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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名春方旭东｜双重互证,王陈遗音——廖名春先生访谈录

文摘 2024-11-25 19:20 四川

来源：儒士軒 2024年11月15日

作者简介：廖名春(1956-)，历史学博士，现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方旭东，哲学博士，上海大学文学院讲师。

双重互证，王陈遗音

——廖名春先生访谈录

廖名春1，方旭东2

(1,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北京100084; 2.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201800)

摘要

方:廖先生,近年来,治先秦思想史的同行说起您,几乎都一致公认,您是势头最猛的一位:论文、专著频出,在出土材料研究方面总是能占领制高点.我听说,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把您与陈来先生并提,称为"国内少壮派学人".这些都说明,在您的研究领域里,您已经是一位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另一方面,您好象一直埋头自己的研究,不太喜欢对外张扬,因此,学界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您还并不怎么了解.今天有机会来给您做一次访谈,希望您能显露一下自己的"庐山真面".首先,我想请您谈谈自己的从学经历.

学术界2004第4期P168-174

廖名春(以下简称廖),1956年生，湖南武冈人。1988年获武汉大学文学硕士，1992年获吉林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出土简帛和先秦秦汉学术思想史的研究。

方旭东(以下简称方),哲学博士，上海大学文学院讲师。

方：廖先生，近年来，治先秦思想史的同行说起您，几乎都一致公认，您是势头最猛的一位：论文、专著频出，在出土材料研究方面总是能占领制高点。我听说，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把您与陈来先生并提，称为“国内少壮派学人”。这些都说明，在您的研究领域里，您已经是一位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另一方面，您好象一直埋头自己的研究，不太喜欢对外张扬，因此，学界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您还并不怎么了解。今天有机会来给您做一次访谈，希望您能显露一下自己的“庐山真面”。首先，我想请您谈谈自己的从学经历。

廖：我生于1956年，1978年邵阳师专中文系毕业后，在中学教了7年语文。1985年考取武汉大学古籍所研究生，师从周大璞、宗福邦等教授。进入武大，开始奠定我的学问基础。我在那里学的是训诂、文字、音韵和古籍整理之学，可以说是入了章(太炎)、黄(侃)之门。如果说我现在在思想史专业上有些独到之处的话，那么，它应该归功于我在武大受到的这种训练。我在内心里也的确常常感激给我这种训练的周大璞、宗福邦、廖延唐等先生。1989年我考取吉林大学古籍所博士研究生，师从金景芳先生。从此，我从古汉语研究转入了史学，从对字词的考据进入了思想史研究领域。在学术渊源上，我的考据功夫主要得益于武大的周、宗诸先生，而义理与史观则受金先生影响。金先生长期从金毓黼先生问学，后又入复性书院师事马一浮、谢无量等先生。一般人只看到金先生重视宏观的一面，其实，金先生也有非常过硬的传统史料功夫。在中国古史与经学领域，金先生是举世公认的大家。不过，金先生的论据一般用的都是传世文献，尤其是经书。而从疑古派以来，经书受到很大怀疑。因此，金先生的观点经常引起争议。我认为金先生的一些观点关系到中国文化的大根大本，争议只有通过进一步的实证才能解决。因此，我在博士毕业后这些年，从事考据方面的工作比较多。

方：从您的著作表上看，您对荀子与孟子都做过专门的个案研究。我还知道，根据您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荀子新探》一书还获得了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我想，您对孟、荀的研究一定有发前人所未发之处。

廖：对于荀子、孟子的思想，我的确有一些自己的体会，也得出了某些不同于前人的结论。譬如，我对荀子的人性论作了新的阐发，这种阐发曾得到朱伯崑先生较高的评价。传统认为荀子讲性恶，我则指出：恶并非荀子所谓人性的全部内涵，荀子所谓人性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人性天然，第二层次则是二元的，由恶的情欲之性和无所谓善恶的知能之性组成。王国维和郭沫若都曾认为荀子于此有逻辑矛盾，其实，有知能之性的存在，自然就会“化性起伪”。我对荀子人性论的分析用的是归纳法，不但注意到了性恶，也注意到了“凡以知，人之性也”,相对而言，就比前人要全面。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对中国哲学的分析，必须注意字同义异和字异义同问题，比如孟、荀同样说“性”，但内涵是不同的。荀子所谓性恶之性，孟子不以为性；而孟子所谓性，荀子不称之为性，而称之为“人之所以为人者”、“最为天下贵者”。荀子讲的性也不同于今人理解的人性，今人所谓人性是指人的本质属性，是不可改变的；而荀子所谓性，并非人的本质属性，并非“人之所以为人者”,是可以改变的。研究人性论，不能只盯住性字，不及其余。由此可知，分析古人思想要从其实际出发，而不能以今天的概念去套古人。关于荀子的思孟五行说，我也提出了一个新解：荀子论五行并不是要否定五行本身，而是基于人性之争否定孟子所说的五行源于天命的思想。荀子怎么会批评仁、义这些东西呢？也有学者认为，荀子所讲的五行实际上就是《五行篇》。我认为《五行篇》只是出处，荀子批评的应是观点，这种观点就是《五行篇》里的五行源于天命的学说。关于孟子的政治思想，很多人将之归为民本论。我则认为，孟子的“民贵君轻”说是一种朴素的民主思想。因为民本论一般不否认君主，而孟子则明确否认君主，从此出发，孟子还有革命说、三畏说。朱元璋能容忍民本论但不能容忍孟子，就是一个证明。孟子时期原始氏族社会的遗风尚浓，孟子朴素民主思想当是这一风气的反映。不能认为至近代中国才有民主思想，以前的都是民本思想。

方：我注意到，您对易学用力甚深，在这方面您发表了大量论文，而您的第一本书就是关于《周易》的，此后又有《帛书易传初探》、《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等专著。您能具体谈谈您在易学研究上都取得了哪些重要突破？

廖：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帛书《周易》的经、传。直到1992年，发表出来的释文都只是有今本可以对照的《六十四卦》和《系辞》,而没有今本可依的《二三子》、《衷》、《要》、《缪和》、《昭力》等5篇易传佚文则一直未能面世。而这些佚文对于认识今本《周易》经传、了解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与《周易》的关系、研究先秦学术史都特别重要。在李学勤等先生的帮助下，我做出了这 5 篇帛书易传的释文，然后又发表了 20 余篇论文。这些成果大部分已经收入《帛书易传初探》一书。对帛书易传的研究，我所做的重要工作主要有：一是把所谓《易之义》的原篇名找出来了，那就是《衷》;二是发现帛书易传所依据的是今本《周易》卦序而非帛书《易经》之序；三是考定帛书《系辞》、《衷》、《要》等要晚于今本《系辞》；四是发现《要》篇所残缺的第 1、2 行是今本《系辞下》的第 10 章；五是通过对《要》篇的研究，发现孔子晚年前后对《周易》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因此影响了以后儒学和经学的发展。关于这后一点，我想多说几句。我们知道，今古文之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关于六经的次序问题。今文家将《诗》排在首位，而古文家则将《易》排在首位。子贡一派接受孔子早期思想，不太重视《易》。而孔子“老而好易”,晚年开始重视《易》,由此影响了晚期学生，突出了《易》的地位。应该说，今、古文家所受的分别是孔子早、晚期思想。孔子“老而好易”这个事实对于全面了解孔子的思想也有重要意义。一般认为，孔子重人道而轻天道。现在，从《要》篇看来，孔子其实也重视天道。不妨说，孔子晚年在思想上发生了一个重大转变：从重人道到对天道也产生浓厚兴趣。张岱年先生曾由《论语》中孔子某些说法的不一致而推测它们应是孔子不同时期所讲，现在看来，这一推测得到了证实。发现孔子晚年思想的转变，对于有关孔子材料的辨证也有帮助，如《缁衣》篇讲天道较多，以前人们就认为它不是孔子的思想，现在看来，并非如此。这里有必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孔子晚年会发生这样的思想变化?我认为，这与孔子晚年归鲁之后，见到《易象》一书有关。《易象》是与周公有关的解说《周易》的书。一方面，周公是孔子最服膺的圣贤；另一方面，孔子当此之时，已经经历诸多坎坷，对于天道变化已有很深的体会，因此，他对《易象》发生兴趣，并进而

探讨阴阳变易之理，亦属自然之事。熊十力曾讲孔子五十好易，此说未免执定，其实，孔子好易应该是他临死前几年的事。

利用帛书易传，我还解决了《周易》经传的一些疑难。《周易》乾卦的九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夕惕若”，传统解释为“晚上也保持警惕”。我发现，这句话，帛书易传引了好几次，《淮南子》上也讲过。而根据《淮南子》，“惕”意为“息”。由此看来，这一爻辞讲的是动静结合、一张一弛的辩证法。又如坤卦的六二爻辞“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前人理解有误，故断句亦错。这句话应该理解为条件句式，“直方”为条件，“大，不习，无不利”为结果。“不习”意为“不折”，因为从帛书中发现“习”字原来解释为“折”、“挠”。乃“摺”字之借，而“摺”同“折”。通过对帛书易传的研究，我认为，坤应读为顺，乾应读为健。总之，通过这些具体的实证性的研究，我认为，易卦经过文王所演而成为《周易》，已有很强的思想性，已从最初的卜蓍之书发展为哲理之书。这一质的变化不应晚到《易传》,否则，孔子“老而好易”就无法解释。

对易传本身，我也作一些专门研究。我通过分析《大象传》和《彖传》释上下经卦之序，发现《大象传》应该比《彖传》早。关于易传的学派属性，我与陈鼓应先生有过争论，他认为属道家，我则认为属儒家。这从《系辞》结构可以看出，整个《系辞》是建立在“子曰”的基础上的，一般都是先引“子曰”,再进行推衍。这里的“子”出现在帛书《要》篇，是子贡的先生，显然是孔子。说是道家之作，自然不能成立。《系辞传》的“邪”字，崔述曾以为是未决之辞，实际上，它也可以作肯定判断，即相当于“也”,帛书中即写作“也”。

方：继马王堆帛书之后，郭店楚简又成为中国思想史学界的热门话题。在郭店简研究方面，您是比较突出的一位：不仅做过校释，还对文本的思想进行了阐发，且范围囊括儒道两家著作。请您具体介绍一下自己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

廖：对于郭店简，我较早时候做的是《老子》,发表了10余篇校释之作，汇集为《郭店楚简老子校释》一书，清华大学出版社已出。我将简本与今本对照，纠正了以往人们对《老子》文本中一些字词的错误理解。如“大器晚成”这一句，陈柱读作“免”,帛书本亦作“免”。而郭店简则写作“曼”,一般将之释作“慢”。我认为，这个字应读其本字，“晚成”当解作“无成”。解成“曼”(无)与《老子》原文的其他几句“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也就对应起来。又如，郭店简《老子》丙本简6-8，有句云：“铦袭为上，弗美也”，帛书《老子》甲本写作“恬淡”。学界对此有不同理解。劳健、张舜徽、张松如、裘锡圭等解“铦”为本字，比较一致。分歧主要出在对“袭”的解读上，大多数学者解作“淡”,我则认为，此字应理解为“掩藏”。整句话的意思就是：如果不得已用兵，也以掩藏兵锋为好。这个意思正符合老子的反战思想。再如《老子》中的“无为无不为”这句话，帛书本中无“无不为”这几个字，有些学者因此认为老子没有“无不为”的思想。我用简本做对照，发现简本有“无不为”这几个字，由此判定帛书本是残缺所致。关于郭店简《老子》与今本的关系，王博等认为简本是一个摘抄本，也有人(如郭沂、池田知久)认为简本就是原本。我认为，此二说皆失之片面。今本中的确有后来混入者，但从逻辑上说，简本也不可能是《老子》的全部。现在的问题是，能够肯定的确系后来混入今本者甚少，可以肯定为原本者亦不到一半，大部分则无法简单肯定。所以，我主张必须用实证的办法最大限度地逼近原本，而不要先做一般性的结论。为此，需要做详细的具体的校释，力图发现哪些不属于原本，又有哪些是简本省略了的。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讨论《老子》的具体作者问题，则是不可取的。

对于郭店简中的儒家著作，我也做了一些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我的《郭店楚墓竹简儒学著作校释》。我对郭店简引《诗》引《书》的情况做了专门研究。对引《书》情况的研究，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古文尚书》晚书部分不可信，因为它得不到郭店简的支持。因此，对《古文尚书》我们还是要慎重。今本《缁衣》所引，晚书也有，但通过对照郭店简，我发现：与今本《缁衣》不同的部分，晚书往往接不上。通过对郭店简引《诗》引《书》情况的研究，我认为，六经在先秦时就已经存在，这一点并不像后人所说的那样，以为六经之说是汉人的发明。这已经牵涉到经学史的重要问题。

对于郭店简具体篇章(如《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六德》等),我也做了一些研究。对这些篇章，我重新调整了简文的拼联顺序(《性自命出》一篇除外),并为它们做了详尽的注释。我还对“仁”字做了专门分析，以前人们认为“仁”字从人从二，但在郭店简中“仁”字从身从心。我认为“仁”原从人从心，郭店简的“身”为“人”之义近相代。后来“心”字以省略符“=”代之，以致被许慎误认为“二”。这样，从人从心的“仁”字错成了从人从二。“仁”字的本字既然是从人从心，那么，孔子说的“仁者爱人”、孟子说的“仁者，人心也”就很好理解了。我从《成之闻之》篇释出一个“慎”字。古人训读有二，一为“慎重”,一为“诚”。我认为在简文“形于中，发于色，其慎也固矣”中应训为“诚”。联系《五行》篇，“慎独”就应该训为“诚独”。由此推论，金文和西周文献中大量的“慎德”,也当训为“诚德”。上海博物馆藏《诗论》简有孔子以文王为“成(诚)”之论。这样看来，子思学派大量讲“诚”是有其来源的。以前人们认为讲“诚”是思孟学派的特色，其实它是从文王到孔子以来先秦思想的一个固有传统。我感到，通过对这些简文的考据释读，有可能写出新的思想史内容。

方：郭店简在学界可以说现在已经广为人知，但上海简似乎还保持着一定的神秘，据我所知，似乎只是在2000年夏天北大会议上偶露“峥嵘”。我听说，对于上海简，您已写了一系列论文。请您介绍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研究进展。

廖：关于上海简，我的确已经写了一些论文，部分收在今年(2001)5月在台湾出版的《新出楚简试论》一书中。我对《孔子诗论》做了详细的校释，由此得出了一些认识：首先，应肯定《诗论》的主名的确是孔子，无可怀疑。此前，有些学者(包括我自己)误以为主名是“卜子”而不是“孔子”，其实，马承源、李零、濮茅左先生的意见是对的，“卜子”还是应该读为“孔子”。《诗论》与《毛诗序》不同，后者比较强调具体的写作背景，而前者则更多涉及诗本身的思想意义，可以看出，二者讲法明显不同。《诗论》所讲比较合乎《诗经》的实际，而《诗序》所讲则多有牵强附会之处。我还推断，《诗论》简应该是两篇而不是一篇，这一点从形制上就可以看出。不过，要证成这个观点，还需要更多简文公布。对上海简的研究，我还解决了一些佚诗的出处问题。此外，还研究了《周易》简、《武王践阼》简、《孔子闲居》简、《缁衣》简、《性自命出》简、《鲁邦大早》简的一些问题。

方：通过您上面的介绍，我有一个强烈印象，就是：您似乎总是能迅速处理新出材料，赶在其他学者前面推出自己的研究成果。这就要求您有非常好的古文字功夫。而据我所知，您其实并不是学古文字出身的。我想，您能做出这些令人刮目的研究，除了个人的天资、勤奋之外，您是否还有某种特别的研究方法?

廖：古文字的修养，当然与我在吉林大学学习的环境有关，但我主要还是一个自学者。也许，我的优势在于，与专做古文字的学者相比，我有学术史、思想史的问题意识；而与一般做思想史的学者相比，我能够自己做释文，占有第一手材料。根据我的经验，一条龙式的综合研究最能做出成果。对于出土文献，通常我的方法是，先自己做释文，作校释，以拥有第一手认识；然后据此展开史的研究，牵连出一串串问题，以新材料——为之作解，往往就能得出很多新的结论，可以将新材料的优势发挥到极限。如果局限于单学科的研究，只以狭隘的眼光去分析新材料，所得自然甚少。这种研究不同于一般的文字、文献学工作，而是与思想史有紧密的关联，表面上是文字学的问题，实际上是有着思想史研究的侧重。从方法而言，我用的主要是两重证据法，即利用新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证解决问题。把出土材料提供的信息落实到学术史、思想史的研究上来。现在有很多人在讨论重写思想史的问题，我觉得大多数人讨论的其实是如何编写思想史的问题，而不是直接解决思想史本身的问题。解决思想史本身的问题，让我更感兴趣。我自信，我所做的这些基础性研究，它的原创性较强，虽然我也借鉴其他学者文字学研究的成果。我的经验是：第一要从基础做起，从第一手材料做起；第二，学术视野要开阔，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方：您刚才提到的两重证据法，使我想到了王国维、陈寅恪等先生。而您在研究中体现出来的文史互证特点，似乎也与清华早年的国学研究院学风遥相呼应。清华自恢复文科以来，一些老清华毕业生也有意识地在承接与延续当年清华文科的优秀传统。我想，您所在的清华思想文化研究所一定也有着这样浓厚的氛围，从而对您的研究也产生了某种深刻的影响吧。

廖：的确如此，我经常提到，在博士毕业进入清华思想文化研究所工作之后，我在学术研究上受到李学勤先生的很大影响，我的很多研究都是追随李先生深入下去的。我赞同李先生提出的“走出疑古时代”的观点。疑古是二十世纪文史研究的基础，但疑古有其过头之处。从方法上看，简单地否定它不解决问题，只有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双重互证才能证伪疑古之说。我自觉我并非简单的“信古”。例如，关于晚书，关于诗序，我与李先生的看法就有出入。我的原则是，凡是自己没有加以仔细研究的东西，就不去简单地肯定与否定它。就古史辨派提出的问题，我们要一个一个去仔细讨论，先不要设定结论。关于疑古所讨论的问题，我曾经计划一年写一篇文章，现在已写了有关顾颉刚、梁启超、钱穆、冯友兰等文，都是以新出简帛获得的新认识来反思疑古学派得出的结论。我个人觉得，讨论这些涉及先秦学术的问题，没有对先秦学术的第一手研究，是不可能有正确的评价标准的。我对先秦思想史研究总的态度是保守的，不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而是有什么新材料就写什么，尽量利用新材料进行突破。没有新材料，超越前贤，自觉信心不够。没有突破性成果，先秦思想史即使写出来意义也不大。因此，只能利用新材料，激活传世文献，一个一个问题地研究，到解决的问题多了，成系统了，自己的认识提升了，写出先秦思想史才能有意义，才是自己的“一家之言”。不然，还不如看看前修时贤之作。

方：我觉得您的这种治学精神非常值得我们这些后生学习，最后请您谈谈自己的治学心得，也好让我们有所借鉴。

廖：我的体会是，首先要对学术前沿问题了如指掌，要能抓住关节点。其次，要注重方法，要经常总结经验。懂得哪些问题在目前条件下是可以解决的，而哪些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哪些问题需要创造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解决。要清楚自己与别人相比优势在哪里，要尽量利用自己的优势去做那些目前可以解决的前沿问题。具体到我从事的这个领域，我觉得一个优秀的研究者必须具备这样一些素质：逻辑思维要清晰，对文史哲各个领域的基本情况要熟悉，要有较好的文字、音韵、训诂和文献功底。

〔责任编辑：力昭〕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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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名春 方旭东｜双重互证,王陈遗音——廖名春先生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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