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东锋 | 在海外发现“新名学”——汉学家论“名”的问题

文 / 苟东锋

近年来，一些不同学科和知识背景的人文学者不约而同地聚焦于中国传统思想中“名”的问题，俨然形成一种新的学术动态。这种“名”的研究与此前的“名学”不同，可以称为一种“新名学”。我们知道，近代“名学”一方面是采取“反向格义”的方法，以逻辑学为准绳裁度中国传统学术资源的产物，另一方面其诞生的动机也并非纯粹出于学术。梁启超曾这样描述那时部分中国学者的心态：“举凡西人今日所有之学，而强缘饰之，以为吾古人所尝有。”“名学”就是顺应这种时代趋势的一种结果。相对于学术价值，“名学”更大的意义在于，它被认为是“增长国民爱国心之一法门”。能够想见，当中国学术的方法和学人的心态发生变化以后，“名学”的新局面也将随之打开。值得注意的是，可以汇集到“新名学”名下的不仅有中国学者，海外汉学家也是一支重要的力量。让人好奇的是汉学家的“名学”研究是在一种异于中国学术史的背景下展开的，那么他们的研究有何特点，又能为“新名学”的开展带来哪些启示呢？

一 “名学”的困境与汉学家的新动向

在瞩目海外汉学家的工作之前，应当重新考虑近代“名学”研究的困境及意义。清末以后，受到西方学科分类观念影响，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发生了一种根本转型，涌现了众多以“学”为后缀的学科名，“名学”即其中的一例。人们最初认为“名学”是东西方兼有的一门学问，因而既以之翻译Logic（逻辑学）一词，又用其指涉中国古代的逻辑学。然而，这种理解难免使人生疑，既然是中西共有的学问，而西方的逻辑学又十分完善，何不直接翻译和研习西方逻辑学，又何须绕一个圈子呢？民国时期，面对如火如荼展开的中国名学研究，陈独秀就讽刺道：“如适之（胡适）、行严（章士钊）辛辛苦苦的研究墨经与名学，所得仍为西洋逻辑所有，真是何苦！”这里涉及“名学”的学科性质：它既非“经学”“文学”这样中国本有的学问，也非“化学”“物理学”等中国本无的学问，而是既有又无，如同“哲学”，这就带来了理解上的分歧。

如前所述，支撑“名学”热的主要动力超越了学术本身。既然“名学”是“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那么否定这种学问的中国性就不利于提升民族的自尊和自信。在此背景下，古中国名学被塑造为与古印度因明学、古希腊逻辑学并列的世界逻辑学三大源头。1949年以后，“名学”一词被弃置不用，改以更具普遍意义的音译“逻辑”。这虽然有利于在名义上认定中国古代也有逻辑学，却造成了更大的问题，凭什么说中国古人讨论的就是逻辑？就根本层面而言，何以认为古人所讲的“名”就是逻辑学的“概念”？于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们重新启用了“名学”一词，目的就是彰显中国名学的特殊性。一味强调中国名学的普遍性，势必造成“中国”二字无法“稳住”，进而酿成中国逻辑学的合法性危机。“名学”的回归自然出于这种忧虑，却也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特殊主义。例如崔清田等当代“名学”复兴者主张：“名学与辩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仅仅依靠向西方传统形式逻辑认同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应当对之做历史的分析与文化的诠释。”这样一来，“名学”似乎就变成一种在还原历史真相的基础上增长今人见闻的考古学的工作了。

这种当代“名学”（“名辩学”）固然有其价值，却也偏离和错失了“名学”的根本初衷。须知在中国近代知识体系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X学”中，“名学”是最特殊的一个。严复当年深刻地意识到Logic的翻译不是找一个译名这么简单，而涉及中西方思想之间的比较会通。因为Logic的背后是logos（逻各斯），一种灌注到了整个西方思想的根本观念。这就要求严复在西方思想镜像的对照下以哲学家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思想，寻找一个堪比logos的观念，终于发现了“名”，进而创造出了“名学”一词。在严复看来，唯有“名”，而非一般认为的“道”“理”“性”等可以发挥统贯乃至提振中国传统思想的作用，因而他说：“盖中文惟‘名’字所涵，其奥衍精博与逻各斯字差相若，而学问思辨皆所以求诚、正名之事，不得舍其全而用其偏也。”正因如此，“名学”马上从一个译名成为一种指导研究中国古学的方法，旋即有所谓“先秦名学”“中国名学”云云。受此影响，胡适对汉儒以来“名家”的说法提出质疑：“古无名家之名也，凡一家之学，无不有其为学之方术。此方术即其‘逻辑’。……古无有无‘名学’之家，故‘名家’不成为一家之言。”不难看出，胡适理解的“名学”已经超越了Logic，而成为一种中国传统思想的“方法”或“学”。因而理解了每一家的“名学”也就掌握了每一家的“方法”；领会了“名学”，也就找到了疏通中国古代思想的总“方法”。理清了这个思路以后，胡适就撰写了他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 。众所周知，在此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 后来成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开山之作。

可以发现，当代“名学”的发展尽管陷入了困境，却也隐藏着一种希望。未来“名学”的开展不能再以“逻辑”为中心而纠结于中国名学的普遍性或特殊性，而应继承严复和胡适的遗产，将目光锁定到中国哲学的“方法”上。从“方法”出发亦即找到一种哲学的“底色”或“底本”，也就是决定一种哲学传统特质的基本原则和观念。当严复试图对统摄西方思想的logos进行意译时，他已经触及了哲学“方法”问题。由于logos在西方哲学中作为一个统贯性的原则十分明显，这就使得像严复和胡适这样的思想家萌发了寻找统摄中国哲学的基本原则的意识，“名”正是在此情境下被发现的。由此可见，近代“名学”研究的最大意义不在于确证中国古代逻辑学的存在，而在于从中西哲学比较的视域中重新发现了作为中国哲学“方法”的“名”的观念。事实上，“名”的观念所蕴含的丰富和深刻的意义在以往的“名学”研究中并未被充分注意到，甚至因为轻易地用“概念”反向格义“名”而被遮蔽了。毋庸置疑，当“名学”研究超越“反向格义”的范式，必然会迈向一个新阶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才将近些年出于各种考虑而重探“名”的问题的研究称为“新名学”。当我们着手整理这些研究时会发现，一些海外汉学家已在那边等待“汇合”了。

汉学家对“名学”的关注最初是在一种“发现中国古代逻辑”的问题意识主导下进行的。20世纪后半叶，在杜米特留（Anton Dumitriu）、陈汉生（Chad Hansen）和李约瑟（Joseph Needhan）等人的相关论著中，都表述了一种将中国逻辑看作“唯一一种基于非印－欧语言体系的逻辑”的看法。不过，就研究的本心来讲，汉学家们主要还是将中国逻辑以及印度逻辑视为“反思西方逻辑传统与观念的一个重要机会”。相比较而言，日本的汉学家更能注意中国逻辑的特殊性。例如加地伸行具体回应了“中国有没有逻辑”的问题。在他看来，逻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指的是形式逻辑，广义指的是符号学。认为“中国没有逻辑学”，就前者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就后者而言，则是不对的。加地伸行认为中国逻辑是沿着符号学中的语义学方向发展的，这与中国语言中汉字对概念的固定有关，并以“名实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见解显然具有启发意义，但在这一时期，无论是西方汉学家还是日本学人，都是站在西方逻辑学话语体系中思考的，并没有将“名”看作一个独立问题。

真正将“名”作为一个专门议题重探其价值是进入21世纪特别是近十年以来的事。此时一些汉学家不再将“名”仅仅视为逻辑学意义的“概念”或“语词”，而是深入中国思想的语境，探讨其多元化的内涵。其中有三项研究较为典型：其一，陶欧力（Ori Tavor）对命名与权力的讨论。陶欧力一方面从彼得·伯克（Peter Burke）的语言社会史角度出发，另一方面着眼于新中国的语言改革运动，进而追溯到作为其理论来源之一的儒家“正名”学说。以荀子的“正名”理论为中心，陶欧力借鉴福柯知识与权力的方法，提出中国早期思想家充分意识到语言在恢复社会政治稳定中的构成作用，他们以语言工程进行“话语”建构。其二，莎拉·马蒂斯（Sarah Mattice）从角色伦理视角对“正名”的思考。马蒂斯发觉早期希腊哲学家重视逻辑学，早期中国哲学家重视修辞学；前者注重“使其正确”（get it right），后者则关注“正名”，即恰当地使用“名”（using names properly）。由此出发，马蒂斯认为“正名”应当在时间的论域中理解为从当前开始追溯过去和展望未来，而非简单地“法古”。在此意义下可将安乐哲等人的“儒家角色伦理”理解为“正名”的一个实例，即对自己的角色和社会关系进行充分协调。其三，尤锐（Yuri Pines）对名声观念的政治维度的探讨。尤锐注意到“名”在汉语中具有丰富的语义并对其名声义在早期中国政治方面的作用做了深入分析。在尤锐看来，追求名声可以看作早期中国政治的一种主要动力。面对道家“名与身孰亲”的怀疑，儒家肯定名声与名教，一方面以之激励民众为善，另一方面则将美名视为对君子在现实生活中缺乏成就的一种补偿。

上述三位汉学家具有代表性的原因在于他们分别探究了“名”的三种基本内涵。陶欧力对命名和权力的讨论涉及名言义，马蒂斯角色伦理意义的“正名”关乎名分义，尤锐的研究则从政治维度关注名声义。由此来看，他们实际上是沿着“名”观念的自身脉络推进“名学”的研究。如果说这三位学者的研究主要仍停留在“名”的内涵本身，那么下述两位汉学家的工作则涉及从“名”的视角对中国哲学的整体性考察。其中，戴卡琳（Carine Defoort）反思了胡适建构的“正名”话语及其对现代中国哲学的深刻影响；葛立珍（Jane Geaney）则基于西方哲学家德里达对汉字书写的评论讨论“名”的感觉根据并在此基础上重思汉语言哲学的核心问题。可以发现，两者分别触及了“名学”的古今与中西问题。鉴于她们二人工作的重要性和典型性，以下首先描述，然后评述和引申她们的研究。

二 “名学”研究中的古今与中西问题

比利时汉学家戴卡琳敏锐地注意到作为第一部重要的中国哲学史的撰写者，胡适建构了一套“正名”的现代话语。在西方哲学的启发下，胡适试图摆脱传统的中国叙述，他将孔子学说的核心精神解读为“正名”，认为孔子“正名”思想激发了先秦诸子对“名”的兴趣，进而牵引出先秦时期一系列见解，这些连续的“名学”构成了早期中国特定类型的逻辑发展。戴卡琳这个概括是有根据的，胡适后来就明白指出：“我这本书（《中国哲学史大纲》 ）的特别立场是要抓住每一位哲人或每一个学派的‘名学方法’（逻辑方法，即知识思考的方法），认为这是哲学史的中心问题。”不过，戴卡琳想提醒的是胡适这套“正名”的话语几乎未经批判地影响了现代中国哲学史叙述，变成了教科书中反复出现的僵化教条。问题在于将“正名”抬升为中国早期哲学的核心观念似乎只是胡适对中国早期文献进行现代重构的产物。戴卡琳借用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谓“冻结”的说法来理解“正名”这个既定且冰冷的概念和理论，并期待“解冻”“正名”的现代观念。

在戴卡琳看来，尽管现代学者对“正名”进行了广泛多元的研究，这些成果却表现出六个家族相似的特征：“（1）对《论语》 ‘正名’章的完整引用；（2）对‘正名’重要性的坚持；（3）来自孔子语录的证据；（4）更广泛的文本证据；（5）对于‘正名’话语连贯性的构建；（6）与传统强烈而割裂的关系。”戴卡琳认为这六个特征贯穿了整个20世纪的“正名”诠释，包括海外学者在内的现代学人大都不自觉地采取上述方法理解“正名”，而他们往往并未注意这套“正名”的话语体系的“始作俑者”是胡适。戴卡琳还从这六个方面分析指出，现代“正名”话语与前现代的“正名”诠释之间存在明显的断裂。例如她提到：“现代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普遍倾向于将孔子对‘名’的兴趣视作其思想中至关重要且极具代表性的观点。有时甚至将‘正名’视作孔子对于中国思想与社会的决定性贡献。”在古典时代，尽管“正名”的价值也不断被提及，但是它“从未被视为孔子哲学或中国思想的核心”。她还注意到现代学者不仅将《论语》 中的其他语录看作“正名”的例证，还将更多古典文献作为辅证纳入其中，这种做法在前现代的叙述中较为少见或偶有一见。

值得注意的是，戴卡琳并未否定胡适以及现代学者对“正名”研究的价值，甚至承认这种“正名”的现代话语是成功的。她还提出两种“假说”用来解释为什么“正名”的话语是成功的：第一，“正名”的话语是由确定一个特定的中国本土观念的强烈诉求驱动的。对胡适而言，发现一种真正的中国哲学是极其重要的。胡适留学美国，后来转读哲学，他接受了西方思想的洗礼进而发现了中国特有的东西，在与他者的对抗中激发了对自我的一种新的看法。由“名学”（study of names）所指向的“逻辑”（logic）就是这种中国式的哲学。第二，“正名”的话语还由学术研究的一般机制所驱动。戴卡琳认为学术机制可以用查尔斯·斯蒂文森（C. L. Stevenson）的“说服性定义”说明。这大致是讲具有强烈感情意义的术语往往引起人们对其描述意义的争论。由此就能理解，对“正名”意义的巨大兴趣及对其重要性的无可争议的肯定，为“正名”研究解读的蓬勃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戴卡琳对胡适以来现代“正名”话语的反思将“名学”重新置放在了中国哲学的维度。她对“正名”话语之所以成功的两个“假设”尤为值得称道，却也留下这样一些疑问：为什么“名学”作为中国哲学的具体形态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强加的？为什么古今学者之间对“正名”重要性的理解存在张力？当代“名学”的发展需要回应这些问题。

同样是思考“名”的问题，如果说戴卡琳意识到了“正名”话语的古今之变，进而将其关联到对现代中国哲学方法论的省察，美国汉学家葛立珍则注意到“名”背后的中西语言差异，并以之回应现代西方哲学的困境，进而触碰到了“名学”在世界哲学中的潜在价值。葛立珍发现，汉学家长久以来都未认真对待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论文字学》 中对汉字书写的评论。德里达认为主导西方文化的是一种强调语音超越性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语言模式。这种可以称为“日心说”的模型认为言说（speech）作为太阳被作为日食的书写（writing）所威胁。言说高悬于书写之上，使得书写成为一种可替代品并形成对言说的超越性的遮蔽。以汉字书写为例，德里达质疑每种语言都必须包括一种“日心式”的言说与书写模型。葛立珍指出，“德里达问题”的真正价值是“鼓励我们从基础层面上重新思考‘语言’”，她主张从“早期汉语元语言学术语”（early Chinese metalinguistic terminology）出发回应德里达。以“名”这个术语为核心，葛立珍考察了其与视觉和听觉的关系，最终认为“早期汉语文本并没有产生‘言说=在场’和‘书写=缺场’的等式”，从而支持了德里达关于汉语书写可能导致西方认识论动摇的推测。

具体而言，葛立珍不同意按照汉学界通常的做法将“名”（name）翻译为“语词”（word）这样兼具言说和书写的语言单位，而认为“名”在早期汉语中主要指代有含义的声音单位。葛立珍留意到，汉语文学的特点是“平行模式”，书写与言说在早期中国的文本中具有平行的地位。从先秦到宋代的文本，其关切点都在于平衡语音与文字，而在这种对比和平衡中，“名”都属于听觉的范畴。此外，在“名”与“形”、“名”与“色”、“名”与“体”、“名”与“身”以及“名”与“实”的对比中，“名”的听觉性都可以通过与视觉的相比或在与听觉的平行中得到确证。不过，虽然汉语中的“名”很少用来指“图像字”（graph），但也有明显的反例，如郑玄的“古者曰名，今世曰字”。葛立珍主张这应当考虑到汉代以后的文字规范化。汉代之前，单个书写单位的术语尚未统一，有数个术语可用来意指一个书写单位，“名”便是其中之一。到公元1世纪末，文字的规范化工作已经完成，“字”被牢固地确立为书写单位的术语。因此，郑玄所谓以“名”表示“字”的用法已经成为了过去式，以至不被当时的读者所了解，这恰恰说明这种做法并不成功。葛立珍认为个中原因需要通过汉语中的视听平衡来解释，既然“名”的本质是听觉的，“声音对视觉领域的干扰本已让人不安，将听觉术语用于视觉语境肯定会加剧这种不安”。也就是说，在视听平衡的机制中，隶属听觉范畴的“名”不宜加诸具有视觉要素的文字。

通过对“名”的听觉特质以及早期的中国文本注重可听项与可见的实体之间的平衡的揭示，葛立珍一方面回应了一些流行观点，另一方面回答了“德里达问题”。就前者而言，鲍则岳（William G. Boltz）等汉学家有鉴于很多汉字因其语音价值而被使用，所以强调汉字书写与言说的联系，进而肯定汉语的语音中心倾向。在葛立珍看来，这种观点只看到了表象，从汉语的视听平衡来看，它并不是一种语音中心的语言。就后者而言，葛立珍认为德里达对于汉字书写的评论并没有走错方向，但原因并非他想当然的那样。在早期汉语文本中，书写和言说被归入平衡的听觉和视觉对比中，这显然不能理解为“日心式”的语言模式。可以发现，葛立珍站在德里达的立场上对德里达的推测提供了较完备的论证。这一论述的价值在于当德里达以其解构主义批判整个西方哲学时，其潜在的参照对象是中国哲学，然而就连德里达本人对中国哲学的具体情况也不甚了了，而葛立珍的工作表明，从“名”的角度出发有望真正回应“德里达问题”，并由此出发重新思考中国哲学的特质及其与西方哲学的关系。但是，问题还远未结束。比如在肯定“名”的听觉属性的前提下如何进一步定位这一汉语的元语言学术语？汉语文本中表现出的视听平衡机制的原因是否可以进一步追问？这些问题仍需讨论。

三 哲学“底本”视域中的“新名学”

综上所述，海外汉学界近年来围绕“名”的问题所展开的诸多研究已经溢出了以往“名学”的既定框架。它们与汉语学术界在反思近代以来“名学逻辑化”以及“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背景下所出现的一系列“名”的研究共同构成了一种“新名学”的学术研究新态势。相对而言，海外“新名学”对“名”的问题的探索在深刻性和系统性上都更进一步，值得国内学界注意。然而，就“新名学”的整体研究而言，海内外的学者都缺乏足够的自觉性。这表现在一方面，多数研究者仅仅是在个人研究兴趣的驱动下摸索到了“名”的问题，并没有意识到“名”的问题本身的重要性及其方法论意义；另一方面，部分体会到“名”的重要性的学者对这种重要性尚无深刻的认知。由此说来，未来“新名学”势必要在方法论的层面对“名”的问题本身有所反思。就笔者个人的思考进路来讲，这个问题可以置于中国哲学“底本”的视域进行理解，如此不仅可以回应汉学家的遗留问题，而且会发现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

哲学“底本”这个说法是当代学者俞宣孟在中西哲学比较的过程中提出的。在俞宣孟看来，相对于哲学具体观点、问题间的比较，哲学的整体比较才更重要。所谓整体比较其实是“哲学形态的比较”，中西方哲学在形态上的根本区别是“一体”与“两离”。所谓“一体”是指“中国哲学并不把世界描述为分离的两个，哲学的精神——道也不游离于我们唯一的现实世界之外”。“两离”是说“有一个可感的世界以及另一个与之分离存在的不可感的世界，后者是哲学的精神——即本体论所表达的那些纯粹原理所栖身的地方。”照此理解，俞宣孟提出中西方哲学具有不同的“底本”，“底本”决定着哲学的基本形态。本体论最核心的观念Being（存在、存有、是、本体）是西方哲学的“底本”，至于与道论相关的中国哲学的“底本”是什么俞宣孟并未明确指出。不过，他留下了一些提示：一方面，“底本”的确定需“将语言表达形式和思想方式结合起来考察”；另一方面，“中国哲学肯定有自己的底本，它们散见于二千多年的文献中，等待着我们用今天的眼光把它整理出来”。在此基础上，笔者经过系统考察提出中国哲学的“底本”与“名”的观念相关。与作为西方哲学“底本”的Being的情况不同，“名”的观念牵涉中国哲学的“一体”形态。因此，中国哲学的“底本”与其说是“名”，不如说是“名”与“实”的“一体”。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道”不游离于现实世界之外其实是讲道应在名实相符中领会，只不过不同的学者和学派对名实符合的理解不同。从中西哲学“底本”的视角出发，如果说中国哲学强调的是“可感的世界”与“不可感的世界”之间的关联，那么西方哲学则可以格义为强调一种离开“实”的“名”。

需要补充的是，中国哲学“底本”观念并非简单比附西方哲学的产物，而是在中西文化的整体比较过程中自然萌生的。一般而言，两种异质文化的沟通融汇需要建立在各自贯通的基础上。近代早期，当严复发现西方文化表现出极强的自组织性，贯穿其中的主要脉络是logos之后，这反过来促使他思考：中国文化是否也存在这样一条贯穿的线索？它不仅可以在实质上重新组织中国文化，还能够与西方文化的那个贯通原则再做比较会通。严复慧眼卓识，由此发现了“名”的观念并创造出“名学”这个对现代中国学术史影响深远的术语。随后在严复的基础上，对西方哲学了解更深的胡适提出将“名学方法”作为哲学史的“中心问题”并书写出现代意义的第一部中国哲学史。然而，令胡适遗憾的是“后来写中国哲学史的人，很少人能够充分了解这个看法”。

今天，我们可以重新评价胡适的这个看法，他所谓“抓住每一位哲人或每一个学派的‘名学方法’”就是要抓住中国哲学的“底本”。只不过由于胡适当年并没有建立在中西哲学整体比较基础上的明确的“底本”观念，所以他还仅从“名”的角度，而没有从“名实一体”的层面理解这种作为“方法”的“名学”。由此可见，哲学的“底本”可以理解为某个哲人、学派或哲学思潮在把握时代问题的基础上对自身的传统有了一番新的领会，进而抓住体现传统神髓的某个核心观念。由于个人情况和时代问题的差异，不同的学者在不同的情境下所抓住的哲学“底本”未必相同，但它们却总呈现出某种“家族相似性”。戴卡琳注意到由胡适构造的“正名”话语在近代横空出世并成为现代中国哲学史的某种教条，其与传统的“正名”诠释之间存在张力，这可以从哲学“底本”角度获得深层理解。一方面，作为现代中国哲学“底本”的“正名”话语生成于中西哲学比较的背景，这决定了它不能因循历史上其他时代的“底本”观念，而需要在创造性转化的建构过程中重新确立；另一方面，由于“底本”涉及哲学传统的神髓，这又决定了它的建构不能凭空生造，而应体现中国哲学的底色，“名”的问题以及由此牵涉的各种“名学”就是在此意义下被重新发现的。

沿着中国哲学“底本”的方向继续探索，还有利于解决葛立珍回应“德里达问题”时的遗留问题。这涉及命名何以能，即“名”何以“名”这样一个“名学”中最核心的问题。在以往的“名学”研究中，由于径将“名”等同于“概念”或“语词”，命名的问题并没有引起重视，至多只是在荀子《正名》 的框架下讨论到“所为有名”“所缘以同异”与“制名之枢要”等问题。葛立珍通过德里达，从汉语言哲学的角度触发了“名”的感觉根据问题，这使得命名的问题一下子变得别开生面。在与西方哲学比较的过程中，葛立珍在德里达的提示下发现汉语哲学既不是听觉中心，也不是视觉中心，而是存在一种视听平衡的机制。那么，这种视听平衡的具体情况是什么？葛立珍并未多言。不过，在力图把捉中国哲学“底本”的当代学者贡华南那里，视听平衡得到了一种具体说明。贡华南从思想演变的角度分析中国古典思想中命名的感觉根据问题，认为“命名之根据，经历了从‘形’到‘声’，最终到‘味’的历史演变”。其中，“形名”阶段以视觉为中心，强调客观性，“声名”阶段以听觉为中心，强调主观性，“味名”阶段则以味觉为内核，注重主客融合，由此形成了以味觉为主导的中国传统命名基调。照此理解，味觉并不是取代视觉或听觉，而是对两者的一种统合，实际上是视听平衡的一种具体表现，这显然比葛立珍的解释更深入。

不过，如果继续追问作为中国哲学“底本”的“名”何以“名”的问题，就会发现贡华南的“味名”理论仍有可以商榷的余地。首先，贡华南认为中国古典思想中视听平衡的态势是汉代以后确定的，这是需要存疑的。如果我们对德里达和葛立珍反复申述的汉语言哲学中的听觉倾向有足够的重视，就会发现听觉中心的时代不在汉代，而需要上溯到周代以前的上古中国。由此出发，周代文化的整体精神就体现为以礼乐活动中所彰显的强烈的视觉要素涵摄听觉的传统，进而形成一种视听平衡的局面，这表现在先秦时代对“聪明圣智”的整体强调上。其次，以味觉作为视听平衡及主客融合的表现形式是否准确，也可以商榷。进一步说，孔子在继承礼乐文化的前提下创设儒家，是以仁涵容圣智的观念，这可以理解为以作为仁的感觉基础的触觉稳住了圣智体现的视听平衡原则。就此而言，我们一方面可以基于比味觉更基础却保留了味觉的主客融合精神的触觉理解汉语言哲学的命名根据问题，另一方面也能看到，视听平衡需要限定在礼乐文化和儒学的语境中，至于其他学派，则是另外的情形。可以发现，如果在葛立珍的基础上沿着哲学“底本”的方向继续追问“德里达问题”，我们对中国哲学的特质及其与西方哲学的关系，又可以向纵深的层面推进一步。

可以归入海外“新名学”的研究还有不少，以上只是就笔者所见，择其要者做了一些勾描和评论。总的来讲，汉学家近年来对“名”的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或许是由于一方面，汉学家的海外立场决定了他们可以抽出身来，以某种远观的方式审视其研究对象，这样就更容易从整体角度发现问题的实质。戴卡琳对胡适的“正名”话语与现代中国哲学叙述的探讨以及葛立珍从“德里达问题”出发对语言与中西方哲学问题的讨论都可如是观。另一方面，由于语言和话语体系的差异，汉学家在方法论上较少受到“反向格义”的研究范式的束缚，这使得他们可以更多受到个人的想法和兴趣的支配。陶欧力、马蒂斯和尤锐等人对“名”的问题的精深探讨多属此类。尽管如此，海外汉学家的研究在方法论的层面仍缺乏足够的自觉。如果在超越“反向格义”的基础上将“名”作为一种研究中国哲学的方法，进而从中国哲学的“底本”出发审视“名”的问题，就会发现未来“新名学”的发展，仍有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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