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承：在自主、创新、开放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在自主、创新、开放中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作者：朱承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

在新时代中华民族新的文化使命中，接续中华民族古代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三者之间存在着逻辑递进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接续”是为了“建设”，“建设”是为了“开创”，接续中华民族古代文明是为了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指向在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如何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于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而言，建构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是题中应有之义。建构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意味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坚持走自己的道路、走文化创新的道路、走对未来世界有着引领性意义的道路，同时还意味着能够吸收世界先进文明并参与到“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中并为世界所接纳和认可，只有这样，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才有了实在性意义的知识、学术和思想文化支撑，也才能对现代人类文明有更多的实质性贡献。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发展的必然要求。一种文明或文化体系，没有了自主性，也就没有了自身的连续性。对于持续发展着的文明形态而言，自主性是自我连续性的必要前提，因缺乏自主性而带来的知识复制、思想依赖和文化附庸，就会使得原有文明失去自我的主体性价值并发生变异而演变为异己的他者。中华文明连绵不绝，与世界文明相比较而言，连续性是其突出特性之一。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指出，在世界各个文明成长阶段，中华文明属于既得到了充分发展又从未失落的独立文明。汤因比通过对照世界其他文明，突出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独立性和丰富性。冯友兰先生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上也曾写道：“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在这里，冯友兰强调了中华文明在创新中所展现的连续性。连续性是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的一个重大差异，坚守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坚持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文化主体性意味着对人们本民族文化的自觉认同以及对其能够继续发扬光大的坚定信念。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说，文明连续性与文化主体性总是与语言文字、历史文献、文脉传承、价值观念的自主性密切相关。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独立而一贯的语言文字系统、历史文献系统、文脉传承系统和价值观念系统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提供了保证。在语言文字上，以汉语言文字为主体的中国语言文字承载了几千年的中华文化，记录和传承了中国人生产生活的经验，推动了中华文化的传播与教化，丰富了人们的文学艺术生活和日常审美活动，成为中华文明得以连续不绝的基础性保障。在历史文献上，中国有着3000多年的成文史书记录，官修史书和民间著史层出不穷，保证了中国历史记述的不间断，这在人类文明史上都是罕见的；拥有包括甲骨文、金文、帛书、简牍、出土文书、传世的古写本和古印本等形式在内的历代文献体系，经、史、子、集，一应俱全、浩如烟海。在文脉传承上，政府和民间的藏书体系，庠序以及书院的教育体系，儒佛道思想文化传承体系，从文献保存、人才培养、学脉赓续等多个层面为文明的连续提供了机制保障。在价值观念上，中国文化重视“古今公共之理”，强调人伦基本价值超越时空的普遍性意义，极端的观点甚至是“天不变道亦不变”。语言文字、历史文献、文化传承、价值观念的连续性，对于中华文明的连绵不绝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决定了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在知识生产、文化发展上的独立自主性，形成了自主而不间断的发展轨迹。宏观地来看，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上，即使是发生了大的社会变革造成了文明的迭代演进，也只是吸收新的养分来完成自身的变革而不至于断裂，周秦以来奠定的华夏文明始终是其砥柱中流。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大变局，更是中华文明吸收外来文明、顺应时代潮流完成了自身的古今之变，总体上依然是在中华文化所主导的轨道上所进行的自我性革故鼎新，没有发生文明特性的根本中断，更没有外来文明的取而代之。中华民族历史上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中华文明的连绵不绝都作出了贡献，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一贡献包括了对于语言文字、历史文献、文脉传承、价值观念等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的赓续发展上，体现了中华文明在知识创造与文化存续上的自觉性、主动性。概而言之，中华民族文明的连续性建基于知识生产、文献体系、思想文化以及价值观念传承的自主性，就此而言，只有科学地解释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来龙去脉，从自主、自立、自觉的维度去理解和充实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才能更好地赓续中华文明，也才能阐释清楚中华民族走自己的路的历史必然性。为了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只有继续坚持文化主体性，延续和发展中华文脉，构建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华文明才能拥有连续不断的未来。

自主知识体系的创建意味着改变因循他人、模仿他人、依赖他人的知识生产和文化创新的模式，而代之以基于主体性突破基础上的自我创新并求得更大的知识生产和文化创造之跃进。近代以来，西方世界在工业革命以后所形成的知识体系、文化观念曾一度对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形成了全面的冲击，一方面，这种冲击推动了中华文明经由吸收外来文明而带来全面更新；另一方面，这种冲击也造成了一定程度上对于西方知识体系的依赖，甚至导致了在核心因素上受制于人的不利局面。中华文明的发展离不开与世界文明的交融，但其发展更要依赖自身的自主创新。缺乏自主创新的社会发展，不过是“沿门持钵”的依赖式生存。文化创新是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不竭动力，中华文明之所以没有因僵化至于中断，就是因为其自身具有不断创新变革的气质。在中国主流的文化传统中，自强不息的求新求变是一条精神血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吐故纳新”“六经责我开生面”的革新精神一脉相承。中华文化的发展虽时有曲折，但从来没有固步自封、僵化孤立，而是保持着自我更新的创造性意志。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天然地涵括了文化创新，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特别要应对的问题在于知识生产和文化创新的动力和面向何在？是以文献驱动还是以问题驱动？是面向过去还是面向未来？这些问题有必要予以澄清。如前所述，中华文献浩如烟海，文献中牛毛茧丝的问题不可胜数，历代学人皓首穷经，作出了很多学术贡献。但这种文献驱动式的研究如果成为主流甚至是主导范式，那么可能会导致“率天下人尽入故纸堆中”的尴尬，而对现实问题丧失解释和应对能力，对未来失去判断和应对能力，甚至可能使得人们对中华文化的时代性价值产生质疑。关于如何对待历史性的文献，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曾反问道：“若我们未从过去中走出，若未将自己置于过去之上，我们如何走向新生活，如何创造我们的新行动？”克罗齐主张，面对历史文献，应该结合时代的变革用批判精神对待之，用解决时代问题的精神去理解和运用历史的文献，“既未切断同过去的联系又在它之上，从而在理念上提高它并将它转化为认识”。基于过去而又面对现实所形成的新认识，是我们新行动、新生活的前提。基于这样的认识，哲学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知识和文化创新首要的不只是在文献中寻找新意，不是复古、守旧中寻章摘句式的猎奇，而是要利用文献资源提升解释现实、应对未来的能力。换言之，知识和文化创新是由现实的问题驱动、未来的导向予以驱动，而不只是历史性的文献驱动、传统驱动，面向现实、面向未来才是知识和文化创新、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第一面向。在此基础上，文化创新、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还要有着宏大的关怀。“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传·系辞下》）对于社会、国家和人类前途命运的忧患意识，构成了知识和文化创新的内在动力，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说读书人要以“天下为怀”“苍生为念”。康德曾说：“人间事务全体的总进程，这个总进程并不是由善开始走向恶，而是由坏逐步地发展到好；对于这一进步，每一个人都受到大自然本身的召唤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出自己的贡献。”对于人类事务的关怀和忧患，就是一种宏大的关怀。就哲学社会科学意义上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来说，要坚持问题驱动、面向未来、心怀天下，只有这样的创新才具有现实性、引领性和普遍性。坚持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就是要弘扬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结合时代的变革推动文明的更新，顺应科技革命和社会革新的历史大势，以人类生活未来发展走向为引领，面向未来、面向世界推动中华文化的革故鼎新、创新发展，实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宏伟抱负。

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不是封闭起来闭门造车、自我欣赏，而是既要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以开放的胸怀接纳世界各国的先进知识、思想和文明精华；又要努力推动中华文化参与到“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中去，特别是要展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普遍性价值和世界性意义，弘扬其所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孟子曾说：“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对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来说，这即是要求正视世界文明格局的差异化事实，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事实上的差异不意味着必然发生观念的冲突与行动的对抗，只有以一种文明凌驾于另一种文明之上才可能会导致文明之间的冲突。在世界历史上，不同文明和文化的发展有着一定程度的差异性，但差异性蕴含着互补性、借鉴性。美国学者威尔·杜兰特曾指出：“文明是合作的产物，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对此有所贡献，这是我们共同的遗产和债务。”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曾助推了世界文明的巨大进展，而近代欧美国家的科学技术也大大推动了中华文明的更新，这种不同民族所创造的知识和文化之间的互补、借鉴，对全体人类生活的改进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不同文明之间的互鉴交流的前提在于包容，没有包容性就不可能有人类知识、思想乃至文明的进步。虽然近代中国曾一度因为拒斥西方科技和商业文明而带来“落后挨打”的惨痛教训，但总体上来看，中华文明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对于与己相异的外来文化，中华文化历来倡导兼容并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中庸》），有着“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思想传统，不是单从“以我观之”的自我中心角度来看待世界，而是推崇普遍性立场的“以道观之”，注重交流互鉴中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形成了“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开放包容气度。从吸收世界文明精华的角度来说，人类的知识具有普遍性，在对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探索中，人类在整体上有着共通之处，不同个体和群体在知识获取和建构上各有其长处，吸收他人之长可以减少自身探索的难度、节省自身探索的时间，尽快达到知识上的取长补短、齐途并进，从而凭借知识的进步、技术的改善而在总体上改善人类生活。就此而言，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并不意味着对世界先进文明的拒斥和排异。在20世纪90年代，冯契先生在谈到“中国的发展前景”的时候说：“中国要建设自己的文化，那就必须对自己传统的文化有全面系统的研究评价，也要对外国的文化有全面系统的了解研究。”今天我们要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要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更要扩大多样文明的交流互鉴，在自主性创造的基础上，还要继续重视互补性、借鉴性，以海乃百川的胸怀吸收全世界范围内的先进知识为我所用。从参与到“世界性的百家争鸣”的角度来说，中国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不是为了孤芳自赏、标新立异，而是要依靠自己的文明底蕴和独立创造来解决人类生活中共同存在的问题，摆脱受制于人的阶段性困境，为人类普遍性问题贡献中国智慧。更进一步说，中国所构建的自主知识体系是否能够得以确证，是否具有人类共同性意义上的价值，还要放到整个世界的维度上去检验。能否解决人类的共同问题、能否应对全球性挑战、能否增进全人类福祉，将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可否得以成立的试金石。在谈到自主知识体系的时候，杨国荣教授曾指出：“所谓自主的知识系统，主要就是指形成于这种文化系统中，被其他的文化系统所确认的创造性成果。”辩证地来看，“自主性”与“他人的认可性”是不可分离的，只有经得起人类生活实践检验的知识才具有普遍有效性，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普遍性意义也将在全人类的生活实践检验中得以展现。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质决定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然是既吸收世界先进文明又能以自我的独特贡献为人类增进福祉的新创造，只有这样，才能既具自主性又具普遍性。构建富含开放包容性的自主知识体系还和当今世界的情势相关，当今世界，在不同国家之间盛行着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和分离主义的意识形态，宣扬文明冲突的论断屡见不鲜，族群利益至上的观念更加鲜明，文明对抗、科技封锁的意识在全世界范围内蔓延，全球秩序的稳定与安全也因之都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在这样的世界形势下，我们更有必要从知识与文化的互融、互通、互鉴视角来看待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以交流超越隔阂、以互鉴克服冲突、以共存推动进步；要充分认识到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和人类进步的源泉，在此基础上，通过吸收世界文明来促进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同时通过各种途径展现中国气象、中国格局，使得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成为推动整个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

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来说，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有必要进一步坚持中华文化的主体性、面向未来的创造性、交流互鉴的开放性。坚持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意味着延续中华文明的自主性、连续性，接续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辉煌成果，“依自不依他”，以自主的知识生产、文化传承来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坚持面向未来的创造性，意味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是复古好古、因循守旧，而是以普遍性现实问题为驱动、以天下为己任，以知识创新的成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做出坚实的贡献；坚持交流互鉴的开放性，意味着既要吸收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来加速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同时还要将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推向世界，经由“世界性的百家争鸣”而得到整个人类生活实践的检验和确认。坚持中华文化的主体性、面向未来的创造性、交流互鉴的开放性，才能更好建构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从而为接续中华民族古代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做好思想意识和文化观念上的基础性准备。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基础研究”（项目编号21JZD018）的阶段性成果、江苏省“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协同创新中心”智库建设项目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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