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明 | 治理艺术、文明习性与文体观念

来源：中国文体 2021-07-12

吴承学教授的新著《中国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即将出版，嘱我作序，兹事体大。从最早的《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到《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风格论、文体形态史与文体学史的完成之后，承学教授更返身远古，掘井及泉，贡献了中国文体学的发生形态成果。一门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学问，经他一手之力，规模宏阔，体系大备。新著之中，精义迭见。我认为比较重要而富于原创性的内容有：他发现，中国早期的文体谱系观念的发生，首先是基于礼仪、政治与制度建构之上的，许多文体功能、文体类别是从文体使用者的身份与职责延伸而来的，与之共同构成文体谱系。这就将文体学的发生，建立在“礼乐文明”或“文官政治”“政治治理力”这一结实的中国上古史脉络中。其次，汉字的特殊性也是文体观念的土壤。他考察了文字与文体之关系中，古人对文体的感知、理解以及早期文体产生的原始语境，考察文字产生文体意义的过程与方式，发现中国文体学的某些独特性。这一内容虽然有饶宗颐等学者论及，显然这里更为精密，与文体学的联结，更为开展。第三，“九能”说犹如一枚远古的化石，含藏中国文体学要义。它涉及当时占卜、田猎、外交、军事、丧礼、地理、祭祀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其核心精神在于强调大夫应该具有多方面修养与能力，能在不同场合适应不同的需求。这一文体学要义，指向中国精英文学的最为核心价值。第四，职官精神、士人才性、文体风格三者，可能存在互为因果、互相影响的微妙关系。也是从作者的角度，大大拓展了我们对中国文体学的认知。其他如命篇与命体、经体与文体等，亦多新见。

《中国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是这个领域极具创意之作。它不是历史学，也不是文学史与文学思想史，它令人耳目一新的地方，是从不同的方面入手（历史、哲学、语言、政治、文化、典籍），从文体与制度、文体与汉字相结合的横向机制切开，去看里面。看这些知识与知识是如何相互呼应的。因而，虽为文体学著作，但其结论与观点，不止于文体学，对于其他学科，亦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如论及“谏”体：

这一结论，相当具体而微地揭示了古代政治生活与政治文化的某些重要机制。这样的例子，书中多有，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枚举。

我更关心这一文体观念发生过程中，所蕴含的早期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大义。承学教授的论述十分克制，引而不发。我这里试图根据个人的理解，引申阐发其中的一二。

一、体用不二的文体精神。承学教授一以贯之地追寻中国文体的那个源头，从文字、从篇题、从称引、从职官、从作文者的才赋，从多角度和不同的节点上，他非常注意上古作者的身份与文本的关系，注意从创作者、读者和文本的角度去追寻那个原点。如果我们把文本理解为一以贯之的“体”，将文本施用的场合、作者、听者理解为“用”，那么，早期文体发生常常是随物赋形、即用即体，有“体用不二”的倾向。譬如在礼制与文体中，（一）文体特定的使用主体或施用对象是决定因素，礼制强调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社会秩序，这种规定直接体现在文体观念上。（二）文体特定的使用场合和功能也是决定的因素，发言场合决定了文体观念的产生。（三）文体特定的表现内容与措辞。不同的文本导致不同的语言风格与大旨。如果再添加一些例子，譬如《国语·晋语》卫庄公祷词：“曾孙蒯聵，以諄趙鞅之故，敢昭告于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昭考靈公……”下面的语言必定端方简净，因为是说给列祖列宗听的；譬如《檀弓》中房子上梁时张老的祝辞：“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语言也必然合辙押韵，顺口入耳，因此可以通达神灵；以上风格，最初可以甲骨卜辞为代表，甲骨卜辞大体呈现为前（叙）辞——贞（问）辞——占辞——果辞——验辞的模式，其中贞辞部分，因为是通神的，用承学的话说，有着“庄重、敬畏、虔诚甚至是神圣”的特点。至于占辞部分，不是说给神灵听的，不妨滑稽，甚至暴力。譬如《招魂》，接受者是新死者，于是得用恐吓与疏导两种语调，辅之以无限的夸张与铺排，以使新死者受到感召，起死回生；至于贵族社会中那些酒令及外交辞令，为了让听者能认可歌唱者有学问有教养，除了合辙押韵，看来非得高雅且生动（大概就是孔门所说的雅言吧），这主要体现在《二南》、《二雅》及《左传》《国语》中的大量士大夫言说。至于那些训诰之辞，如《尚书》中一大片，是另一拨听众，或为刚刚驯服的臣民，或为国之子弟，自然是端起架子发表那些重要讲话，要让人似懂非懂，即使是空话套话，也说得义正辞严，让人汗不敢出，与前面那些别是一番模样了。总之，中国哲学从《周易》就讲“体用”。这个体用的“体”，与文体的“体”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从早期文体观念之发生形态看，冥冥中似有一种文化机制贯穿其中，可以说是文无定体，因用成体，体用如一。如佛经所谓“定是慧体，慧是定用，犹如灯光，有灯即有光，无灯即暗。”这一文化机制如何对后世文体学产生积极的影响，是一个有待于探索的课题。

二、作为“毛细管权力”的文体。《中国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一书从礼制、政教、职官、语言、作者、听众、媒介、场合、文本等展开文体的发生，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即文体之手，将上古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管理得有条不紊。因而，给我们一种新的认知：在古代中国，似乎并不完全是国家、统治者，还有各种微观的“文”的权力，在治理国家。文体，正是无所不在的微观权力。正如承学教授所归纳的秦汉文体系统：

这个文体谱系差不多将社会公私生活，一网打尽。承学教授论“经各有体”引《史记·太史公自序》：

我认为，谓“经各有体”，从各经分别掌管时序的迁化，人伦的规范、政治的标准、情感的感通、群体的认同、是非的辨别等，既有感性，亦有理性，既有上层，亦有下层，既有人事，亦有超人事。以文章为手段，旨在充分展开现实世界的文明化、秩序化、规范化、责任化。普天之下，莫非文章，率土之滨，莫非文事。因而，文体学，根本上更是“治理的艺术”。这个“体”是既零散又整全，既有力又柔性，既无形又有神。治理艺术，根本是政治性的。我们都没有从积极的意义看待中国文学这一重要原理，看待中国文学与生俱来的政治性。按亚里斯多德的说法，即神与兽，不需要政治，凡人群皆有政治，即社会沟通与社会治理。福柯说：“我希望能够注意到，当我在说话的时候，一个没有名字的声音在我之前早就存在了。”文体正是中国文学背后“看不见的手”或“没有名字的声音”，不是作家论，不是文学史论，而是文本与文体的内部结构以及他们相互连接的游戏，构成中国文学的隐秘逻辑。由此而论中国文体学，义莫大焉！

我一直想与承学教授深入探讨一下文体学对于中国文学与文学思想的潜在意义，不妨借此机会请教。

首先是文章学的重建。“游文章之林府”（《文赋》），这是说古往今来的文学遗产；“唐虞文章，焕乎始盛”（《文心雕龙》），这是说中国好文章的起源；“夫子文章，可得而闻”、“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文心雕龙》），这是说经典；“陈思之有文章，譬人伦之有周孔”（《诗品》），这是说文采……五四以还，我们百年来讲“文学”，讲想象、幻觉、灵感、浪漫、美感、甚至魔幻等，其实“文章”这个概念比“文学”这个概念更文学、更美好，因为“文章”更加本色、本真，文人可以守护的，读书人可以珍惜的，鲁迅先生当年说的，“我并无大刀,只有一枝笔,名曰‘金不换’。”，就是写文章。在中国文化的谱系中，“文章”常常与如下词语组成同时并用：经术文章、纲纪文章、礼乐文章、气节文章、文章志节、道德文章、大块文章、节义文章、青史文章等，其中有人的胸襟、气节与道德行为，有制度与政教的正义、仁善与文明教化，有代代传承的经典，也有天地自然的大美，因而，如果回归中国文体真相，文章的价值与地位应大幅提高。现有的中国文学史，文学的概念基本上是五四以后新文学的，其中大大遮蔽了文章的面貌，不要说文章与文明的关系，诸如文章的体裁、文章的类别、文章的作法、文章的功能、文章的内容，文章的美学等，都十分稀缺。当代的中国文学史，是一部有选择的文学史，而不是一部真实的文学史。

其次，非虚构性。如果回到文章的本份，中国文学的“非虚构性”要重新加以重视。中国文学以诗文为正统，小说戏曲毕竟后起（其实中国的戏曲很大程度也是非虚构的）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文”以实用为主，所以大致是非虚构性的。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的诗，虽然多以抒情为主，但也具有非虚构性。。邓小军教授《中国诗的基本特征：写实还是虚构》从诗歌大家、诗论与诗文化背景，得出结论：中国诗具有写实性的基本特征；诗歌以虚构为基本特征的文学理论，不适应中国诗，因此应该相应地改写。不能忽视中国诗的历史内容。从文学立场说，诗歌内容如果未被了解，其艺术造诣便无从了解。

第三，作者身份。中国文体学有助于对作家的士人身份的重新认定。与现代文学家的作家身份相比较，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具有身份的“多向性”。韩愈诗曰：“馀事作诗人”。中国古代的诗人作家，基本都是“业余”的或者说是“兼职”的，因为他们本身另有一份正式职业。没有职业的作家，士人一身而兼官员、政治家、学者、文人、艺术家甚至农民。如承学教授书中论及“士之九能”：

在先秦的原始语境中，“九能”说涉及当时占卜、田猎、外交、军事、丧礼、地理、祭祀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其核心精神在于强调大夫应该具有多方面修养与能力，能在不同场合适应不同的需求。正如章太炎所言：“古之儒者知天文占候，谓其多技，故号遍放于‘九能’，诸有术者悉晐之矣。”

现有的作家身份，大大弱化了文学的价值与功能。比方说创意写作，根本就只是一种相当狭窄的培养模式。譬如说作家班，根本就不应该招从校门到校门的中学生。文体学的复苏，将是真正“士”的文学精神的复苏。

第四、得体。这是一个有待于重新发现的文体思想。中国文体学对于文学与人的真实交往活动有细致用心的安排。我想起一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文体学小故事：某年，我代表中国高校图书馆馆长访日代表团，感谢日本讲谈社向中国赠书，当面向社长野间省伸先生赠送我撰作并书写的题词：“千秋积水，万帙成桥”，不仅得体地表达了感谢，同时也传递了中日书籍交往的悠久历史；不仅有友情的回顾，而且有未来的希望，八个字竟如此厚重，要向中国文体敬礼。又某年，日本高桥教授以其所藏古籍相赠，我转赠五言古诗一首：“友人扶桑去，故籍重千金。临岐脱手赠，平生一片心。”对于爱好中华传统的日本学者来说，这比回赠什么其他礼品都更为得体，也更为可贵！又某年，我与王新才馆长、程章灿馆长、陈思和馆长等，为北大图书馆百二十年馆庆，步韵酬唱叠十馀章，书成卷轴，作为献礼，以最少的文字，最小的篇幅，又最有浓度、最有深度、最为典雅地表达了向以北大为代表中国高校近代图书馆传统敬礼，这是现代文体所完全不可思议的。最难忘的是某年，我在马来西亚马六甲一华文学校讲演，讲到最后，我用台湾宜兰酒令的曲调唱唐人王维“红豆生南国”诗，一人唱，三百人和，全场激发久久不息的高潮，蕉风明月之夜，我与听众一起沉浸在血浓于水的文化中国情感氛围之中……。

从这些个人的经历可见，一方面重新复活旧文体的功能，一方面创造新的现代生活所需求的新文体，正是中国文体学的任务。

最后，文体与教化。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文体担负着文明习得的使命。仅举一例：研究发现，唐宋至明清士人的写作训练、文学启蒙是从对对子开始的。对对子可以作为全社会测试儿童聪颖的主要方式，作为士大夫教养过程的能力指标，也可以开启一般知识人生的要事，甚至，还可以开启命运的钥匙（婚姻的媒介）、显姓扬名的机会（义子的凭借，明清有不少故事），当然，日常生活中，还可以透过宴席间社交活动的表演，一方面是自我意识的强化，是器识格局的窗口，无形中担负了道德教化与生命成长的功能。古代社会能科举取得功名做官的士人，毕竟是少数，然而，借着自少年时代即养成的八股训练之助力，士人可以经营实业，可以做文人安顿自己，这也是中国文体学为士人谋划的一条生路，或者，是科举人生之外的另一选项。（参见王鸿泰：《学属对觇器识：明清士人的启蒙教育、练习与文人性格的形成》，中央大学2016年明清文学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总之，现代中国文学是“语”的系统，古典中国文学是“文”的系统。前一个系统，注重作家的艺术与个性的话语行为与话语创造，因而是一种自主的艺术，封闭的艺术，秀异的艺术；后一个系统，更为注重读者与语言行为的功能，特定场合，因而是一种生活的艺术或政治的艺术，作家有时并不重要，更为重要的，是文本身，成文明之体、成教化之力，是文明本身看不见的手，在社会治理、政治生活以及日常活动中，成一种毛细管式的文化力道。因而，古典中国文学的主流是文体化的艺术，即技艺化的文学。其中有待发现更多的文体习性；而现代文学失去了这个文体习性。失去的后果，精英文学的资源、本土传统的资源和语言的资源断绝。因而，文体学不仅要研究文体真相，也应该说研究文体习性，响应五四时代，重建中国文论。

胡晓明先生近影

回顾近十年来，我追随先师王元化教授遗愿，反思五四，重审现代，以西学为参照，而不以西学为标准，努力从二十世纪西学主导中国文论的大潮中，翻转身来，再认传统。同辈学人中，承学教授三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此，成果最为显著。他在深入中国风格论的过程中，渐渐发现中国文体学是传统文学批评中最具本土特色的理论话语基础。而二十世纪所看到的中国文学，之所以面目可疑，气血不振，甚而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特色，遮蔽了自家的真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以西方的“文学文体”粗疏地代替了中国传统的“文章文体”。西方的诗歌小说戏曲散文四分法，以及虚构类优势的文学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二元论，将中国文学套入了一种“西装马褂式”的表演。而中国文体学研究就是一把解套之钥；因而承学教授做的工作，渐渐成为一种有思想的学术，一种敢于立新范式、翻转潮流，直接对话五四先辈的学术。我深知，后五四时代的中国文论，最难能可贵的，不是“破”字当头，不是动辄对二十世纪的文论贴上一“失语”标签，甚至不是一味去拆解中国文论中的西方话语迷思，而是更展开一种扎实深入的研究风气，深耕古典，还原现场，攻垒摩营，拔帜易帜，一步一个脚印，真正拿出“后五四时代”“建设性”的成果，发现那些被忽略被遮盖、隐藏于传统深处的“中国文论”，究竟可以拿出什么东西来给现代人看，——真正具有“建设性”的工作，即“中国文体学之再发现”。承学教授不仅渐渐建构了一整套新范式，引来无数后人至今从事清理成果与打扫战场的工作，在科学“范式”的革命意义上，已经在学术史上具有了里程碑意义，更不止于此，当从事文体学的学人纷纷沿流而下，从唐宋至明清，关注重要的理论家及其著作，他以香象渡河式的大愿力，回到中国本土理论传统与古代文章文体语境来“发现”中国文学自身的历史。我深知，知识对象的历史性问题，实际上就是针对我们所隶属的现有话语体系和权力设置提问。如文论中的大众化、虚构化、秀异化、知识化、建制化、学科化、文学史化、娱乐化、致敬化、工匠化等等，“如果我们现在做这件事，目的在于知道我们今天是什么样的人。”（福柯）超越前人，也超越当下，指向未来，成为后人的思想基础。我祝福承学教授和他的学术思想，更行、更远、更生。是为序。

      戊戌年岁暮于煮海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