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者：杨艺帆，成雅昕，徐清，张凤岐，张强
摘编自闵祥鹏，卢勇主编：《农为邦本：农业历史与传统中国》，商务印书馆（2024年10月）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历经沧桑，几易其身，培英毓秀，培养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南农人，使得中国农业文明之传承绵延不息。作为老南农人，盛邦跃教授对其中的变迁更是深有感触。
盛邦跃教授：作为一个老南农人，我曾参与学校科技哲学学科点的建设，这一学科与农史学科的相关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和渊源，这也是我与农史学科结缘的基础。1996年南农人文院成立后我是主要的负责人之一，担任人文院第一任党总支书记兼副院长。随后学校进行机构单位调整，人文院、社科部、思政科、外语系、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合并成立人文高等研究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同人文院合并以前，王思明教授担任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主任（机构合并后任人文院副院长）、刘兴林教授担任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书记，刘教授调入南大工作后，我兼任中国农业遗产室的书记，这是我同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结缘的开始。
我正式从事农史学科的相关研究，是从报考农史学科的博士研究生开始的。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并入人文院以后，随着交流和沟通的深入，我对于农遗室和农史学科的认识也不断加深。出于对农史学科的浓厚兴趣和提高自身知识水平的渴望，我报考了科学技术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师从曹幸穗研究员攻读博士学位。
在出任南京农业大学领导职务之前，我长期专注于农业历史的研究，并积累了一系列独到的学术见解和研究成果。然而，自从担任领导职务以来，我的主要精力更多地投向了行政和党务工作。作为博士生导师，我更注重从宏观的角度为博士研究生提供研究方向的指引，而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上，由于时间和精力所限，我更多地与学生共同探索、共同进步。卸任领导职务后，学校期望我回归学术研究，整合学科研究力量，为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及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做出贡献。对于我而言，能够重新投身于学术研究是一件让人欣喜的事情。
教书育人，是对初心长久的守候。盛邦跃教授是曹幸穗教授门下的博士生，两人亦师亦友，盛教授直言曹幸穗教授是他十分尊敬的学者，并回忆了他与导师间的师生情，以及他的博士生涯。
盛邦跃教授：曹幸穗研究员是我非常尊重与钦佩的学者，他是中国首位农史博士。在我决定涉足农史研究之前，我与曹研究员已是非常亲近的朋友。我们住在同一栋楼，孩子们是幼儿园的同窗，因此，我们之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
在曹老师成为我的导师前，他在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工作，而我则是社科部的一员。由于两个部门共用一栋办公楼，我们成了办公的“邻居”。这样的接触，使我们更为亲近。当曹老师决定调往北京时，我已是人文学院的领导之一。我深深记得当时农业遗产研究室的会议，我们时常围坐一起，我总为曹老师的博识而折服。他不仅是研究室的学术骨干，他的学术造诣与为人也受到了大家的普遍赞誉。
曹老师调到中国农业博物馆工作，对于学校和学院都是不小的损失。但考虑到博物馆和北京为他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舞台，学校尊重并支持他的选择。在北京，曹老师的专业素养很快得到了肯定，他成为了博物馆的核心研究员。凭借其学术声誉和党派身份，他也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社会上展现了他的价值。
正是因为对曹老师的无比钦佩，我在选择博士导师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他。我们之前已是亲近的友人，因此当我提出此请求，他欣然答应，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我为学生。尽管我在年纪上只比曹老师小两岁，我们之间保持了一种亦师亦友的和谐关系。后来，当我晋升为校党委组织部部长时，曹老师幽默地对我说：“给领导当导师，以后得靠领导照顾了。”我笑着回应他：“行政上我或许是领导，但学术上，我得虚心向您学习。”这种特殊的关系，使我与曹老师之间的学术交流更加畅通无阻。
在我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我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作为人文学院的院长，还在本学院攻读博士，这种特殊的身份很容易引发外界的猜疑和议论。如果不能平衡好学术与行政工作，这将对学院乃至我的个人声誉产生不良影响。但是，压力也为我带来了动力，驱使我更加努力。我坚决不能让同事和学生觉得我仅是为了混一个文凭或是为了工作履历而读博。所以，我对自己的要求很高，除非学校有重要会议，我从不缺席任何一节博士课程。
当我跟曹老师读博时，他已经调往中国农业博物馆。尽管身处南北两地，但我们的学术交流并未中断。我们通过网络和电话保持联系，同时，我也经常到北京与他面对面地交流。记得当时，还有一位同样跟随曹老师攻读博士的学生曾京京，我们经常一同前往北京请教曹老师。曹老师不仅在学术上给予我们无微不至的关心和指导，他的古道热肠也让我们倍感温暖，他经常自掏腰包请我们吃饭。
每次与曹老师交流，都是一次学术的盛宴。他毫无保留地与我们分享自己的研究心得，也鼓励我们勇敢探索自己感兴趣的学术领域。他以自己的博士论文《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为例，为我们展示了研究的全过程，并分享了自己的学习心路历程。曹老师的博大学识，他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甚至他为人处世的方式，都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深刻地体现在我的博士论文的选题与研究内容上，让我更加明确自己的学术方向和追求。
在曹老师指导下，我的博士论文选题与我个人的学术背景及兴趣直接的关联。在我本科阶段，我就读于南京农业大学的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并在东南大学修读了哲学作为我的第二专业，这为我的学术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底蕴。
在选择博士论文的选题时，曹老师的《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给了我极大的启示。曹老师在研究中广泛引用了“满铁”的农村调查资料，这令我思考到我对卜凯的研究背景以及我的农经和哲学的学术基础如何能够结合在一起。于是，我有了一个初步的想法：将卜凯的农村调查以及他的学术贡献作为我的博士研究对象。卜凯，作为南京农业大学前身金陵大学农经系的第一任系主任，是一位享有盛誉的农业经济学家。我对他的研究和生平贡献早有耳闻，尤其对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量农村调查和所揭示的中国农业和农村问题有着深入的了解。他的重要成果主要体现在《中国农家经济》和《中国土地问题利用调查》两部作品中，这两本书至今仍被视为研究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的经典之作。
在与曹老师进行深入的交流后，我确定了“卜凯视野中的中国近代农业”作为我的研究主题，并着手进行相关的论文创作。可以说，从研究的角度上，我和曹老师的学术研究是一脉相承的。遗憾的是，由于工作的原因，我并没有能够进一步深化我的学术研究。然而，我深知学术追求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继续沿着这个方向探索。
在博士研究的道路上，卜凯的两部著述以及南农所保存的原始调查资料成为我研究的主要来源。而我个人的农经与哲学背景为这一研究提供了深厚的学术土壤。在这过程中，曹老师的农业经济学问为我提供了巨大的学术支撑。受曹老师指导，我采用农史方法论，综合性地分析了卜凯的著作和研究资料，试图探究卜凯视角下的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状况。曹老师的报告为我解答了许多疑惑，并在论文选题与写作方法上给了我许多宝贵建议。相较于过分深入资料的细节，我更偏向于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出发，结合哲学思维进行分析，这使得我的研究并非单纯的历史考察。得益于此，曹老师对我的论文评价甚高，我也有幸将其整理成书。博士学位获取后，我曾基于个人兴趣发表了数篇学术论文。但随着行政工作的增多，学术活动逐渐减少。尽管如此，曹老师在我读博过程中的教诲仍然影响着我的日常决策和思考方式。我真切地期望我们的农业遗产研究室在未来的发展、学生培养、以及学科建设上能够继续得到曹老师的指导。他现在仍然年富力强，身体健康，且学识已达到新的高度。对于我们学院，他能够贡献更多。作为学科点主任，我计划为曹老师创造更多的机会，让他能够多次到南农，为我们的学子传道、授业、解惑。
“可不知农、不事农，但不可轻农。”传统农业文明的智慧，在今天看来依旧具有独特的价值，对农史学科未来的走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和使命，每位学者都从自身多年研究的体悟出发为我们一一呈现，有现实关怀，有不忘初心，盛邦跃教授高屋建瓴，为我们在方法论上进行了总结。
盛邦跃教授：我就简单地以南农对于研究生的培养和我所接触的具体情况同你们谈几点我的看法。
史料的整理和研究，目前还是我们南农进行学术研究的根基，依靠万国鼎先生给我们留下来的丰厚的资料储备，包括方志、农史资料汇编和续编等。现在我们南农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包括一些老师做研究的时候，这些资料都是比较宝贵的原始资料。农史研究需要充分挖掘这些原始资料，将前人尚未研究、研究不充分的领域进行一个较好的学术挖掘加以利用。现在南农包平教授的团队利用信息技术对古文献资料进行数字化的处理和利用，这是我们很好的一个的学术增长点和方向。农史古籍资料的数字化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无论是南农还是其他单位都可以将这点做得更好。现在不少关于农业科技史的研究在向农业文化、农业遗产等各个方向进行拓展，我们讲到农史更多地讲到农业历史文化，无论是农林牧副渔的生产，还是食物的加工和使用，甚至于水利工程都放入文化的角度来研究。这些研究出了不少的成果，许多教授和学生都发表了高质量的研究论文。近年来，南农的农史学科在人物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已经形成了一个研究系列。这其中包括以金善宝、冯泽芳等老一辈农学重要人物作为研究对象，作为一条主线加以研究，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研究领域。以人物研究写出来的作品，可能大家会更喜欢读，因为有血有肉，更加真实。学科内关于学科史的研究也比较多，畜牧、食品、园艺、栽培等分类研究也较多，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研究思路。中外农业科技史的对比、交流方面的研究也较多，算是比较好的研究方向。
对于研究的不足和现状的相关分析。从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发展的角度来看，在万国鼎先生担任农遗室主任期间以及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南农对于农史学界的贡献可以说是非常辉煌、非常重要的，得到了国内外学术同仁的认可。中国科学院对科技史学科研究的规划中，南农是农史学科研究的重镇。但是我们南农农史学科在近20年的发展中，缺乏能够引领学科前沿、学术前沿、学科发展的重要成果。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现在教育的普及，各大高等院校从事研究的人员比较多，农史又是相对小众的学科，比较难出研究大家，不能够一枝独秀，而是百花齐放。农史这一学科的发展需要学术界诸位同仁的共同努力，不仅仅是南农的农史研究学者，其他单位的农史研究学者也需要共同努力。可能我讲得不太正确，我认为当前我们这个学科的相关研究有一些泛化，研究的主题不够聚焦，我们可能被文化这个概念所耽误了。如果任何学术目标都进入文化这个领域进行研究的话，就很难更加深入。
我认为学科研究有四个方面的转向，可能不一定正确，在这里提供一个思路给大家参考。
第一是农史的研究是不是需要由古代、近代向现代和当代转化。农业历史的发展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在地理大发现以前世界各地的农业虽有发展变化，但都受科技的制约。古代和近代的东西由于研究的人比较多，挖掘起来就比较困难。工业革命特别是绿色革命以后，无论是中国农业还是世界农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我们农史学科的研究时不时要关注一下新中国成立以后，农业、农村、农民的具体变迁。现在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这些科技对社会的改变是非常巨大的，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是各种各样的。如果说汉唐宋代的农业对现在农业的发展到底有多少影响，对未来有多少的指导意义，很难讲清楚，更多的是一种理念上的指导和哲学层面的启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七十年，农业、农村、农民的生产方式发展日新月异，这些发展的借鉴意义可能相对于古代来说更大。比如国家“十四五”规划，一些重要农业政策的制定可以更好地借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也就是要研究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时期，讲清楚新中国成立70余年以来的农业、农村、农民的变化。我是1959年生人，之前的农业生产是怎么样的我不太清楚，但是我有记忆后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水利如何兴修，所有权如何变化，比如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现代的适度规模经营，对于这样一个发展变化过程的研究对于我们现在和未来来说是非常具有借鉴意义的。所以我就思考我们的研究是不是由古代、近代向当代和现代进行转移。
第二是农史学科的研究应该综合化。要多学科、多视角、多维度来进行农史研究，农业科技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离不开社会背景，离不开经济条件。优势学科的研究很容易就同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政策学、制度学等相关研究交叉，甚至包括现在经常提到的信息技术和大数据。我们要通过多学科、跨领域对农业科学技术史进行研究，才能更客观、更全面地看待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各种农用机械的推广和使用，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农业政策制定、农业技术推广密不可分，比如从前使用的牛耕和水车、现在使用各种联合收获机和拖拉机。离开大的社会环境，很难说明一种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但是避免研究噱头化，要聚焦研究，具备现实意义。
第三是农业科学技术史研究向应用化转移。历史的研究不能单纯地强调实用主义，这不可取。基础的理论研究和方法论研究必不可少，但是农业历史研究如果只强调这些，很可能就会像科技哲学一样陷入研究的死胡同。尽量地把挖掘出来的思想、政策、经验同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关于农业科技的相关研究，特别是现当代的研究能否形成报告，给政府和社会提供一些借鉴，形成像智库一样的机构，为农业科技的推广、发展提供一些经验。博士论文的选题、相关学者的研究方向，服务于社会需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的需要。
第四是农史研究要国际化。一方面要把中国历史时期以及现当代的一些技术经验、研究介绍给世界，联合一些国外的学者共同研究中国问题；另一方面我们要主动去研究国外农业历史发展的趋势。卢勇、闵祥鹏教授都是从剑桥访学归来的青年才俊，对于学术研究者需要有国际化视野的认识应该更加深刻。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是世界农业科学技术史的一部分，我们的研究不能闭门造车。中国农科院院长翟虎渠曾经说过，我国早些年科学技术同国外的差距是非常大的，但是农业科学技术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是比较小的。当代农业科学技术史就是世界农业科学技术史，国际化的协同研究可能是一个趋势。
最后，我们也借盛邦跃教授的话，祝福年轻一代的学者们，乘风破浪，直挂云帆济沧海。
盛邦跃教授：农史研究是我们需要做好的领域。我们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是农业文明。我们的文明之所以能够在世界文明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与农业科学技术息息相关。希望年轻一代的学者脚踏实地，认真学习，继承前辈的荣光，把农史学科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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