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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生态变迁研究》
在明清时期，权力高度集中的帝制国家将保漕济运作为确保大运河畅通的首要政治任务。保漕至上的国策成为影响山东运河区域社会生态变迁的一个关键因素。本书研究明清时期(1411-1901)山东运河的开挖、维持以及大运河与区域社会互动博弈关系，具体讨论大运河贯通引发的自然环境的连锁反应，山东运河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动力以及内生性社会力量的演变形态等问题。本书全面考量大运河在山东社会发展演变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引证史料丰富，并与学界现有研究积极对话，新见颇多。王玉朋，历史学博士，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运河史、区域社会史。二、官方主导与地方精英的呼应：雍正末年的普济堂建设明清时期，大运河贯通的鲁西地区是一个国家权力严重渗透的典型。学者赵世瑜提醒学界开展华北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要特别注意国家的在场”。为确保运河的水源补给，国家权力将原本正常入海或入淮的汶水、泗水以及附属支流人为改造后入运或入湖蓄水济运。这些原本有着较为畅达泄水归宿的自然河道被改造为以运河为归宿的支流。在汛期，运河无法容纳巨量水源导致了水患频发。为更好蓄水济运，明清两朝将沿运湖泊辟为水柜或水壑，甚至明确规定了蓄水尺寸。这些湖泊蓄积的巨量水源给沿湖地区带来灾难，导致会通河南段地区出现了面积庞大的沉粮地、缓征地。奉行漕运至上的治水政策加剧了山东运河区域水文形势的复杂，导致了水患问题愈益突出。美国学者周锡瑞在研究鲁西社会变迁时直言：“除对几个大城市外，大运河的影响恐怕一直是消极的。”大运河流经的鲁西地区水资源相对不足。为确保运河畅通，明清政府采取了各种取水限水措施，甚至垄断了以泉源为核心的水资源分配。沿运州县开掘疏浚数目可观的泉源，汇入汶、泗诸河以济运。为确保泉源济运，帝制国家采取了各种严厉措施禁止百姓引水灌溉，与民生改善发生冲突。例如，采取严禁莱芜矿山开矿的措施。帝制国家对以泉源为核心的水资源的垄断势必与沿运地区百姓民田用水产生尖锐矛盾。国家垄断水源的做法加剧了地方水利条件的恶化，极大妨碍农业正常发展，导致地方上民怨沸腾。例如滕县在元代以前水利条件优越，水稻种植普遍。明清时期，国家对泉水的严密垄断导致肥沃稻田的消失。为更好引水济运，沿运各州县修建了各类闸坝，人为地改变了河流的水文地理形势，加剧了水患的频率，危及农业的正常生产。漕运畅通与农业灌溉的矛盾愈益尖锐。运河西部的各条河道被运河阻隔，无法畅流入海。加上地方挑河积极性不高，放任河道淤塞，导致农田被淹，影响农业正常生产。与此同时，大运河横亘南北，阻塞了鲁西平原的下泄水道，加剧了运河沿线严重的土壤盐渍化现象。农业生产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大为降低，生态环境更加脆弱，遇有朝廷赋税的严厉催征，百姓不得不逃亡他乡。当然，大运河对农业生产也有辐射带动作用，最突出的就是加速了鲁西地区经济作物种植的普及与推广。山东运河区域各州县利用运河交通的便利条件，普遍种植花生、棉花、烟草，以及枣、梨等水果作物。为便于运输，还大力发展熏枣、草编、苇编等作物深加工产业，商品经济得到一定程度发展。然而，我们将运河沿线的济宁、聊城、临清、张秋等重要城镇与广大腹地州县的经济发展水平稍加对比就会发现：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是严重受外力驱动发展的典型。运河直接流经的济宁、聊城、临清以及张秋、台儿庄等城镇，外来的客商、货物云集，商业繁荣，崇商拜商的风气浓厚，经济富庶。因此，孙竞昊将明清时期的济宁及其他北方运河城市视作外在“植入型”的城市化城市。山东运河城镇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由外部刺激所致。一旦运道淤塞，漕运不通，沿运城镇繁荣发展的外部条件不复存在，经济发展很快陷入颓势。鲁西平原在漕运淤废后最终成为山东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足以说明大运河对沿线城镇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在晚清运河道淤废后，临清、张秋、聊城等往日繁华的城镇陷入经济衰败。光绪年间，大运河被黄河淤塞后，清廷绕开张秋镇，另于阳谷陶城铺开新河，直接导致张秋镇的衰落。光绪《阳谷县志》言：“数年来，张秋之上游淤塞，不能行舟，从张秋南新开运河于桃城铺之东。旧河遂成干河，凡十六里。张秋一带颇寂然，而谷境中锦缆牙樯，凫飞鹢驶，依然全盛时也。”民国初年，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在调查聊城经济发展时也认为，大运河淤废导致了聊城败落，“（聊城）因有大运河贯通南北而成为四通八达的要冲，但到大运河水运断绝之后，就大不如往昔了”。学者许倬云曾言：“一个体系，其最终的网络，将是细密而坚实的结构。然而在发展过程中，纲目之间，必有体系所不及的空隙。这些空隙事实上是内在的边陲。在道路体系中，这些不及的空间有斜径小道，超越大路支线，连接各处的空隙。在经济体系中，这是正规交换行为之外的交易。在社会体系中，这是摈于社会结构之外的游离社群。在政治体系中，这是政治权力所不及的‘化外’，在思想体系中，这是正统之外的‘异端’”。在许先生观点启发下，鲁西奇提出了“内地的边缘”这一概念。“内地的边缘”的区域特征之一就是文化的多元性，特别是异于正统意识形态的原始巫术、异端信仰与民间秘密宗教在边缘区域有相当影响。大运河未直接流经的腹地州县颇有“内地的边缘”的意味。这些腹地州县距运河并不远，甚至运河也流经辖境（如阳谷、武城、金乡等）。这些州县虽在农业种植上大力发展烟草、棉花等经济作物，但总体上商品经济发展迟滞，未能全面卷入大运河带动商贸圈中去，呈现出以农为本，封闭保守的社会风气。这些腹地州县普遍缺乏一个势力强大士绅精英阶层，正统权威的影响力弱小，为异端思想（如白莲教）传播创造了条件，成为本区域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因素。山东运河区域地处京津、燕赵、中原、齐鲁文化的交界地带，内部的地域文化、民风民情差异显著，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精英力量的分布同样存在较大的地域差异。明清时期，进士、举人等上层绅士主要分布于济宁、聊城、德州等区域核心城市，广大腹地州县士绅精英的力量比较弱小。相较于江南地区士绅精英敢为张扬的风气，山东运河区域的士绅精英整体表现出内敛保守的性格。在山东运河区域内部，地方精英性格也存在一些空间差异。以大清河为界分，山东运河区域南部，尤其是在济宁一带有着势力强大的商人、士绅以及资产雄厚的乡村地主。这些民间力量参与社区慈善事业的积极性高涨。而在山东运河区域北部，地方精英力量相对薄弱，势力强大的外地客商参与地方慈善事业的热情并不高。在动荡年代里，拥有强大士绅精英阶层的济宁、聊城、德州等区域核心城市组织了训练精良的自卫武装有效地抵御了外部军事集团的入侵。而在东平、夏津等州县却有势力雄厚的地方豪强。这些豪强虽没有科考背景，但可利用个人威望及社会动员能力，组织了强大的武装，在地方权力空缺，秩序混乱的特殊时代，成为维护地方秩序的关键人物。据马俊亚的研究，淮北地区的社会结构只有上层地主和下层贫民，富农和富裕中农等中产阶级严重缺失，呈哑铃形社会结构。就社会结构的组成而言，除少数经济发达的运河城镇外（如济宁、聊城），明清山东运河区域广大州县普遍缺乏一个势力强大的士绅阶层，农民阶层占了绝大多数的比例，士人、工商阶层也未能真正脱离土地成为一个独立的自食阶层。这些以下层农民为主组成的底层阶级普遍维持着极为低下的生活水准。人多地少的矛盾，国家劳役的沉重，再加上灾荒的频仍，直接导致了下层农民生活的贫困化。饥肠辘辘是下层百姓每日生活的常态。一旦发生灾荒，山东运河区域普遍缺少一个富裕的地主阶层开展各类救济活动。当灾难降临，数目庞大的灾民被迫逃离家园，甚至发生全村男女沿路乞讨的场景。山东运河区域下层百姓不但生活水准低下，而且长期承担皇权国家强派的各种劳役。黄、运河工劳役，强派拉纤，治河物料科派等各种杂役是压在山东运河区域下层百姓头上的沉重负担。与此同时，由于农业垦殖以及河工物料的大量使用，导致山东运河区域各州县植被破坏极为严重。下层百姓在冬季的生活普遍面临燃料短缺的现实问题。归根结底，明清时期的京杭大运河最基本属性是政治性的漕运职能，经济性、文化性的功能属于次生的。冀朝鼎在分析大运河以及漕运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的重要作用时直言：“整个中国半封建时期中，政府总是把谷物运输的利益放在灌溉与防洪利益之上。......灌溉与防洪，尽管也是生死攸关的事，但那是一个更直接关系到农民生活的问题，对统治者来说，同私用目的与政权的维护相比，就不那么重要了。”历史地理学者李孝聪在分析大运河在中国历史上扮演的角色时指出，“运河的出现是华夏文化南北一统的象征，是促进统一的因素。所以，运河的作用更多地表现在政治方面”。我们在全面审视大运河在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中发挥的作用后，不难发现：大运河扮演了一个利弊结合的复合体角色，持全面肯定抑或全面否定的态度都是失之偏颇的。资讯 | 核心期刊2025年重点选题方向汇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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