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 陈支平教授：从田野走来的明清经济史研究者

陈支平，1952年出生，福建惠安人，1977年进厦门大学历史系学习，1987年获厦门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国家教委首批全国52位“人文社会科学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工程入选者。现任厦门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部主任、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兼任中国明史学会会长、中国朱子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民族问题组及中国历史组评审委员。主要著作有《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明史新编》（合著）、《福建族谱》《客家源流新论》《民间文书与明清赋役史研究》《历史学的困惑》《透视中国东南》（主编）、《民间文书与明清东南族商研究》等。

访谈时间：2022年12月13日

访谈整理：吴苏洪

摘自《大道惟史：百年史学研究与中国历史趋向》，商务印书馆。

导言

在历史的长河中，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最后一个辉煌时期。这一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科技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全球化的推进，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尤其是对辉煌的明清时期的经济史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这一领域中深耕探索，陈支平教授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不像其他一直处于象牙塔中的学者一样，而是源自田野，再归田野，借助实地考察、民间调查等多种方式，力图从田野的深厚土壤中挖掘出更为丰富的历史信息，探寻历史的真实脉络与深层肌理。

访谈组：陈教授，您长期从事明史研究，更着力耕耘明代社会经济史多年，著作等身，能否结合您的学术经历给当前的后学者一些经验？

陈支平教授：我的学习经历相对“简单”。我出生于农村，初中仅读一年半，没有高中学历。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我在1977年3月进入厦门大学历史系读本科。按照国内大学的学期制度，我本应在1976年9月入学，追随傅衣凌先生步入学术殿堂。然而，由于当时国家百废待兴，入学时间推迟到了1977年3月。那时的厦门大学历史系有“傅韩”两张金字招牌，傅是傅衣凌先生，韩是韩国磐先生。我戴上厦门大学白色校徽的那一刻起，便对外声称傅衣凌先生是我的大学老师。遗憾的是，由于傅先生事务繁忙，又担任了厦门大学的副校长，导致我们在入校一年半的时间里，连傅先生的影子也没见到过。

1978年，全中国首次招收研究生，报考人数众多，其中包括“文革”期间依然坚持学习的同学和出身书香门第的子弟。那一年有6人报考，其中就有我的师兄李伯重，他的父亲是云南大学著名的宋史研究学者——李埏教授。第一届报考的考生都是“文革”中百炼成钢的精英。也恰恰是因为1978年优秀学生过多，致使1979年报考研究生的学生数量锐减。我们这些工农兵学员原本觉得考研跟我们毫不相干，因此都没有报名。然而，系里领导出面动员我们积极报名，一方面是为了支持学院工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老先生们传承学术的心愿。于是，我们六人在第二天便前往厦门市教育局报名。有些同学认为考不上就不复习，但我却认为报名了就要努力。当时，我虽然上过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的课，但外语却是我最大的难题。我一点外语基础都没有，所以在图书馆看到一本三毛钱的英语教材时，里面有很多汉字，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这本教材的第一节不需要背诵，但从第二节到最后十一节总字数不超过1万字。我年轻时记忆力好，便把这10节课的内容一字不漏地背下。考试时，我看到单词相同就照套，实在不行就写汉字。暑假回来后，系领导对我异常热情，告诉我：“陈支平，你太厉害了，你考上研究生了。”我也感到很疑惑，后来得知我的英语竟考了76分的高分，这就是我的考研经历。这个结果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毕竟我出身农家，之前所谓读书的时间还没有不读书的时间长。

当我第一次到傅衣凌先生家报到时，我的样子吓了他一跳，因为我在农村做了整整十年农民，皮肤黝黑，穿着也是农村风格。傅先生思考后说：“你好像在农村干了很多年，应该有丰富的农村经验，能不能到乡下去做田野调查和收集民间文献呢？”现在回想起来，傅先生真如孔子所说的因材施教，他如果让我和李伯重师兄那样到图书馆看典籍，我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得心应手。那时去收集民间文献很容易，所以我每次下去都是满载而归，一麻袋一麻袋地扛回来。这也符合他老人家开创的社会经济史思路，在搜集史料时，除正史、官书之外，我还注重民间记录的搜集，用民间文献来证实历史。所以非常感谢傅先生，他给我指明了学术的基本方法。

1982年，我研究生毕业后留校，担任傅先生的学术助手。这时，傅先生开始系统总结和梳理升华自己过往的学术观点，提出了“中国传统社会多元论”和“明清社会变迁论”，我从中受益良多。傅先生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长期处于“早熟又不成熟”“死的拖住活的”的状态。在16世纪，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已经出现了走向近代转型的变化，但由于中国社会的多元结构，这种变化起伏跌宕，以至中断、后退，最后未能摆脱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吴承明先生评价这“是自梁启超先生提出‘近世’概念以后，对中国近代史最精辟的看法”。

访谈组：陈教授，您是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学者。我们想向您求教，中国古代很早就有“食货之学”，但在现代经济学和社会学传入中国后，它是怎样演化为中国经济史这一研究领域的？

陈支平教授：中国传统史学领域，长久以来对经济史的重视程度相对有限。尽管二十四史中较早便设有《食货》一类篇目，但传统学术研究的主流依然聚焦于政治史，以至于“五四运动”时期，部分学者就提出颇为激进的观点，即二十四史等同于帝王将相的家谱。

经济史真正得到重视是在20世纪20、30年代以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学界开始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深入研究经济史。自此，中国经济史就成为中国历史学界最重视的研究领域之一。这一转变根源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理：经济基础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因此，经济史在国内史学界获得了普遍重视。到了50至70年代，部分历史学家把中国解放后30年的史学成就归纳为“五朵金花”。其中四朵均与经济史紧密相关，分别是：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以及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这四个问题均聚焦于经济基础，未涉及上层建筑，足见中国史学家在经济史研究上投入的巨大精力。作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基本史料，二十四史中的《食货志》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当前经济史研究的学术传统，一方面来源于对文献史料的深入发掘和实证分析的优秀传承，另一方面则源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经济基础的重视。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国内经济史研究主要分成两大门类：一大门类是中国经济史，还有一大门类是中国社会经济史。食货传统可能更适合于中国经济史研究，该领域主要关注国民经济史，如国民收入、国家财政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一批老先生，如严中平、李文治等主要研究的是国民经济史，他们擅长运用理论经济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经济问题，包括经济计量学、发展经济学、社会学、系统论、区域经济史的方法。而中国社会经济史则是更侧重于基层社会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后，又逐渐衍生出社会史学科，比如华南学派，就更倾向于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经济史，探讨二者在复杂的历史网络中的互动关系；他们注重地域性的细部研究，特定农村经济社区的研究；将个案追索与对宏观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大势的把握有机地结合，并强调发掘传统史学中所忽视的民间文献如契约文书、谱牒、志书、文集、账籍、碑刻等史料，同时倡导田野调查，以今证古。

访谈组：社会经济史从诞生到现在也已经有近百年的发展，从最开始的社会史大论战，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现代理论的兴起，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您认为都有哪些著作、范式在不同的阶段引领了学界的方向风潮？

陈支平教授：近百年来，中国学者在对中国经济史学的建构及其研究中，做出了不懈努力，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开拓性的重要成果。在研究方法论上，我尤为推崇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已故的吴承明先生所倡导的“史无定法”理念。即只要所持之观点有根据，便可视为有效的史学研究方法。

回顾历史，中国学界在经济史的研究上，始终保持着引领世界经济史研究的风潮，至少是某一个重要流派里面的引领者。然而，现今研究中国历史的年轻学者，往往更倾向于崇拜西洋传统，而非中国传统。无论是当下流行的区域系统理论、年鉴学派理论还是制度经济学等等，都无不透露出研究者对西方经济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偏好与效仿。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普遍感到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传统已无可继承与借鉴之处，这无疑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当然，当下这种对西方学术的追求也是蕴含着一些美好的愿望，即希望与国际学术接轨，并得到处于文化霸权地位的西洋学者的承认。

所谓新史学，往往被视为新的研究前沿，但是这些前沿理论基本上都源自国外。我们提出学习前沿理论，也往往是在学习国外的理论，这并不是一条可遵循的学术史道路。在我看来，唯有在继承中国经济史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国际上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论的精华，深入探索中国经济史的发展轨迹及其特征，才是中国经济史学今后健康顺利发展的正确方向。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济史崛起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引进。同样，在引进西方学术之时，也应当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例如，关于土地所有制问题的讨论，显然与西方及其他国家经济史发展历程当中的土地制度研究完全不可比拟。在这方面做出的研究对于全世界而言都是独一无二的。研究中国土地制度时不应妄自菲薄，这是中国史学界的一个优良传统。再如中国农民战争研究，现在年轻人很少有人愿意去研究中国农民战争，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农民问题、土地问题始终是国家最基本的问题。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提出了平均地权的主张，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则进行了土地革命。土地问题与农民问题始终是密不可分的，对于躲不开的问题，我们就应该去深入研究。再比如说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回过来反思，至少从学术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可以自成一家且备受西方学者关注的话题，至今仍在讨论之中。我的师兄李伯重将明清以来的变化称为“原始工业化”。其实“原始工业化”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本质上并无太大区别，只是那个词大家不太喜欢而已。

因此，百年的研究传统是很值得自豪的。因为至少在世界史学领域中，我们的研究是可以站得住脚的。现在我们在构建中国学术话语时，应该从学术传统中汲取经验。相反，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引进了很多西方理论，但并未成功构建出属于我们自己的话语权。而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这期间构建的中国史学话语权，至今也不容易被推翻，人们仍然会时常去讨论它。在我看来，中国经济史的未来，需要的是坚持自己的传统和学术自信，而不是过分地追随西方的理论与方法论。任何急于求成和邯郸学步，都不是我们推进中国历史学前进的根本之道。而且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往往基于西方的历史发展规律，只能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起到一定参考作用，如果完全套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历史，难免会出现“削足适履”的窘境。更有甚者，国内有一小部分学者并不深知国际史学界新理论、新方法的真正内涵，仅凭翻译过来或生造的新名词就拼凑此说彼说标新立异。这种极端浮躁的风气，对于中国史学的健康发展并无益处。希望年轻一代的中国经济史学者们，能够在中国古代史学的基础上进行中国经济史的理论探索、宏观研究、命题建构以及在中国经济史的基本问题上进行深入探索努力继承和弘扬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开创出崭新的局面。

访谈组：在您耕耘的明清社会研究领域，经济史研究中一直有一种江南情结，譬如我读刘志伟先生的《溪畔灯微》就说年轻社会经济史的入门学人皆已从读江南研究论著开始，或从读江南的历史文献开始，所以过去对明清经济史的认识框架往往是以江南区域为主体建立的，那当下的研究如何继承前辈学人耕耘江南的深厚积淀，拓展明清经济史更为全面的版图。

陈支平教授：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此现象或许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有所关联。研究明清时期，识别资本主义萌芽有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商品经济和商品市场的形成。就宋以后中国的经济版图来讲，经济最发达的当属江南地区，包括广东、福建等地方经济，因此在这方面寻找并梳理资料较为便利。反之，若欲在甘肃、东北等地去找寻商品经济发达的痕迹就比较困难。史学的研究跟史料丰富程度息息相关，史料充裕，学者自然乐于投身其中。例如当前中古史研究，若忽视敦煌吐鲁番文书等地的出土文献，便难以获取新的史料。隋唐魏晋南北朝的传世文献资料，学者都已耳熟能详，故而皆希冀于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发掘新的研究内容。如今，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知名度，甚至超越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这一状况与明清社会经济史学者研究江南问题颇为类似，史料的留存，无意中引导着学者的研究方向。

就我个人来说，我认为要向考古学界学习，考古学界提出了一个很有诗意的理论，即中国文明的起源如同满天星斗。考古学界最初认为中国的文明源头是黄河，又拓展到长江，然而后续发现不止于此，因此，考古学界就将中国文明的起源形象地比喻成满天星斗。同样，明清经济史研究也应如满天星斗般，因为各地各有其独特之处，商品经济发达之地自有其特征。而甘肃、宁夏等地虽商品经济不甚发达，却也有其他经济史方面的特征。我的老师傅衣凌先生的著作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你方才提及江南研究的兴起，若论及此领域的始作俑者，我老师无疑是其中的开拓者。他在江南地区的研究有很多开拓，诸如市镇、徽州商人等方面。然而，在他晚年，我给他做助手，他亦希望经济史研究能够百花齐放、遍地开花。因此他晚年所著的几篇文章，虽因当时身体抱恙而由我协助修改，但其中便涉及明清时期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的经济发展，他亦希望研究区域能够向北方扩展。

访谈组：在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江南具有比较显著的地位。但是江南的概念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就是长江以南，但是到明清就逐渐演变为苏、松、长、杭、嘉、湖等太湖平原地区，您研究的福建地区就不再被视为江南地区。您认为福建地区跟太湖平原，江南地区有什么区别？又有什么联系？

陈支平教授：江南概念在当下学界的理解中呈现出一定的模糊性，尤其在指导本科生与硕士生的论文写作时，这一点尤为显著。明代有几个地理概念有时会让人混淆，比如两湖、湖湘等。而明清的江南是明代到清代前期特指的地理概念。正如你所言，尽管福建与江南在明清时期表现出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但两者之间的经济差异却颇为显著。福建经济发达主要依托的是海上对外贸易。这一贸易活动不仅包括经贸往来，还涉及走私与海外移民等多个层面，从而使得福建的经济特征在中国范围内显得尤为独特。即使同样靠海的广东，其海盗活动的规模与影响力也远不及福建。广东的海盗活动主要集中于临近福建的潮州地区，从明细的划分来说，实际上也是属于闽南人，方言亦属闽南语系，因此福建的社会经济状况展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质。

相较于福建，江南的社会经济基础则主要植根于传统农业。得益于肥沃的土地和高超的农业耕作技术，江南的农业经济在唐代便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我师兄李伯重在《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一书中对唐代江南的农业经济进行很深入的研究，他对唐代江南的农业经济评价相当高。在此基础上，江南的手工业亦得以蓬勃发展，并进一步推动了商业的繁荣。加之江南地区人口稠密、文化昌盛，商业活动与人口、文化等因素紧密相连，因此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从传统经济中衍生而出。自改革开放以来，区域文化的研究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学者们从多维度、多视角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与开拓，取得了诸多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当前区域文化史研究之所以受到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研究者们往往对自己熟悉乃至热爱的区域怀有浓厚的兴趣。事实上，大多数从事区域文化史研究的学者都出生于所研究的区域或与该区域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导致他们在研究中不自觉地融入了情感上的依托与投入。以闽南师范大学成立闽南文化研究院并聘我为名誉院长为例。在讨论中，我发现当前区域研究的最大弊病是同质化现象严重，不同区域的研究往往相互雷同，无论是东北区域、山东齐鲁区域还是四川区域均面临这一问题。这是研究区域史最大的弊病，也是难以突破的瓶颈，很难突破。从事区域文化研究的学者往往得出大同小异的结论，诸如开创精神、勤劳勇敢、尊师重教、诚信无欺等正面特质，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文化的负面成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体结构还是各个不同的区域文化，都必然存在着某些负面的成分。例如福建地区的宗族乡族观念强烈，各家族时常为了局部或小集团的利益而争斗不休，从而危害地方社会经济的稳定。该问题不仅存在于福建与江南之间的比较研究之中，还贯穿于从80年代至今长达整整四十年的研究趋势之中。1981年南开大学举办的中美第一届学术研讨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当时美国地理学家叫施坚雅，提出了“六边形”的区域经济理论（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这一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区域研究的兴起。区域研究往往容易吸引当地人士的参与，而他们在研究中往往倾向于过分美化自己的家乡，这与学术研究应秉持的客观立场相悖。因此，在区域研究中应致力于发掘个案的独特性，而非按照固定的模式去撰写雷同的内容。

访谈组：在宏观研究之外，随着明清以来材料的逐渐丰富，微观研究越发得以展开，研究开始具体到某个小人物、小地方、小事件，有学者担心这种细微的个案，缺乏整体视角，无益于史学研究的前进。但也有学者认为众多具体细微的个案研究才能提炼出整体特征。从您研究的体会出发，对于微观研究有怎样的看法？

陈支平教授：不可一概而论，个案研究、微观研究考验着每位史学者的个人素质与学术修养。傅衣凌先生的部分作品，诸如基于永安契约文书的研究，便是典型的个案研究范例。他以此为切入点，探讨江南市镇经济，尽管研究对象多为具体个案，但由于傅先生学识渊博、功底深厚、视野开阔，他坚信即便是在微小的领域，也能洞察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他基于永安契约文书撰写的文章，深刻揭示了明清时期土地关系的共性，具有指导性意义。然而，若换作他人，即便面对同样的契约文书，也未必能达到傅先生的高度。这背后的关键，在于个人的史学素养、驾驭史料的能力以及视野的广度。功底扎实、视野开阔的学者，往往能以细微的材料论证重大的历史问题。傅衣凌先生曾教导我，历史研究应该从两个维度交叉进行，一方面，要以小见大，即通过小题材、小事件和细节来揭示重大的历史问题；另一方面，也要以大证小，即从宏观的背景出发，再对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的考察。

关于细微方面的研究，我在很多文章中都有所论述，当前的研究界，有时过于沉迷于琐碎的细节，犹如老鼠打洞，最终连研究者自己都可能迷失方向。尽管他们自认为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但实际上，这些研究往往只有少数学者知晓，其开创性意义大打折扣。因此，当前的关键在于考验史学家自身的学术功力，而非仅仅关注研究命题的新颖性。年轻一代的学者，在功底方面往往有所欠缺。特别是在电子时代，虽然寻找资料变得容易，但资料往往支离破碎，难以窥见历史的全貌。我曾向傅先生请教应读何书，他建议我读《明史》，一句话很轻巧，然而，真正要通读《明史》，至少需要半年时间。遗憾的是，现在很少有学生，至少是我指导的学生，愿意投入这样的时间和精力去阅读《明史》。他们更倾向于使用关键词检索资料，但这样获取的资料往往存在各种问题，使得整体把握史料变得困难重重。因此，我们经常看到年轻人在撰写论文时犯下一些可笑的错误，因为他们对于研究问题之外的相关内容知之甚少。当然，史学前辈有时的言论可能过于偏激，如“板凳要坐十年冷”之说。我个人并不完全赞同这种观点。在当今社会，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下，如果学者长期没有研究成果，不仅会丧失自信，也会受到工作单位的质疑。因此，我们需要找到一种平衡，既要扎扎实实打好历史学的基础，又要能够顺利地走上历史研究工作的坦途。

访谈组：围绕着福建地区，您的研究其实不只涉及经济学、社会学的领域，而是也延伸到了宗教、财政等方面。可以说，在福建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几大领域您都有涉猎。那么在您的研究过程中，是如何看待这几大领域的结构性关系的？或者更具体一些，就八闽之地而言，这几大领域间有着怎样一个逻辑传导关系？

陈支平教授：从事学术研究，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有偶然性。我研究经济史最早是立足于清史，后来涉及明史。这一历程本身便蕴含了学术兴趣与学术脉络自然延展的偶然性。进入80年代以后，厦门大学以其前瞻性的战略眼光，确立了“侨、海、台”的特色定位，侨是华侨，海是海洋，台是台湾。恰逢其时两岸开始恢复交往，在此背景下，台湾历史研究迅速成为厦门大学重要的研究领域与方向，我个人的研究轨迹亦随之被深刻影响，研究的重点必须涉及福建与台湾，我除了研究福建，更广泛涉猎台湾历史，乃至前年还主编了6卷本的《台湾通史》，是迄今为止台湾研究最大的一部多卷本著作。随后，我的研究兴趣进一步延伸至福建的家族、族谱研究，这一转变实则源自台湾同胞寻根问祖的迫切需求，以及出版界对相关著作的积极寻求。在出版资源相对稀缺、出版难度高的时代背景下，这一契机不仅为我提供了学术创作的动力，还意外地带来了可观的经济回报，如编写福建族谱所获得的近两千元稿费，在当时相当于数月薪资，实属难得。我后来回顾学术道路，没有彷徨，都是在“形势所逼”下开展研究。从台湾研究的被动深入，到福建家族研究的主动拓展，乃至后续的《中国海上丝绸之路通史》与《闽南通史》也都是主编工作的衍生与承接，每一次转变都看似偶然，实则蕴含着学术发展与社会需求的深刻逻辑。因此，学术研究虽常言“自主”，却也时常在无形之手的推动下，跨越预设的边界，实现新的突破与飞跃。因此，当论及学术研究的迷茫与抉择时，不妨视为是历史洪流中的一次次顺应与超越，于偶然之中发现必然，于挑战之下成就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