研究的深沉热情。他的作品不仅在国内获得了广泛的认可，更是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中华民族的农业文化在世界舞台上争得了一席之地。总之，石声汉以其卓越的学术成果和对古农学研究的坚持，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知识遗产，也为后人指明了研究的方向和目标。他是中华农史学界真正的巨匠，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石声汉研究《齐民要术》的一些文章陆续发表后，引起了许多外国学者的重视。日本著名中国农业科学史专家西山武一、天野元之助等六七位专家，都先后主动和石声汉建立了学术联系。日本研究《齐民要术》的权威西山武一教授看了《齐民要术今释》一、二分册后，赞叹为“贾学之幸”。他写信给石声汉，告知他将暂停和熊代幸雄共同翻译的日译本《齐民要术》工作，以待石著出版后作为参照再行翻译。西山武一还提出成立“《齐民要术》研究会”，地址设在西北农学院，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实现来中国的愿望，来信表示莫大遗憾。熊代幸雄在来信中写道：“当我拿到盼望的贵著之后，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昨天我花了一天的时间，初略地拜读了贵著，激动地忘记了时间的流逝，给我的印象使我终生难忘。”英国著名的中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很早就和石声汉相识，信件往来更为密切，对《齐民要术今释》也极其肯定和重视。他认为：“由于他（石声汉）的两本著作——一本是关于前汉的农书作者氾胜之，另一本是关于六朝时期北魏贾思勰的不朽名著《齐民要术》的，他在西方世界已经很出名。”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农业史”“生物史”两卷的扉页上写着“献给陕西武功张家岗西北农学院的石声汉教授”，并在后来的一封信中说“中国科学史农业卷的工作，极大地得益于石（声汉）先生的帮助”。
1962年开始，石声汉的第二个目标是校释《农政全书》。该书由明代杰出科学家徐光启编著，是17世纪前我国农业遗产的总汇。石声汉夜以继日地拼命工作，除了授课和培养研究生外，还完成了200余万字的《农政全书校注》《农桑辑要校注》《中国农业遗产要略》《中国古代农书评介》等。在整个校勘过程中，石声汉呕心沥血，表现出高度负责的精神。有时为了一个疑难句或字，他往往要花费四五天时间，甚至查阅上百本书。
石声汉研究古农学的过程曲折而艰辛。1958年《齐民要术今释》完稿时，古农学研究室停开，研究工作受挫。然而，石声汉并没有因此裹足不前，而是又立刻投入《农政全书》的研究工作。石声汉在古农学研究过程中还需与疾病作斗争，哮喘病、肺气肿和心脏病时时折磨着他，尤其到了冬季，他只能伏在桌上或床上拼命喘气。但是只要呼吸稍微舒畅些，他马上又伏案工作，经常一写就是几个小时，每天晚上都要熬到午夜两三点，一个月中还要熬几个通宵。
1971年春，石声汉腹痛发作，诊断为晚期胰腺癌。众所周知，胰腺癌是极其痛苦的，但石声汉以顽强的毅力忍受着巨大的病痛，即使痛得豆大的汗珠不停地冒，也从不呻吟一声。甚至在弥留之际，他仍惦记着工作，希望手术后再有两三年时间把《农政全书校注》重校一遍，争取出版，还计划再研究两部古农书。1971年6月28日，石声汉病逝于天津韶山医院，终年64岁。
石声汉学识渊博、刚毅正直，豁达幽默、待人诚挚，用十几年的艰苦努力，完成了数百万字的古农学研究著作和论文，对祖国的科学、教育，特别对农学的振兴，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有力促进了中外科技文化的发展和交流，永远值得大家怀念和尊重。
石声汉先生
“文革”十年极大冲击了古农学研究室的正常运行，石声汉等先后去世，走出“牛棚”的辛树帜也已年近八旬。辛树帜主持制订的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工作计划，得到了胡耀邦等领导人的支持。经辛树帜选调，李凤岐、马宗申、冯有权等先后参与了古农学研究工作，他们承先启后，分别从事农业古籍整理、农业科技史研究和农史学科建设。他们延揽人才、奖掖后学，在共同致力于农史研究的同时，又根据各自不同的知识结构、学术经历而选择不同的研究领域，推动了农史研究范围的扩展、学科门类的完善、理论方法的成熟，为“文革”后西农农史事业的恢复性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辛树帜逝世后，冯有权、李凤岐出任古农学研究室正、副主任。他们继承辛树帜、石声汉遗志，继续致力于辛树帜、石声汉遗著的整理出版工作，使《农政全书校注》《中国农学遗产要略》《两汉农书选读》《中国古代农书评介》《中国水土保持概论》《农桑辑要校注》《辑徐衷南方草物状》等遗著相继得以出版发行。20世纪80年代以后，辛树帜、石声汉遗著整理工作基本结束，李凤岐、马宗申、冯有权又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农史后继人才的培养工作。
李凤岐在主持古农学研究室工作期间，牺牲了宝贵的研究时间，而对农史新人之搜求、培养则处处留心，深寄厚望。邹德秀在20世纪60年代曾向学校建议，希望给辛树帜、石声汉配助手，以协助工作，继承事业。后因“文革”开始，此事搁浅。但是邹德秀出于对古农学的兴趣，始终是古农学研究室的亲密合作者。李凤岐和冯有权注意发挥邹德秀这一特长，主动选定有关农史研究项目交邹德秀进行，并合作发表学术论文多篇。1979年，冯有权独具慧眼，将张波从陕北调回古农室工作。李凤岐、冯有权对张波的培养、提高十分关注。李凤岐不顾高龄，多次带领张波外出考察。在室里人员紧张、工作任务繁重的情况下，冯有权、李凤岐毅然派遣张波赴北师大进修音韵、训诂、古文字学，为张波以后的农史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2年，李凤岐、马宗申、冯有权嘱学校人事部门赴兰州大学挑选樊志民到古农室工作。樊志民基础好，又肯钻研，经他们点拨，迅速成长起来。1982年，冯风被调到古农室从事文献管理工作。她是冯有权长女，在冯有权的熏陶教诲下，经过进修和工作实践，很快熟悉了文献，并且承担起农史专业研究生的农业历史文献教学任务。冯有权父女二人共同致力于中国农史事业，一时在农史界传为佳话。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李凤岐、马宗申、冯有权不仅招收农史硕士研究生，还在研究生培养方案制订、课程开设、论文指导方面做了艰苦细致的起步工作。他们根据自己所侧重的研究领域，分别由李凤岐主授“中国农业科技史”“中国农业发展史”课程，由马宗申主授“中国传统农业历史文献整理研究”课程，由冯有权主授“科技史”“自然辩证法”课程。通过招收研究生也带动了古农室的学术发展，拓宽了研究领域，壮大了农史队伍，扩大了学术影响。在他们的带动下，古农室又先后申报农业与农村社会发展、专门史等博、硕士学位点，农史研究生培养在全国诸农史机构中是公认数量最多、质量最好的单位之一。
1979年，国家在郑州召开会议，召集全国农史界专家共商《中国农业史稿》编写工作，被誉为中国农业历史研究“春天的来临”。但大家惊讶地发现，西农的农史研究事业在“文革”后起步早、成绩大。辛树帜、石声汉创建的古农学研究室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不但保留了下来，而且有李凤岐、马宗申、冯有权仍致力于辛树帜、石声汉的未竟之业。他们早迎农史之春，为农史研究的再度繁荣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十年“文革”断层，专业与知识型干部十分短缺。许多同学大学毕业后选择了从政，有人两三年后即脱颖而出，升任更高职位。而我们这些进入高校或科研单位的则要从见习、助教、讲师做起，要经历相当漫长的时间、相当艰苦的努力方能拿到高级职称。有一段时间，高校里有相当一部分人弃教从政、经商，耐不得这里的孤寂、清苦与单调或是主要原因之一。我在掂量了自己的家世、禀性和能力后，认为从政非吾所长，毅然选择了教师这样的职业，这在“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中是很“另类”的。我所从事的教学与科研事业，用著名农史学家石声汉教授的话来说，“与功名利禄毫不相干”。但是它给了我一个相对安静的读书与思维空间，不似社会上那般俯仰由人，授业课徒倒也其乐融融。数十年过去了，我仍无悔于当初的选择。
感到欣慰的是这些年来的些许努力，颇得社会认可。经由推荐，我入选国家干部教育专家库，担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历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以平常心看，我实际上只做了最基本与朴实的事情，并非有多高的思想与觉悟。我常想，自己的孩子也在上学，如果碰上一个敷衍的老师，岂不耽误了学业。推己度人，也就多了一份责任心，在给学生上课时不敢也不忍心有丝毫的懈怠。现在的培养方案中，研究生授课时数不断压缩。农史学科对某些非文史专业生源而言，需要花费相当的时间与精力补修某些课程，在规定课时已尽而内容尚未讲完的情况下，我不太理会课时费之有无而坚持把课继续讲下去。我在《五十感言》里曾经说过，学生是我的学术与思想的继承和传衍者，我以对待子女的心情对待我的学生。作为导师，我追求的是鞠躬尽瘁、不愧对后学。但限于水平与能力，我能奉献于我的学生的往往有限，平时又有要求严苛之嫌，使同学们常怀畏惧之心。不过细心的同学大概都感受到了，我经常是“手高高地举起，而轻轻地放下”。谁如果作难我的学生，我的护犊之怒往往让他们受不了。但是每当同学们将要离我远行的时候，往往又是我心怀歉意、最容易动情的时候，有时不禁潸然。
至于思想与学术表达，我甚至有“惜羽”之私，唯恐文字与话语的不到位坏了自己的名声。这些年常有机会参与一些学术讲座与报告，某些主办方亦以“随便讲讲”相约。而我的原则是：不讲则已，要讲绝不随便。每逢给学生上课与做学术报告，我一般会提前二十分钟左右到场熟悉环境、调试课件、静安心神，以便进入最佳状态。一堂课讲得精彩，我会兴奋许久；一堂课讲得冗繁，自己常会懊悔不已。我经常想，面对受教者是千万不可有敷衍或糊弄之意的。一方面为良心与道德所不容，另一方面他们也是老师信息的扩散与传播者，好亦如此坏亦如此。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好有口碑坏有谤词，社会上对一个学者的认识与评价往往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积成的。所以每逢有课，我务必要做到全力以赴、聚精会神，虽然累得不能从讲坛上挪身，但那时往往是我精神最为愉悦的时候。
师道固然神圣，但说得太高往往让人难于入手。“发乎于心，践之于行”，从最朴素与最简单的事情做起，师道恕几乎近矣。
农史研究历经百年，自清末民初高润生氏首倡古农学研究，经过数代人的努力，农业历史学已经成为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群体愈加壮大，成果也愈加丰硕，农史研究旨在鉴古知今、继承创新。守望农史学，我们也需回顾来时路，樊志民教授呼吁开辟“中国农业史学史”研究领域，明晰过往，方能阔步前行。
樊志民教授：清末民初高润生氏首倡古农学研究，大概仍属个别先贤的自发行为。高等院校研究机构之设置与学者之聚集，于近代科学体制化功莫大焉。百余年农史研究的可持续发展，见证了数代学人艰苦奋斗、薪火相传的历史。作为有着一定时间与学术积累的传统特色学科，经常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径，开展本学科发展史的研究大有必要。它有利于我们总结经验与教训，进一步增强学术理性。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举办的“农史学科发展论坛”开了一个好头，借此在“倡行农业史学史研究”（这是我十数年前提议的）的背景下，进行百年农史访谈，以更多、更好地展现与表达农史界既有成就与美好前程。
若以二十多年为代际周期计，我们的农业历史研究事业已经发展到第四、第五代了。我们每个人所处的代际或有差异，但是必须持有“敬前畏后”的良好心态。创立农史学科的老前辈，大多具有深厚的新、旧学养。他们幼温国学、长习科技，兼事之能超迈前后。这种“兼事之能”是20世纪初中国学者的显著特色之一，也是许多交叉学科（包括我们的农史学科）能在此时得以创立的重要契机。这种兼事之能，对于我们这些基本接受现代科技与教育的农史后学而言就可望而不可及了。另一方面，学术发展的一般规律总是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后学所具有的继承性、时代性是他们能超迈前贤，多有创获的重要原因。承上启下，或是每一代学人应有的、比较客观准确的认识与定位。
“东万”“西石”“北王”“南梁”是中国农史学科的奠基人。由他们开始了农业遗产的搜求与整理工作，肇基之功居先。他们继承清儒朴学成法，发挥现代科技优长，开辟了农业历史文献整理新境界。而新旧之学的综合运用，标志着农业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进入到精准与科学层次。当时西北农大与华南农大是沿着古农书征集的路径前行，典藏数万册线装古籍，在农林院校蔚为大观；南京农大则遍访全国地方志，抄录农史资料，以数千万言的《先农集成》（“红本”）为特色。而中国农大王毓瑚先生撰著《中国农学书录》，著录题解基本农史文献，成为研究中国农业史的必备之书。没有这些清苦的、非功利性的、基础性的清家底工作，我们后来的农史研究很难开展与进行。
“文革”前后的大环境，已经很难进行比较客观、理性的学术研究。但是仍有一批志士仁人矢志不渝地钟情于农史事业，毅然前行。这一时期，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聚焦研究要点，对于事涉“三农”的农民战争、土地制度、农业科技、生产关系研究等多有推进与创获。以这一代人为中坚而撰著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史卷》，至今仍是农史界的标志性学术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农史学科建设成果斐然。在农业通史、断代农业史、民族与地区农牧史、世界农业史、中外农业交流史、农业考古、农业历史文化遗产的调查与研究等方向与领域都有比较深入、精专的学术研究与学术成果推出。人才培养方面，各农史机构都申报了科学技术史、专门史、农业与农村社会发展的学位授权点，培养输送了大批农史高端人才，构成了当今农史学术队伍的主体。但是乐观与忧虑并存。目前在高校校院两级管理体制下，各专门农史机构都出现了虚体化趋势，不利于人才的聚集与团队的形成；学术研究的个体化、分散化、碎片化倾向，每个人都热衷于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与问题，协同、合作精神差，一部《中国农业通史》若干年了还没编出来；在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与西学理论的借鉴与运用上出现了偏颇，缺乏具有学科特点的自主的、中国化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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