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 杨富学教授谈敦煌学研究：择一事，终一生

杨富学，汉族，1965年5月生于河南省邓州市，先后就学于兰州大学、新疆大学、印度德里大学、英迪拉·甘地国立艺术中心，获敦煌学博士学位。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博士后。现任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部长、研究员。长期从事西域、敦煌出土回鹘文、梵文文献及其所反映的古代历史文化问题的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项目、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重点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子项目、中国博士后基金科研项目等10余项。出版《回鹘之佛教》《回鹘与敦煌》《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回鹘摩尼教研究》《敦煌与形成期的裕固族》《霞浦摩尼教研究》《敦煌民族史》《敦煌写本禅籍辑校》等学术著作30余种，发表论文400余篇，序跋评论60余篇，译文百余篇。

访谈时间：2023年3月22日

访谈整理：刘丹睿

摘自《新史学：中国史学百年回顾与展望》，商务印书馆。

导言

1900年，王道士（号圆箓）在莫高窟清理流沙时偶然发现了藏经洞，里面有大量的经卷、籍账、绘画等文物，总计约七万余件。然而，很多文物不幸流失到海外，这成为敦煌的“心碎历史”。随着各国学者的参与，敦煌学逐渐成为国际上备受瞩目的学科。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这使荒废了400多年的莫高窟得到了保护。20世纪80年代，面对“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说法，中国的敦煌学者开始积极迎头赶上。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这个集结全国研究力量的学术组织对敦煌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敦煌学人“择一事，终一生”，敦煌学的发展离不开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的辛勤努力。如今，回鹘、吐蕃、西夏等敦煌周边少数民族的研究已成为学术界的热点。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丝绸之路与敦煌”成为敦煌学的重要课题。杨富学教授就是这一领域的重要学者。我们特邀他分享敦煌学的发展历程。

访谈组：您的学术生涯中有很多论述富有创见，这种成就的取得必然与您从事历史学研究的经历息息相关，请问您对此有哪些感想愿意与大家分享？

杨富学教授：从事历史学研究，首先需要的是秉持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的精神。我自1982年进入兰州大学起，于二年级时便基本确定我的学术方向，即研究西北少数民族，尤其是维吾尔族史。为了更深入地探究这一领域，我后来选择进入新疆大学深造，主要目的是学习维吾尔语。因为当时研究维吾尔史的学者虽多，但精通维吾尔语的并不多，这成为研究的一大障碍。自1986年起，我开始发表学术论文，虽然初期的作品可能不够成熟，但这标志着我已经在学术道路上开始努力探索并一直持续至今。其次，在民族史的研究中，我认为不仅要多了解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还要多关注国外学界，及时掌握国外的文献资料和学术信息。最后，历史研究需要具备开阔的视野，以宋史为例，只有深入了解唐五代和元明的历史背景，才能更全面地把握宋代的历史发展，否则研究的内容就是受局限的。当前，部分学者在进行学术研究中过于关注自己研究的朝代，固然专一，但优秀的学术往往应带有对研究领域外延的关注。综上所述，持之以恒的精神、对其他民族语言文字的深入了解以及开阔的视野，是我对历史学研究的三点重要体会。

访谈组：距1900年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已经过去了两个甲子；自1930年陈寅恪先生提出敦煌学，也已经过去了九十余年。回顾敦煌学研究百年的历程，您认为在不同阶段有哪些重要学人和重要研究成果，在引领着敦煌学不断向前发展？百年敦煌学研究对中国史学的贡献又有哪些方面？

杨富学教授：过去，在学界流行着一种观点，即“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还有另一种版本，“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针对早期的中国敦煌学研究而言，这种说法并非全无依据。尽管陈寅恪较早提出敦煌学的概念，但中国敦煌学的实际发展却相对滞后。最初踏足敦煌进行研究的多是外国学者，如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随后是日本、俄罗斯以及美国学者。众多中国学者是通过伯希和在北京六国饭店的敦煌文献展览，才初次接触到这一领域。值得注意的是，包括罗振玉、王国维在内的许多知名学者都参观了那次展览。然而，在此之后的很长时间内，竟无一位中国学者亲赴敦煌实地考察，这反映出那时的中国学界尚未认识到敦煌的重要性。引领敦煌学发展的首批关键人物，实则是斯坦因、伯希和等外国学者。而到了第二代，中国学者开始崭露头角，其中胡适先生尤为突出。他可以被视为中国学者中，最早认识到敦煌重要性的人，他也投入了大量精力进行敦煌相关的研究。同时，日本学者在这一领域也取得了丰硕成果，涌现出众多杰出学者。此外，法国的沙畹、德国的勒柯克等也是那个时代引领学术潮流的重要人物。

谈及敦煌学对中国史研究的贡献。民国时期，虽然胡适、陈寅恪、陈垣等学者已经开始利用敦煌文献，但整体敦煌研究水平仍显不足。原因在于，除胡适、王重民等少数能在英法看到原文献的学者外，大多数国内的敦煌学者主要依赖西方学者公布的文献，这就极大地限制了研究的深入。同时，西方学者在手抄汉字文本的辨识上存在困难，导致敦煌文献的整理易出错；而中国学者由于无法接触原文献，也只能基于错误的内容进行解读和研究。因此，尽管这一时期产生了一些敦煌研究成果，但是总体水平还是有限的。到了20世纪50、60年代，以王重民为代表的学者，在敦煌学领域取得了一些较高水平的成果。此后，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的敦煌学研究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特别是80年代后，敦煌学不仅涌出众多学者，敦煌学研究中心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台北中国文化大学、香港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敦煌研究院等著名学府和研究单位都以敦煌学成果丰硕而闻名，全国性的敦煌学研究学会也组建起来了。敦煌研究院成立于1984年，但其前身可追溯到1944年建立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在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为代表的几代学者的努力下，敦煌研究院迅速发展壮大，今天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实体，在石窟保护研究、艺术研究和人文研究等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那个时代敦煌学研究的条件虽然很差，但还是涌现了许多伟大的学者，如季羡林、饶宗颐、唐长孺、姜亮夫、潘重规、段文杰、王永兴、张广达、姜伯勤、朱雷、陈国灿等。同时，学科逐步细化，敦煌研究院形成了敦煌石窟、敦煌文献两个大的方向，并在后来进一步深入发展。这一时期，敦煌学对中国史研究的贡献尤为显著，成了一个辉煌的时期。

访谈组：随着后来敦煌学的发展，中外敦煌学是否已经出现了此消彼长的状态？您觉得敦煌学未来的研究重点、方向在哪里？

杨富学教授：西方与日本的敦煌学研究辉煌不再，相比之下，中国的敦煌学正经历着迅速发展。回溯历史，外国尤其是日本，在为中国敦煌学领域输送人才及助推其发展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如今中国敦煌学大为兴盛，我认为我们应当转而支持西方与日本的敦煌学研究，以促进全球范围内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敦煌学界的国际性学术会议频繁举办，有效提升了外国学者对敦煌学研究的关注与参与。

至于未来的发展方向，敦煌学可从两大方面着手：一方面，资料整理作为研究之基，过去一直是敦煌学的重点。目前，随着敦煌学资料的系统整理工作已经取得显著进展，我们当进入综合研究的阶段。另一方面，敦煌学的研究需要更加注重跨学科研究与探索新的研究视角。例如，在敦煌艺术研究领域，早期主要聚焦于壁画的基本属性，如时代与性质的分析；而今，研究视野已拓展至绘制技艺、空间布局、思想文化等多个维度。文献研究方面，同样经历了从以古代文学为主到将敦煌文献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结合、把东方文献中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相结合，深化了文献研究。这有利于各个学科共同发展，最后达到多学科齐头并进的理想效果。

访谈组：近年来敦煌学的研究，较少局限于断代和区域，而是以更宽广的视角从事丝绸之路、敦煌学的研究，请问这是否蕴含着未来研究方法的转变？

杨富学教授：我认为，敦煌学的研究确实在持续深化，其范畴已从早期的敦煌艺术与敦煌文献这两大核心领域，扩展至考古、美术、天文历法、宗教、哲学、语言文字、历史、地理等多个学科领域，各学科间相互渗透，共同展现出蓬勃的发展势头与广阔的前景。然而，对于敦煌学的未来走向，我持谨慎乐观的态度，认为难以做出过于精确的预测，以当前我们大力推进的敦煌资料数字化为例，这一成就已超越了前人的想象，预示着未来技术的不断突破将带来更多未知的可能性。此外，相较于前辈学者在文献研究上的深厚功底，年轻一代的学者则以全新的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脱颖而出，为敦煌学发展注入了革命性活力，这也是以往难以预见的。我明显感觉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年轻一代的学术变化与更替，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预示着敦煌学乃至整个学术领域的发展潜力无限，未来可期。

访谈组：丝绸之路研究是近年来的热点，而您也是较早关注丝绸之路研究的学者之一。学界认为，丝绸之路概念的形成，是近代文化研究建构的产物。虽然也有学者对丝绸之路进行过学术史梳理，但丝路学的学科发展脉络似乎并不像敦煌学这样清晰。请问您怎样看待丝绸之路这一概念以及丝绸之路的相关研究？

杨富学教授：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最初是由李希霍芬于1877年提出来的，其最初指的是从长安到罗马的道路，结构与内容都相对简单。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丝绸之路的内涵已远远超越了单一的道路范畴，演变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状结构。在此基础上，我倾向于将其概括为五条主要的“丝绸之路”线路：第一个就是陆路丝绸之路，也就是最经典的长安到罗马的道路。第二个是北方的草原丝绸之路，从上京或从赤峰向西进入延吉塞河流域。第三条是东北亚丝绸之路，从长安向东，进入朝韩半岛、日本列岛。第四条是西南丝绸之路，从长安向西南入藏，再进入缅甸、印度。第五条是海上丝绸之路，登州、宁波、泉州、广州都可以说是它的起点，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丝绸之路这个概念，已经超越了其最初的地理含义，升华成了东西方文化交往的符号。

值得一提的是，有一种观点将长安至河西的通道也称为丝绸之路。然而，我对此持不同看法。在我看来，这段路程或许可以称为“河西之路”。原因在于，丝绸之路的本质在于它象征了东西方之间的交往，是一条具有国际意义的通道，仅仅局限于国内的路段，不足以体现其作为丝绸之路的完整含义。以长安到成都的道路为例，尽管它可被视为西南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但长安和成都之间的贸易，并不能单独被定义为丝路贸易，同样，这条道路本身也不能被独立地称为丝绸之路。因为它缺乏丝绸之路所蕴含的国际交流属性。丝绸之路这一概念，其核心在于其国际性，强调的是跨越国界的文明对话与交融。此外，我们还要关注的是，丝绸之路在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过去，学界可能更多聚焦于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而现如今，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越发关注不同文明的建立、交流、互鉴，而这正是通过丝绸之路展开的。

访谈组：学术在于传承，一代代的学子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才铸就了学术研究的繁荣，请问您对下一代学子有着哪些希望？

杨富学教授：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与学习中，同学们应着重关注两大核心要点。首要的是，选题时务必重视其学术价值。我因持续指导研究生以及博士后，经常参加同学们的开题答辩，观察到一种普遍现象，同学们倾向于选择研究尚不充分的课题。然而，我强调，议题的选择应基于其固有的学术价值，这才有利于今后研究的深入，而非单纯因其未被充分探讨。也正是因此，避免聚焦过于狭窄的议题至关重要，因为这类研究可能在短期内即达极限，导致后续研究难以推进，无异于在学术道路上自设障碍，限制了长远的发展。当前，同学们选择的题目越来越微观，学术碎片化现象较为严重，这对同学们的学术成长构成了潜在阻碍。

其次，积极吸纳新观念、新方法对于学术研究至关重要。以敦煌学为例，有观点认为敦煌文献整理完毕，敦煌学就该结束了。实则不然，我们的前辈在敦煌学研究初期，受限于资料与方法，往往跟随在西方研究的后面，可以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今，敦煌文献得到了系统整理，标志着敦煌学研究正步入一个全新的“森林”阶段，资料更为集中，研究视野更为广阔。在这种情况下，综合性、全面性研究的展开具备了先决条件，这是敦煌学迈入新阶段的关键节点，这一转变绝不是敦煌学的结束，反而是其发展的新起点，亟须新一代学者引入新观念、新方法，发挥创新思维，推动学科进步。

另外，我想强调的一点是，希望加强对敦煌晚期石窟的研究。敦煌晚期石窟经历了曹氏归义军（914—1036）、沙州回鹘（1036—1067）、西夏（1067—1227）、蒙古（1227—1372）四个阶段，统治民族变更频繁，各民族都给敦煌石窟带来了不同的文化元素。此前的研究，多是以考古类型学、层位学等相关科学的调查为基础的，这种方法对早期以汉文化占主流的时代是非常适用的，但用于诸晚期石窟就未必同样合适，因为这种方法强调的是层位关系，容易忽略最能够代表各民族个性的文化元素。如回鹘尚绿尚红、曹氏归义军与西夏尚红贱绿、蒙古尚蓝忌红，这些色尚都势必会对壁画的绘制造成影响。再如回鹘以鳄鱼等同于龙，故龙纹形同鳄鱼，曹氏归义军与西夏继承中华传统龙纹，元代敦煌的统治者来自中亚，原本信仰伊斯兰教，故元代敦煌石窟的龙纹深受西亚伊尔汗国龙纹影响。诸如此类，在敦煌石窟中比比皆是，需要仔细比对，潜心探求，借由不同民族元素为石窟断代提供依据。今天学术界将180多个晚期石窟中的绝大多数（142个）都归诸西夏。其实，西夏统治时期的敦煌人口被迁走十分之九，荒无人烟，经济凋敝，原本发达的农业在西夏时代荡然无存，完全不具备大规模营造石窟的条件。真正的“西夏石窟”大体在十个上下，而且都是规模比较小的洞窟，其余的原定“西夏窟”壁画大多应属于曹氏归义军、回鹘、蒙古统治时期的遗墨。设若敦煌晚期石窟的分期断代逐步由当前的浑浊状态走向明确或相对明确，不仅对敦煌学本身非常重要，而且对于西夏艺术史、回鹘艺术史、元代艺术史，乃至中国艺术史的书写，无疑都具有重要意义。

后记

时光如梭，历史的长河中涌动着无数的记忆，而敦煌，这个充满神秘和艺术的名字，更是在岁月的洗礼下，逐渐凝结成一段令人心驰神往的传奇。敦煌的历史，就如同那莫高窟中的壁画，一幅幅精彩绝伦的画卷，在我们面前展开。20世纪80年代，面对“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呼声，中国的敦煌学者振臂一呼，开始积极迎头赶上，杨富学教授等一批杰出学者，为敦煌学的繁荣发展贡献了卓越的智慧和心血。这些敦煌学人，他们择一事，终一生，用辛勤的努力和不懈的探索，将敦煌的光芒闪耀在时光的长河中。回首过去，我们可以看到敦煌学的历程如一道风景，美丽而壮观。它不仅是对古代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更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各国学者共同的努力和付出。愿敦煌的光芒永远闪耀，愿敦煌学的火炬代代相传，照亮前行的路程，让世人共同品味这段源远流长的文化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