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者：杨艺帆，成雅昕，徐清，张凤岐，张强
摘编自《农为邦本：农业历史与传统中国》，商务印书馆
从“南农现象”到“南农学派”，萧正洪教授为我们开启了看待百年农史研究的另一种视角，让我们从学科建设等深层次角度反思农史研究次第传承的历史经验。曹树基教授从自己研究经历中提出了加强学科交叉与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
曹树基教授：南京农学院的这段经历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在那里不知不觉地实现了跨学科。1982年怎么会有踌学科的想法呢？没有的，冥冥之中我们就走上了那条路。当时和我一样是纯粹的历史学出身、再进入农学院来读农业史的还有陕西师范大学的萧正洪，以及中山大学珠海校区的系主任吴滔，后来进入南开大学的王利华不是考来的，是分配到这里工作然后在这里学习的。
就我个人而言，我在这条路上可能会比其他的同学走得更远一点。1986年，我进入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求学，这里有历史学与地理学的交叉；再以后，我自己做传染病史研究，又与另一个学科发生了交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从事中国人口史研究，开始时并没有学习统计学。我在南农工作了一年多，周边同学是农业经济系的，他们指出我论文中的错误，告诉我如何规范制作表格，如何进行统计分析，这样，我就去学统计学课程了。现在的统计学比当年我学的复杂多了，我当年学的都是最基础的，但基础的也管用，其他的高阶分析可以请别人帮忙。总而言之，我可以自豪地讲，在学历史的人里面我的统计学不是最好的也是次好的，在学流行病学的人里面我的历史学是最好的，这样的跨学科基础就是从南农培养出来的。从南农走出去的同学，他们后来的论文中都能看到跨学科的影子。例如萧正洪的博士论文，他的农学知识很好地体现在他的博士论文里。曹幸穗的本科是农学，硕士论文研究中国北方盐碱地改良史，博士论文研究民国时期的农家经济。他们都在不知不觉中实现了跨学科，得心应手地跨学科。在研究生阶段，南农为我们提供的课程是成就我们未来的关键。对于那些历史学背景的学生，学校要求他们学习农学课程；而对于来自农学专业的学生，则要求他们选修历史学课程。农业史，则是我们的必修课。需要说明的是，在这里，“农业史”指的是一群农学家对农业历史的研究。正如经济史中存在历史学视角的经济史和经济学视角的经济史，农业史也同样分为农学的农业史和历史学的农业史。当一个年轻人接受农学的农业史训练后，他的学术路径和其他人将大不相同。在这一过程中，大量的农学理论将融入学生的思维，成为其知识体系中的核心部分。未经此训练，仅通过大量阅读相关书籍，所获得的知识和经验不同于接受过农学家授课的经验。读一本农学家写的书与听一个农学家为你讲述的一门课，其深度和广度迥然不同。农学院本身并不提供历史学课程，学生需转至南京大学进修。曹幸穗正是在南京大学选修了多门课程，其中包括他后来在博物馆工作时所用到的博物馆学知识。学习博物馆学与仅在博物馆内进行参观是完全不同的体验。如果两者无异，那课程的存在又有何意义？后来，我也前往南京大学选修了两门课程：一是古文字学，因为在江西师范大学我并未接触过此课程；另一是由罗伦先生授课，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探讨了山东的地权问题。与罗伦先生的深度交往，使我与他成为亲近的朋友。我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中国移民史与中国人口史；二是环境史与疾病史；三是社会经济史；四是中国近现代史。其实人口史、环境史、疾病史、社会经济史和当代中国史都是历史学的几个主要分支。我最擅长的领域就是农业与农村，乡村始终是我的关注点，这与我在南京农学院受到的教育相关。例如，乡村地权是我这些年一直研究的关键词。研究的结果表明，传统中国存在一个自由的土地市场。不仅如此，深入的研究表明，土地市场与金融市场是融通的。这样，我们就进入了一个比较形而上的领域，即我们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发生了改变。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一批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关注讨论的中国社会的性质，我们在研究中也慢慢进入了这样一个领域，也有了自己的系列性解释。我这么多年指导的研究生大多数是以中国农村作为研究对象的。对于研究的指导和取向，在多数情况下学生确实受到了导师的个人兴趣和经历的影响。我们都觉得研究农村比较舒服，研究城市觉得陌生。尽管我们身居上海这座繁华的大都市，但对于上海及其居民，我们却感到陌生。这种陌生感并不完全是因为地域或文化的差异，更多的是我们在研究上的定位和理解上存在的障碍。对于我们来说，城市生活的多元和复杂性使我们难以确定一个具体且有深度的研究方向。为何会有这样的困境，我也曾深感困惑。或许是因为我们习惯了对农村的研究模式，当面对城市这样的复杂体系时，我们难以找到一个明确且突出的切入点。更重要的是，对于研究生来说，博士论文的选题是关键的，它不仅关系到学术成果的价值，还直接影响到他们未来的学术生涯。选择一个难以探索或有风险的题目，一旦研究过程中遇到不可逾越的难题，那么挽救的代价将是巨大的。因此，在选择研究方向时，我们往往更偏向于那些我们熟悉和有经验的领域，以降低潜在的风险。在农村领域，我们有无数新鲜的主题。这可能还是与我在南农的学习经历有关。我培养的大部分学生没有农学背景，只有王保宁是个例外，他现就职于山东师范大学。作为一个农家孩子，他熟悉农事活动的每一个细节。他从小干农活，对于胶东一带农作物的种类、生长周期、茬口安排、锄草施肥、播种与收割，都可以一一道来。相较于其他人，他能更快地把握和理解与农业相关的概念，这都归功于他丰富的实践经验。令人遗憾的是，现在很多农村的孩子对于农事知识都所知甚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努力将明清时期至当代的历史进行连续性的研究。这种跨时代的研究方法之所以不常见，是因为每个时代所面对的问题与所依据的资料都是不同的。一个人在进行明清史研究的同时，又进行当代中国史研究，会产生严重的不适感。例如，2008年，我在研究清代石仓地权结构的同时，也在开展统购统销的研究，就面临了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频繁转换的挑战，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去适应。我的学生刘诗古在硕士研究期间曾研究南昌县的土地改革，博士论文则转向明清时期鄱阳湖水权。这种研究主题的转换一度令他感到不适，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他也能轻松地在不同历史时期之间不断转换研究视角。跨时代的历史研究之所以困难，它需要对每个历史时期的背景、问题和资料都有深入的了解。我们可以在乡村体系中将历史的脉络打通，乡村的历史结构，自明清时期至当代，保持了显著的连续性。不论历史时期如何变迁，这些乡村并没有经历工业或农业革命的显著改变，因此其内部结构保持了一脉相承的特点。相比之下，如果试图对比古代城市与20世纪50年代的城市，由于二者的巨大差异，任何内在的联系都将变得模糊不清。目前，我的研究重心转向乡村商业史，旨在完善对中国传统社会性质的理论解释。在土地、商品和金融三大市场的探索中，土地市场已取得了初步成果，而后两者仍在深入研究中。这个工作也是从乡村出发的。我们现在认为，金融市场的那些信用票据的起源就是乡村与土地，学历史学的可能听着比较困难，但是经济学的人听下来是比较容易懂的。“南农现象”源自跨学科的教育方式，农学与历史学的交叉融合，在南农培养出的学者身上得到了很好地体现。我忧虑的是这种人才培养模式似乎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或者说在这个“根本”上有所丢失，令人遗憾。跨学科的研究模式常被视为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但在我长时间的实践中，跨学科并不如人们所想的那么难。跨越不同的学科领域，只是涉及到另一个一级学科的本科一年级的知识体系。本科第一年的基础课程是为所有高中毕业的学生设定的。因此，无论哪一个学科的基础，只要我们用心去学，都能够掌握。在此过程中，我们可能会犯一些错误，但可以寻求导师的指导，以及不断试验和学习。西方的学术研究方式是将每个学科细分成许多子领域，而每个子领域的研究又需要对学术史有深入的了解。所以，西方的学术培养注重广泛的阅读，每门课都有大量的阅读材料。相较之下，我觉得简化阅读量并更加集中精力在跨学科上，能产生更有深度的研究成果。这种方式可以使研究者较快地跨越传统的学术框架，打开研究者的新的思维空间。有课程训练作为门径，跨学科研究的确不是什么难事。我希望南京农业大学能够继续倡导并传承这一独特的教育模式。曹幸穗与曹树基两位学者在学术研究中创造了丰厚的学术成果，在农史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历程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称为“二曹”。他们既是同窗，更成为挚友，今天我们总在津津乐道他们的莫逆交情，但这段芝兰之交的故事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开端。
曹树基教授：我是1982年1月进入农业遗产研究室读书的。该研究室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与南京农业大学合办，研究生隶属于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我们首先要去位于北京海淀的中国农业科学院报到，然后再回到南京农业大学上课。现在体制改革了，学位授予权完全属于南京农业大学。
1982年的学校条件比较艰苦。以洗澡为例，学校的澡堂非常简陋，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坐公交车到城里面去洗澡。为节约时间，冬天锻炼后，常选择冷水沐浴。水浇在身上腾腾地冒着热气，足见那时条件之差，也足见那时身体之好。回想往昔，我与曹幸穗的初次相遇至今记忆犹新。那天，我们在北京注册后，搭乘夜行列车返回南京。只购得坐票，整夜都在谈天说地。数十年过去，那天深夜的对话仍在耳边回荡。曹幸穗讲他过往的经历——从生产队队长、省知青办副主任，到他自办工厂和学习缝纫等等。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此次北京之行所穿大棉袄便是他亲手缝制的。一个男性精通缝纫技艺，实为罕见。他话题丰富，整晚言之不尽。由于我也喜欢交谈，我们很快成为亲密的朋友。在某个时刻——我不太确定是在火车上还是稍后，他分享了一句至理名言：“什么东西都是可以学会的。”这句话深深地影响了我。此前从未有人对我如此说过这样的话。这些话展现了他比我更加丰富的人生经验。经历过如此多的曲折后再次回到学校的曹幸穗，对学业的感悟无疑更加深刻。选择南京农业大学，与我童年的特殊经历有关。我曾在江西省立南昌市实验小学学习。大概从三年级开始，我就是学校园艺组的组长，对农业有浓厚的兴趣。大多数城里人很难接受作为农作物的肥料使用的粪便或尿液气味，我却从未有过这种抵触感。1968年我12岁，小学毕业，或者没有毕业，跟着家人下放到农村待了五年。我在一所大队中学读完了初中，在一所公社中学与一个垦殖场中学读了一年多高中。农忙季节，我就是家里的壮劳力。五年的乡村经历为我提供了水稻地区农业生产的真实体验。大学本科毕业后，我选择前往南京农学院继续深造，似乎接受了来自内心深处的召唤。在今天的历史学界中，是否还有其他人能够拥有与我相似的农村生活体验和农学教育背景？除了萧正洪，是不是还有别的人？或许有，但不多。如果说现实关怀是农史学科发展的战略方向，那么对于农业社会史的研究就是战术层面的把握。在20世纪90年代，社会史异军突起，兴起了一股研究潮流，人们惊讶地发现除了王侯将相，底层的百姓也有一片自己的天空。农史未来的研究应当关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将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学科交叉的优势。
曹树基教授：谈到农史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可以从《中国农史》中找到一些痕迹。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史》越来越偏重于农村经济史和农村社会史，改变了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以农业科技史为主的研究方向。
过去，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有学者专门研究古农书、农田水利、花卉、耕作制度，以及新作物的引入等，此外，还有人研究中国畜牧史，甚至兽医史。一些很专门的农学领域鲜有人研究，中国农业史越来越“外史”化了。我们的老师一辈，接受的农学教育是系统且完整理的，他们以前是农学家，四五十岁时才转到农史研究领域。因此，他们的研究方向就是自己原有的研究领域：花卉学家研究花卉史，水稻专家研究水稻史，畜牧专家研究畜牧史，兽医专家研究兽医史。他们将各学科的研究方法带入农业史，形成了“内史”式的研究路径。这一代导师凋零之后，中国农史就开始转向了。我们能够理解这一转变，但是，如果从跨学科角度讲，我还是想提出一些想法。例如，我们的大学是不是可以在课程设置上来实现跨学科或学科的融合，具体来讲，是不是可以要求硕士研究生选修的若干门课程至少是跨越一个一级学科或二级学科的。如农学、地理学、生物学等一级学科，如流行病学、会计学等二级学科，都是可以跨越的学科。我相信跨学科的培养方式，对未来的学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潜移默化地推动学术的发展。资讯 | 首届“历史沉浸式教学案例大赛”获奖名单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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