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 百年农史研究访谈之南京大学刘兴林教授

不管隶属机构的名称如何变化，《中国农史》这本创刊于1981年的学术期刊，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办刊宗旨，始终代表着中国农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它的发展壮大，也是南农农史发展的缩影。作为《中国农史》的编辑，刘兴林教授见证了《中国农史》的成长。

刘兴林教授：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是我国农业史研究的重镇，这里培养出了一批批优秀的学生，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内成了学术中坚力量，有些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力。在农遗室的工作让我印象深刻，我个人也时常回忆起这段经历。

1988年，我从南大考古专业毕业。我本科学的是考古，研究生是古文字方向。按国家规定，毕业前如果到规定的时间内没有找到工作，工作就会由国家统一分配。担心被分配到与专业不符的工作，我积极寻找机会。得知南京林业大学林业遗产研究室需要工作人员，我便主动联系。或许由于名字“刘兴林”的因缘，他们对我的申请很感兴趣。由于林学院的限制，我没有入职林学院。但因林学院与南农农遗室的合作，我又被推荐至农遗室，并成功通过面试，成为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一员。

我出生于山东农村，从小参与农业劳动，因此对农业和农业历史有浓厚兴趣。研究生时期学习的考古和古文字也为我从事农史工作奠定了基础，使我对《中国农史》编辑工作颇为满意。当时，我与曾京京老师两人负责读稿、编辑、校对、印刷、发行等该刊物的全部工作，虽工作量大，却感充实。许多来南农开会、参观农遗室的学者都惊讶于如此顶尖的刊物竟是由两人在不到10平方米的办公室编辑完成的。

那时，我忙于工作几乎无暇他顾，常常工作到深夜。记得一次深夜，郭文韬先生的朋友来办公室，他因夜路摔伤需要帮助。我为他安排了住宿，并协助他就医，直至凌晨返回学校。这只是十年工作中的一幕，那段时光充满了难忘的回忆和人物，至今仍历历在目。

1992年，农遗室迁入新楼，环境有所改善。1995年，我晋升为副研究员，并担任遗产室副书记、副主任和《中国农史》常务副主编。尽管行政事务繁多，但编辑工作未受影响。1998年10月，我转至南大，结束了这段难忘的南农之旅。

传统的农史研究在时代的转换中略显劣势，时代感较弱，虽然时代鼓励推陈出新，但前提是夯实基础。诸多农史学者，都会不时地回望来时路，担当作为、开拓进取、创新思路、谋划措施，持之以恒推进农史研究的各项工作。

刘兴林教授：总的来说，农史界的大势和过去相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第一，现在农史界对于古代农史的研究变少了，研究明清农史都算较为久远的。近现代农史研究比较热，对于古代尤其是上古农史研究的重视不够。第二，对农业科技史的研究没有以前那么重视，应该多一些投入。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农业技术经验，这些经验需要我们去研究，我个人认为古代农业科技史还是有着不错的研究前景和研究意义。第三，这些年，农史界掀起了一股研究农业文化遗产的热潮，我认为对于农业文化遗产的研究是个很好发展的方向，但是要从事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必须立足于历史时期中国传统农业的研究之上，要在充分认识、理解、继承传统农业文化的基础上，再去研究当前的农业文化遗产问题。现在我们所继承保护的农业文化遗产地，都是我国传统农业的遗留和积淀。因此我们要重视农业文化遗产的研究，更要加强对传统农业的理解和认识。第四，利用科技手段研究农史是一个有效的途径。早期南农学生写学位论文都要用到农遗室老先生们留下来的“红本子”，现在则可以利用方志文献库进行电子检索，更为全面和便捷。利用现代化手段研究农史是年轻人的特长也是应当把握的机遇，这非常重要。第五，我认为我国的农业考古正在走向衰落。20世纪80年代农业考古兴起，至20世纪90年代农业考古轰轰烈烈，到现在农业考古的研究明显不景气。与之相比，与农业考古密切相关的动物考古、环境考古、植物考古在不停地发展且愈发成熟。从事农业考古的研究者没有及时调整自己的思路，缺少独特的理论和方法体系，使现在的农业考古处于比较尴尬的地位。

农业考古是以考古发现的实物和遗迹、画像等材料来研究农业问题的学科，历史研究也会用到出土材料，如果仅是“发现什么就说明有什么”的一类表述，这样的农业考古与农业历史研究没有什么区别。考古学研究重视发现，更重要的是考古发现的出土环境与背景，考古发现的时空分布，以此反映地区间的类型和传播以及早晚发展变化等问题，而且还要从已知实物中分析出它们的联系、走向和隐含的更多信息。多年来我的研究也是零碎的，但这些零碎的研究大体都在一个系统的框架和思路之下，最后在我的《先秦两汉农业与乡村聚落的考古学研究》中反映出来。我只谈四点：第一，研究中多从农业的整体性上着眼考虑问题，你所面对的一件或一类实物只是反映了整体的一个点或断面。发现了几件铁农具自然可以写篇小论文，但如果把它们作为农具中的一部分，而农具又是农业生产中一个环节中的必需品，这样联系起来问题就大了，也有意义。我把考古发现按农具—农田—田间管理—作物—储藏和加工—聚落和生活这样的逻辑关系串连起来，就形成了我的研究体系。第二，用考古发现的工具体系的不断完善来反映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传统农业的形成。这里说的是体系。大家都说，考古说有容易说无难，没有发现并不代表原本就没有。有这种可能，但是过去原本就多，现在被我们发现的机会自然就大，发现的数量也多。反过来，今天没有发现或发现较少的，我们无法说它过去原本很多。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考古发现来说明事物的发展情况。我梳理了考古发现的夏商、西周、东周、两汉时期的农具类型，发现从早到晚，能够用工具揭示的生产环节越来越细，考古材料反映的不断细化的农业生产过程正是传统农业形成的过程。如果单分析几种工具的技术要点或发现情况，就很难有这样的认识。第三，从组合的角度看作物的问题。考古学的器物组合概念指的是墓葬或遗迹单位中常常相伴配套出土的一组器物。器物组合有地区（不同文化）和时代（不同时期）上的差异，是研究考古学文化分期断代、交流、融合和发展演变的重要依据。考古出土的作物同样存在组合问题，适用考古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先秦两汉时期的粟、黍、稻、麦、大豆、麻等七种主要作物遗存资料的收集、梳理，进行作物组合的时空分布与演变的考察，可以比较明显地划分出不同时段的作物区，而且也可以看出同种作物在不同时期的地位变化。第四，按研究目的收集考古材料是最基本的工作，但对考古材料的正确分析也是至关重要的。要注意到材料的时代、出土环境、共存关系等，可以用已知信息推导出未知的信息。

未读万卷书，却行万里路景象的出现，反而使得学习效果不彰，之所以出现此种情况，刘兴林教授给出了他的答案，他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指出要为急功近利的年轻人降降速度、提提质量。

刘兴林教授：首先讨论学习态度。当前，不少学生渴望迅速取得成果，热衷于追随时事热点，由此导致缺乏明确的学习目标与方向，难以有所建树。虽然紧跟热点使研究具有时效性是无可厚非的，但在此过程中，必须坚守自己的知识体系和专业立场。作为真正的学者，应致力于在发现与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寻找乐趣。我们不应仅仅羡慕他人的成功，更应从他们脚踏实地的努力中汲取经验，获得灵感。秉持谦虚、务实和进取的态度，避免浮躁之心，保持专业情怀，盲目追随潮流会使人迷失自我。特别是在历史研究领域，深入钻研是必不可少的。现如今，真正能静心沉浸于文献中的人寥寥无几，有些人误以为仅通过电子版本的四库全书检索便可获取所有资料，而忽略了实地深入的文献阅读。必须明白，搜集资料的初衷是为了解决问题，而问题的来源乃是深入读书。这是根本。只有在广泛阅读中发现问题，才能带着问题去有目的地查找资料，解决问题。如果头脑中没有疑问，又如何有效地检索相关资料？因此，我们应该静下心来，深入研读经典，吸收并消化他人的研究成果，汲取各家之长，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再寻求创新与差异化。

关于选题，我认为选题有大有小，大题大做需要一定的能力，小题大做研究得比较深入。写文章最忌讳的是大题小做，题目定得很大，但是内容却很空洞无意义。此外，选题最好还要结合自身的兴趣爱好，如果研究的都是自己提不起兴趣的东西，那么研究之路是很痛苦的。

关于兴趣培养，我认为研究生阶段读书要放在第一位。发现问题是研究的起点，对于学者最苦闷的事就是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就没有抓手。找不到问题肯定是书读少了。这里说的读书，不只是狭义的书，还包括论文、研究报告、外文文献以及实地的调研等，要带着问题读书，在读书时尝试解决问题并提出新的问题，脑子里装着问题，再读书时遇到与这些问题有关联的材料你才会有共鸣，检索查资料也有了明确的目的。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培养兴趣、发现乐趣，这也就是平常所说的读书做学问。不读书还做得了学问吗？

关于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我认为，做史学研究的过分强调具体的现实意义是不合适的。我觉得农史研究相对于其他方面的研究可能同现实的结合还直接一些，或者说更具现实意义。例如我国的农业文化遗产，中国古代就有，现在还在利用。还有，我国的许多古代水利工程延续至今，并仍在发挥作用。我们今天很多经验和技术都是在吸收和继承古代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些都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但是，历史科学是对国家、对民族有大用的，放到具体个人身上好像没什么用，其实今天我们提到的那些十分具体的古为今用的经验或技术只是历史意义的一部分，而且也不是最重要的方面。把历史过程中的人和事搞清楚都是对历史研究的贡献，都是有现实意义的。

近年来，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在前沿和交叉学科领域培植新的学科生长点，建设交叉学科早已成为学界的热点和高校学科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刘兴林教授研究考古和古文字，后来也涉猎农史领域，他谈及学科交叉对于农史的意义时，提出农史研究应注意学科交叉发展的动向，开拓我们的视野。

刘兴林教授：就我个人而言，我原本在学校学习考古和甲骨文，后来到南农做编辑兼做农史研究，这也算是一种交叉，这种交叉的背景对我来说算作丰富知识、开阔思路、拓展视野的一种优势。现在又因教学需要从事战国秦汉考古，中国古代钱币、纺织等专题的研究。作为年轻学者千万不要急着标榜自己是做什么的，这样容易思维固化，同时也不能在涉及新领域时将过去所学完全抛弃。和农史进行交叉，要将自己所学和农史研究找到对应点，这种对应即使不是直接对应，也可以在方法论上给你启发，在过去知识体系的激发之下，在农史研究领域寻找一个新的视角，使你能做别人做不了的事情。考古学本身就是一个文理交叉的学科，不同学科的人都能在考古学中发现研究的兴趣，学科交叉下的考古学正在不断焕发新的魅力。据我所知，许多农史学者原本都不是历史系出身，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在农史学界大放异彩，不同学科背景的人都有他们独特的优势。我在《先秦两汉农业与乡村聚落的考古学研究》中把考古发现按“农具—农田—田间管理—作物—储藏和加工—聚落和生活”这样的逻辑关系串连起来，就形成了我的研究体系。另外，用考古发现的工具体系的不断完善来反映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传统农业的形成。因此，从事农史研究一定不能放弃先前所学，这是你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