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 百年农史研究访谈之南京农业大学王思明教授

悠悠华夏，以农为本。中国农业历史研究历经百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涌现了一大批农史学家。农盛则国昌，农业文明为中华文化的孕育提供了植根沃土，无论是古代、近代抑或将来，农业都是一个国家大踏步前进的动力和底气。在当下的现代化乃至智能化潮流中，农史研究是否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呢？农史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又将走向何处？

王思明教授：首先，中国农业历史研究已经有差不多一百年的历史，一般资料工作的梳理、专题和专门史的研究已经较为深入和完善。最近这些年我们把精力放在综合史的研究、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中外农业交流的研究方面。在综合史的研究方面，我们更侧重于把政治的、技术的、经济的、文化的等多方面因素融为一体，单独地从某一方面看历史，往往只能看到一个局部，很难获得一个整体的发展概念，所以应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综合研究。其次，现在国家越来越关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前面已经讲到，住建部、文化部、农业部、水利部、林业局等不同的系统都在做。所以可以看出，文化遗产是人类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很多部门都在关注这些问题，但是没有一个部门可以包打天下，而我们学者跟行政管理部门不同，我们的研究不受条条框框局限。我们从学理上提出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概念，是以人类农事活动为对象，集经济、社会、文化为一体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综合体系，所以我把农业文化遗产分为十个大类，基本上包括了所有类型的农业文化遗产。应该说这是我们理论上的创新，在国内是首次提出农业文化遗产新的概念。最后，农史研究要想获得社会的高度认可或者更大的关注，关起门来做学问是不行的，做的东西孤芳自赏、自说自话是没有前途的，它的价值和意义应该在于让社会大众知晓，并与他们自身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密切关系，这样才能获得发展的动力，才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

这些年我们比较关注农业历史研究如何在当代的社会文化发展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短板在农业和农村，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乡村振兴的20字方针第一条就是产业振兴，产业振兴是基础，如何实现产业振兴呢？靠发展高投资的高技术的是不太现实的，农村本身缺乏技术、缺乏资本。所以要转换思路，尽可能依托历史文化资源，而地理标志产品就是很好的资源。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动员并利用好经过千百年积累传承的地理标志文化和产品，来让农民发家致富、助推农村发展。例如我们跟北京电视台合作专门做了54集的大型电视栏目《解码中华地标》，推出中国第一部《中国地理标志品牌发展》蓝皮书，还将推出第二本。我们还计划与农业部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和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合作举办“中华地标品牌国际推荐会”，为中华地标走向世界做一点实实在在的工作。　　

除此之外，2018年我们与江苏新华日报集团和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合作，建立“特色田园乡村协同创新中心”，也是想致力于农业历史文化研究服务乡村社会，共联合举办过三次相关学术研讨会。　　

2014年，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目前运河沿线8个省市都在积极推进运河文化带建设。江苏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由省委书记娄勤俭牵头，组建领导小组，成立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在南京农业大学建立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农业文明分院”，希望通过对运河农耕文明的调查研究，助推运河文化带建设。

最后一个，也是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一直在推动的一个学术基础工程，即农史学术资源的数字化。我们现在的学术研究不断纵深发展，原来那种完全的依托历史文献，靠个人奋斗的研究方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现实发展的需要，以前我们是资料短缺的时代，而现在是知识爆炸的年代，任何一个人也不可能掌握所有的资料和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怎么得到你想要的资料，进而高效地去利用这些资料。信息科技的手段就可以弥补个人这方面的不足。近些年，我们充分利用科学技术部、农业部的专项经费，从事农史资料数据库的建设，包括明清方志农业数据库和民国农业数据库的建设，希望通过信息技术把所有相关农史资料数字化，给农史研究者提供更多的便利。另一方面也希望可以通过数字挖掘和数量化的分析，看到原来我们所忽略或者说不容易看到的一些现象和问题。比如通过对比作物出现的频率、分布的地区，以研究作物传播的路径、分布的区域、作物的相对重要性、作物生产的结构和历史变迁等，这些课题都是很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如前所述，我的三位导师对我的学术成长有相当深刻的影响。不是说他们给我到底传授了多少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他们开阔了我的学术视野，教会我怎样去分析问题和思考问题。例如周先生曾经提出“三位一体”的发展理念，他说科研上如果要有所突破和建树，首先要有一个团队和机构长期在这方面耕耘，所以他在民国时期就自己出资建立天则昆虫研究所。其次，研究内容要发表，并形成一定学术影响。因此还要有学术交流和发布的平台，这也是他陆续创办《趣味的昆虫》《昆虫学研究集刊》《昆虫分类学报》的重要原因。最后，科研成果要想获得社会支持，不能脱离大众的理解。所以还应该做一些科学传播和推广的工作，这也是他创办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昆虫博物馆和浙江宁波周尧昆虫博物馆的主要考虑。

受周先生启发，我对研究院的发展提出“五位一体”的发展战略：

一是农史科学研究中心。希望将研究院建设成为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农业历史文化科学研究中心，及创新成果的产出地，依托单位就是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包括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基地“南京农业大学美洲研究中心”、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农业历史研究中心”，与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合作共建的“中国地标文化研究中心”及与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新华日报集团合作共建的“特色田园乡村协同创新中心”。

二是农史人才培养中心。团队和机构的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依靠科学研究，团队的稳定和新鲜血液的输送还需要有人才支撑。人才培养中心不光为自己团队，也是为全国事业的发展输送专业人才。人才培养中心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是高水平的研究人员、访问学者、博士后；第二层是培养科技史博士、硕士研究生；第三层是科技史或农业史的通识教育。科技史文理交叉的学科性质使得它成为沟通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的理想桥梁，可望在通识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我们的积极努力，目前南京农业大学已经将《世界农业文明史》列入全校6至8门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之一，必将对学科长远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是农史信息资源的中心。做科学研究必须要依托一定的资源，包括古籍、图书等，现在除了文献资料外内容扩大了，还包括有文物、音像、数据库等。近年来我们在原农业古籍书库和方志农业资料库的基础上，又陆续建立了民国农业资料库、农业文化遗产数据库，在日本北海道农业研究会前会长牛山敬二先生无偿捐赠4000册日本农业图书的基础上建立了“牛山敬二文库”，成为中国研究日本农史的资料中心。

四是农史学术交流中心。我们应该把国内外相关学术力量联合起来，形成学术事业共同体。目前挂靠农业文明研究院的学术组织有：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农学史专业委员会、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畜牧兽医史专业委员会、江苏省农史研究会、江苏农业文化遗产学会、江苏茶叶历史文化学会。除学术组织外，研究院还主办有《中国农史》杂志，该刊创办于1981年，长期入列CSSCI等国内三大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方阵。这些学术组织和学术刊物是研究院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对学科长远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五是农业历史文化传播展示中心。农业历史文化的价值在于它的社会影响，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靠社会大众的共同努力。为了让更多的人认识和关注农业文化遗产，需要在传播展示方面做大量的工作。这些年我们陆续建设了农业历史文化专题网站“中华农业文明网”和中国高校第一个“中华农业文明博物馆”，对大学生和社会大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知农爱农的教育，博物馆先后被评为国家科普教育基地、江苏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荣获教育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二等奖。2019年下学期开学，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的巡回展首站就放在了博物馆，对社会开放。

总之，长期以来，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主要是围绕这五大中心建设来开展工作。为顺利实现这一目标，十多年前我们就启动了《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文库》，下设四个系列，即《中国近现代农业史丛书》《中国作物史丛书》《农业文化遗产丛书》《中外农业交流丛书》，目前已出版相关著作50余种，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行万里路，需读万卷书，没有一定知识的积累，即便行了万里路，也难有理论升华。农史研究的道路更是如此。王思明教授也是再三强调多读古籍，重视基础，在筑牢功底之上的行万里路，才能帮助我们拓宽视野。

王思明教授：我觉得未来学者或者年轻人如果真正想在农史研究上有所作为的话，还是要加强两个方面的修养：一是器具方面，二是思路和眼界方面。首先，就器具方面来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做学问要想做得深、做得好，那你的工具就要非常高效、适用才行。那么对照农史研究来说，这里主要涉及三个要求。第一，多读古籍，筑牢功底。如果要开展研究的话，不能读懂一些古籍，不能看懂相关的知识，是无法很好地研究的，所以我觉得史学基础文献的功底是必不可少的。现在有些年轻人急功近利，不太肯沉下心来去看古籍，这是一个很重大的缺陷，将来他们对很多东西的理解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偏差，因为你看到的都是二手的资料，这些资料会存在很多转引的错误，或者是选择性转引，而你会直接受它的误导。

其次，深入农学以拓宽研究视野。农业历史的独特性在于，它不仅仅涉及文史和社会关系的知识，还涵盖了与自然和生产息息相关的内容。因此，了解与农业技术和生态环境相关的农学知识显得至关重要，以避免误解和混淆。例如，对于作物播种时机和生长周期的选择，背后都与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如水稻之中的早、中、晚稻，它们各自的生长周期不同，背后的原因也与生态环境的科学道理密切相关。仅凭文献研究，我们可能无法准确判断其正确性或将其与特定区域的农业实践相对应。再者，农业与所在地的地理、气候和生态环境紧密相连。比如南北分界的桔与枳，其背后反映的是不同的水土环境因素。很多植物都存在北界与南界的界限，超过这些界限，它们的生长可能会受到威胁。这也解释了为何“胡焕庸线”与农牧分界线高度吻合。它不仅标识了农耕文明与畜牧文明的分野，也从社会学和人口学的角度印证了这一观点。然而，若从农业的角度审视，我们更能深入理解这两种文明为何难以跨越这一分界线，因为农业实践的困难就在于这条线的存在。第三，紧跟时代，创新发展。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我希望年轻人应该更多地利用一些现代科技的方法手段，比如说信息技术、数据分析、数据库等，还有一些新的相关软件的学习使用，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的。就是不必像我们的前辈一样一定要爬格子，一定要读书破万卷。现在跟以前做学问不一样了，而且破万卷未必就有效果，量多未必就好。

其次，在思路和眼界方面，现在是一个信息爆炸时代，是不是读书越多就表示知识越多？或者水平越高就意味着能力越高吗？未必。有些人看书看得不多，但他一下子能看到点上，就是他的眼界和角度不一样。之所以角度和眼界不一样，就是他有交叉学科的背景。所以我觉得学问做深入，从宏观角度来说要开阔视野，就是要文理交叉，文理融合，甚至不局限于地域从而吸收世界文化的先进成果，来开阔自己眼界，就是从中国看世界。但是，也要从世界看中国，这样你在看到图景的时候，可能会更加清晰。这与“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目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讲的道理一样。其实我们有一些专才钻研得太深，对于细节看得非常深入，内部结构分析很细致，但是他看不到整体，那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有可能就是盲人摸象，摸到鼻子像一根管子，摸到肚子可能就像一堵大墙。所以他只能得到一个局部的认识，这是很有问题的，做学问要能够跳出自己的框架。我觉得真正的很多争论，实际上是属于眼界的问题，就像我们经常总结说好多东西都是中国特色，但是把它放在世界范围里，你会发现它只是一个很普遍的文化现象。当然也要防止另外一个缺失，就是如果只是从宏观视角看问题，那么看到的仅是轮廓，到底细节如何是不知道的。所以还是要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而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一种很重要的方式，实际上就是学科融合，还有通识教育。之所以要在南京农业大学开一门世界农业文明史的课程，就是要让所有的南农学生都了解一下世界农业文明以及各文明之间的关系。我们开了6类8门核心通识教育课程，并不是要求学生要成为专家，而是希望他们在听完这些课后，眼界能够开阔一些，考虑问题的时候也能更加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