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论：终结还是改造？
本文选自《人类知识的默会维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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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认识论的危机
在西方近代，发生了“认识论转向”,认识论成了第一哲学。但是，正如泰勒（Charles Taylor)指出的那样，自黑格尔(Georg W.F. Hegel)以来，对近代认识论的批判不绝如缕。随着罗蒂(Richard Rorty)《哲学和自然之镜》的出版，发端于笛卡儿（René Descartes），中经洛克(John Locke）和康德（Immanuel Kant），并在 19世纪和20世纪的各种哲学中得到延续的整个认识论传统，受到了挑战。在20世纪最后二十年间，拒斥认识论成为一种时尚，时常可以听到“认识论的危机”“认识论的破产” “认识论的终结”甚至“认识论之死”的论说。批评者从不同角度来质疑近代认识论。批评的焦点之一，是近代认识论的表征主义特征（representationalism），即认为知识的本性是内在心灵对外部对象的表征。罗蒂认为，表征主义混淆了因果说明和辩护。① 泰勒则认为，表征主义的致命缺点是主体和客体、内在心灵和外部世界相分离(disengagement)。与外部世界相分离的主体(disengaged subject)的观念，歪曲了人的能动性（human agency)，使得与人类知识问题相关的一些重要方面处于晦暗不明的境地。他高度赞扬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认为后者关于在世(being-in- the-world)的分析瓦解了表征主义。泰勒说：海德格尔——特别是在他关于在世的著名分析中——已表明，形成关于实在的分离式表征的条件，是我们必须已经介入应对世界的活动之中，和世界内的事物打交道，控制它们。分离式的描述是存在者(此在)的一种特别的可能性，它只能间歇地实现。这个存在者总是以另一种方式处于世界之“内”。作为一个行动者，他正致力于实现某种生活形式。这是我们“首先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所从事的活动。②人总是已经(always already)介入世界了。只有当我们应对世界的活动受阻，或以某种方式破产了，才会产生拥有分离式表征的需要。可见，表征主义属皮相之见，而非探本之论。海德格尔对在世的分析，瓦解了与世界相分离的主体的观念，破坏了近代认识论的表征式知识观的基础。随着表征主义的崩溃，近代的认识论传统就处于危机之中了。面对近代认识论的危机，哲学家们采取了不同的态度。罗蒂主张彻底放弃认识论。泰勒则认为，放弃认识论，不能真正克服近代认识论的困难。关于近代认识论，罗蒂和泰勒之间有过多轮往复辩难。他们都认为自己走出了笛卡儿式的表征主义认识论，但两人的进路完全不同。罗蒂主张放弃传统认识论的问题和概念区分，比如与实在相符合的问题、框架一内容的谈论方式等；泰勒则认为，重要的是对这些问题和概念区分作重新表述，而不是简单地放弃它们。泰勒一语道破了自己和罗蒂之间的差异：罗蒂是一个最低纲领主义者：他认为，我们最好忘却关于我们的思想如何与实在相联系即关于心灵和世界的关系(the rela- tion of Mind to World)的那一整套问题——如果我一不小心用了这些罗蒂喜爱嘲讽的大写的术语。我是一个最高纲领主义者：需要重新表述那些得自认识论传统而被歪曲理解的问题，我们太需要这么做了。③
罗蒂的最低纲领主义主张抛弃传统认识论的问题和概念区分，可以义说是一种抽身离去的方案(a walking-away strategy)，而泰勒的最高纲领主义则试图在一个新的哲学视角下来重新表述传统认识论的诸问题和概念区分，可以说是一种通过改造以使认识论获得新生的进路(a continuation-through-transformation approach)。笔者认为，与罗蒂的方案相比，泰勒的进路无疑更具建设性。贵格农（Charles B. Guignon）在《实用主义还是诠释学？基础主义之后的认识论》一文中，考察了罗蒂和泰勒克服传统认识论的不同思路。显然，他更倾向于泰勒的诠释学进路，而对罗蒂的新实用主义持批判态度。他追随泰勒，把人看作是介入世界的行动者，主张在此基础上来研究人类知识问题。“从诠释学的观点来看，只有当我们已一般地阐明了我们的在世处境之后，关于真理、合理性、辩护以及相对性等传统认识论问题，才能得到重新表述和讨论。”④在他看来，在人的在世活动这个坚实的基础上，重新表述传统认识论问题，认识论将焕发新的生机。笔者对改造认识论的研究进路深具同情。我认为，泰勒和贵格农提出的课题是充满希望的，也将是富有成果的。无疑，以扭曲的主客分离图景为基础的传统认识论必须被超越，但这不是认识论的终结。人类知识问题依然还在，并且充满了吸引力。需要转换的，是研究的视角和进路。如果我们同意这一点，那么，进一步的问题就是，如何通过扎实的工作来将这种改造认识论的进路落实下来?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关于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的讨论，可以贡献不少有价值的内容。“默会知识”这个术语，最早是由波兰尼（Michael Polanyi）于1958年引入哲学讨论的。默会知识论被公认为是他对哲学最具原创性的贡献。如下文将要阐明的那样，“通过寓居而认知”(Knowing by indwelling),是波兰尼默会知识论的核心主张之一。对于波兰尼来说，寓居不仅是一种认知方式，而且是一种存在方式：所有理解都以我们寓居于我们所把握对象的细节之中为基础。这种寓居就是我们介入到我们所把握对象的存在之中，它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在世(being-in-the-world）。⑤
每当我们寓居于我们试图加以理解的某物的诸细节之中，或寓居于物质工具之中，或寓居于理智工具如我们言述文化的解释框架之中，我们的存在状态就会经历某种变化：寓居就是在世。默会认知的任何一种行动，都会改变我们的生存状态，重新定向和收紧我们介入世界的活动。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在其他的名目下研究了这种过程。现在我们必须以默会认知更具体的结构来重新诠释这类观察。⑥
这就是波兰尼在默会知识论的立场上对海德格尔在世思想的诠释。“寓居就是在世”这一命题极富暗示性，它具有丰富的哲学意蕴。对笔者来说，它指示了如下可能性：在默会知识论所指示的方向上，我们也许能发现一种充满希望的、富有成果的研究进路，来超越传统认识论。总之，笔者将从应对“认识论的危机”的问题意识出发，来切入默会知识论的研究。我认为，在关于“认识论的危机”的论说中，哲学家们对近代认识论的批判是深刻的，但是，像罗蒂那样得出放弃认识论的结论，未免过于消极了。相对而言，我更倾向于泰勒式的改造认识论的进路。为了落实和深化这种更为积极的应对“认识论的危机”的进路，有必要重视默会知识论的研究。长期以来，英美流行认识论把注意力集中在命题性知识之上，把知识理解为得到辩护的真信念（justified true belief)。这种理解其来有自，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虽然一般的英美认识论研究者在讨论知识的含义时也会顺带提及能力之知(knowing how)和亲知(knowledge by acquaintance)等，但这只是礼节性的承认，这些知识类型并不构成他们认识论反思的主题。但是，在20世纪，也有一些哲学家认为，认识论仅仅关注命题性知识，出发点过于狭窄，会错失有关人类知识问题的很多重要方面。他们力图打破流行的认识论的狭隘性，努力将亲知和能力之知等非命题性知识纳入认识论研究的范围。比如，罗素（Bertrand Russell）和赖尔（Gilbert Ryle）分别对亲知和能力之知作了开创性的研究。20世纪中叶出现的默会知识概念，涵盖了能力之知和亲知等知识类型。默会知识论的兴起，有助于我们克服英美流行认识论的缺陷。半个世纪以来，围绕默会知识概念以及相关问题，在西方学术界已经产生了大量文献。其中既有概念性的基础理论研究，也有经验性的、应用性的研究。⑦ 笔者的兴趣是哲学的，所以本书将聚焦于前一方面的工作。在哲学范围内，按照一些西方学者的概括，在这个论题上主要聚集了三大传统：波兰尼传统、后期维特根斯坦传统和现象学—诠释学传统。⑧ 三大传统各有自己的研究纲领，都对默会知识论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据笔者的观察，现有的研究有如下不足之处：（1）对默会知识概念的理论潜力认识不够，没有形成新颖的问题意识，来应对当代哲学中的重大理论问题，比如上节提到的“认识论的危机”。(2)对默会知识的研究从总体上说比较零碎，缺乏一种整体性的观照，没有分疏这一概念所牵涉的多重概念关系，未能勾勒出默会知识论的基本概念框架。(3）三大哲学传统之间缺乏足够的思想交流，一个传统中的学者对于另一传统中的学者的工作往往不甚了了。默会知识论的研究要取得明显的进展，必须在上述三个方面有所突破。本书将在此方向上作一番努力。上节所论，就和第一方面的问题有关。笔者将默会知识论和克服“认识论的危机”的课题扣连起来，是希望为默会知识论的研究注入新的问题意识。第二个方面的问题，牵涉到本书的主体内容。默会知识概念具有丰富的哲学意蕴，可作多维度的考察。它牵涉到人类知识问题上的多重概念关系，挑战了西方哲学传统中多种根深蒂固的成见。本书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通过分疏默会知识概念所牵涉的多重概念关系，系统地勾勒出默会知识论的概念框架。在默会知识概念的多重意蕴中，最直观的莫过于它与语言表达之间的关联了。默会知识概念的提出，首先是为了挑战西方哲学史上命题导向的知识观。围绕知识表达问题上默会的和言述的(the tacit and the articulate)这一概念关系，第一部分将考察：(1)默会知识问题上的维特根斯坦式的进路，(2)波兰尼的默会知识论，(3)赖尔的能力之知(knowing how)概念。在默会知识论的研究上，维特根斯坦传统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区分了强的默会知识概念和弱的默会知识概念。强的意义上的默会知识，是指那些原则上不能用语言来充分表达的知识；弱的意义上的默会知识，是指那些虽未被言说，但非原则上不能充分言说的知识。波兰尼的默会知识概念主要有两种含义：(1）默会能力（tacit powers)以及作为其运用的默会认知活动(tacit knowing),(2)辅助项的不可确切指认性，两者分别对应于强的默会知识概念和弱的默会知识概念。波兰尼所说的默会能力及其运用，维特根斯坦派学者所讨论的强的意义上的默会知识的部分内容，属于赖尔所说的能力之知。赖尔强调能力之知和命题性知识(knowing that)的种类差异，其义理旨趣与默会知识论若合符节。赖尔为能力之知张本的努力，一直受到理智主义的质疑，近年来，最重要的质疑来自斯坦利(Jason Stanley)和威廉姆森(Timothy William- son）。我们将从默会知识论的角度出发，为赖尔辩护，阐明能力之知是默会知识的一种重要形态。总起来说，在默会的和言述的这一概念关系上，默会知识论不仅主张默会知识的独立存在，而且主张默会维度的优先性，进而展示了默会的东西和明述的东西之间的动态关系。在阐明默会知识论基本主张的过程中，我们将触及人类知识的表达问题上的一些重要界限，如被言说的和未被言说的、可充分言说的和不可充分言说的、可表达的和不可表达的等。为了刻画默会认知的结构，波兰尼提出了著名的两种觉知的理论。他认为，默会认知展开于从辅助觉知到焦点觉知的动态过程中。在此基础上，他指出，默会认知的特点是通过寓居而认知。“通过寓居而认知”这一表述意蕴丰厚，第二部分拟从三个方面来加以阐述。(1)在世的认识论意蕴。如上所述，波兰尼从“通过寓居而认知”的思想出发，主张“寓居就是在世”。笔者将按照波兰尼所指示的方向，对海德格尔的在世观念作一番认识论分析。默会知识论和在世观念的相互阐释，旨在克服近代认识论的表征主义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主客分离思想。(2)具身性维度(embodiment)。波兰尼“通过寓居而认知”的思想，深刻地洞察到了身体特殊的认识论地位，即通常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只有一种辅助觉知。在具身性问题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波兰尼和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的思想交汇。对默会知识论的具身性维度的揭示，是为了挑战西方哲学，特别是笛卡儿以来西方近代哲学中的非具身性（disembodiment）倾向。（3）亲知问题。“通过寓居而认知”的思想与亲知概念有内在联系。罗素首先使亲知概念获得了哲学上的重要性，凯农（Dale Cannon）立足于波兰尼的默会知识论，赋予亲知概念以更为丰富的含义，大大地推进了亲知论的研究。总之，第二部分将围绕交接的和分离的(the en- gaged and the disengaged）、具身的和非具身的、表征的和非表征的(the representational and the non-representational)、直接的和间接的(the immediate and the intermediate)等概念关系，来展开对人类知识问题的探讨。默会知识论不仅把能力之知作为默会知识的重要形态，而且深入探讨了各种具体的能力之知，如技能、鉴别力（connoisseurship）、判断力、理解力等。波兰尼把技能和鉴别力视为默会知识的典范，认为在技能和鉴别力的培养上，具体范例比一般规则更为重要，这就触及了默会知识论的又一重要概念关系，即普遍的和特殊的(the universal and the particular)。从这一概念关系入手，第三部分将着重讨论四个论题：(1）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实践智慧概念，（2）康德的判断力概念，（3）应用的认识论分析，（4）范例、规则和默会能力。在对知识的理解上，自苏格拉底（Socrates）以来，在西方哲学中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重普遍而轻特殊的思想倾向。默会知识论挑战这一倾向，把实践智慧、判断力以及（与机械性应用相对的)启发性应用，视为默会知识的典范，其共同点是致力于普遍和特殊的联结，并且把权重放在特殊之上。默会知识论进而强调，在技能、鉴别力、判断力等默会能力的培养上，范例优先于规则。这意味着，类比思维或范例推理是传递默会能力的一种基本方式。与实践智慧、判断力和启发性应用相比，类比思维或范例推理更是注重个别和特殊，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从个别到个别、从特殊到特殊的创造性过渡的能力。波兰尼的默会知识论认为，在认识过程中，我们总是依赖于某些东西以关注其他的东西。对于我们所关注的东西，我们能够作批判的考察，对于我们所依赖的东西，我们的态度常常是非批判的。波兰尼对笛卡儿以来那种一味地推崇批判、怀疑的哲学倾向，作了深刻的批判，提出了“后批判哲学”的主张。围绕“批判的和非批判的”(the critical and the uncritical)这一概念关系，第四部分着重讨论两个论题：(1)怀疑和信念，(2)传统、权威和原创性。在怀疑和信念的关系问题上，特别是在对普遍怀疑原则的批判上，波兰尼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之间存在着一种实质性的思想会聚。相应于明述知识和默会知识的区分，波兰尼提出了明述怀疑和默会怀疑的区分。默会怀疑的发现，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认识论议题。在传统、权威和原创性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将看到，波兰尼和伽达默尔(Hans- Georg Gadamer）殊途同归，两人分别从科学哲学和诠释学的角度出发，强调了传统、权威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我们将阐明传统、权威和原创性之间的动态关系，以及认知意义上的顺从和异议之间的动态关系。在前面四个部分中，我们讨论了默会知识论对传统认识论一些成见的挑战。在第五部分中，通过对现代西方哲学中一些重要论题的回应，我们将进一步展现默会知识论的概念潜力，在此过程中，我们将触及更多有关人类知识问题的概念关系。我们的论题主要有：(1)“没有认知主体的认识论”之批判，(2)认识论与“心理和逻辑之辩”,(3) “斯诺问题”的哲学反思，(4) “习惯性道德”观念之检讨。近代以来，客观主义科学知识观强调科学的超然品格，标举科学的非个人特征，波普(Karl Popper)的“没有认知主体的认识论”是客观主义的必然结局和典型表达。在批判客观主义的过程中，波兰尼提出了个人知识论。哈克(Susan Haack)对波普“没有认知主体的认识论”的批判，是对波兰尼的一个强有力的支持，但是她的“具有认知主体的认识论”和波兰尼的个人知识论又有很大的不同，两者之间的关系庶几相当于“导论”和“正文”的关系。“没有认知主体的认识论”和个人知识论(theory of personal knowledge)的对峙，其理论实质可用人类知识问题上的超然和介入(detachment and involvement)这一概念关系来刻画，也与心理与逻辑之辩(the psychological and the logi- cal）密切相关。在波兰尼那里，个人知识和默会知识有联系又有区别（the personal and the tacit)。默会能力是个人系数的一部分，所以，从范围上说，个人知识论涵盖了默会知识论，但由于默会能力在个人系数中的独特地位以及波兰尼后来的着力发挥，默会知识论在其思想体系中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以至于我们可将默会知识论和个人知识论并置，强调它们各自不同的理论旨趣。个人知识论强调科学家的个人性介入对于形成和持有科学知识不可或缺，不是要把科学知识主观化、心理化，因为波兰尼严格地区分了个人的和主观的(the personal and the subjective),并且强调，对包括默会能力在内的个人系数的研究，不是心理研究，而是广义的逻辑研究。所谓“斯诺问题”，在此是指自然科学和人的研究的关系问题。波兰尼立足于个人知识论、默会知识论和层级化实在的存在论，深入地思考了自然科学和人的研究(the natural sciences and the study of man)这一概念关系，对斯诺问题作了独特的回应，实现了对实证主义和新康德主义一诠释学的双重超越，他克服了自然科学和人的研究之间假想的鸿沟，确立了两者之间的连续性，为解决自然科学和人的研究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一种极富启发性的思路。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是一个带有保守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者，他在对自由的辩护中强调了传统、惯例、习俗等因素的重要性。欧克肖特区分了反思性道德和习惯性道德，前者是他要质疑和批判的，后者则是他竭力加以辩护和弘扬的。但是，正如温奇（Peter Winch）敏锐地指出的那样，习惯性道德观念是成问题的。笔者同意温奇的判断，试图在温奇的止步处继续前行。我将紧扣反思的和非反思的(reflective and unreflective)这一概念关系，进一步深化对习惯性道德观念的批判。欧克肖特在道德问题上的盲点有其认识论上的根源，笔者对习惯性道德观念的批判，旨在阐明默会知识之体现智力的、反思的和批判的特征。在本书的结论部分，笔者呼应导论开篇提出的“认识论的危机”问题，特别聚焦于罗蒂彻底放弃认识论的极端立场。我将对罗蒂和艾伦（Barry Allen)师生之间关于认识论的争论作出评论。艾伦敏锐地看到，罗蒂终结认识论的结论，建立在一些简单、武断的二分法的基础之上，缺乏说服力。他还进一步指出，罗蒂对传统认识论的批判，实质上预设了一种知识观，它分有了传统认识论的一些偏见，包括命题偏见。笔者赞赏艾伦对罗蒂的批评，而且认为，在克服传统认识论的命题偏见这一向度上，艾伦以人化物（artifact)为核心的认识论和默会知识论体现了共同的理论旨趣。当然，对于他放弃 knowing how和knowing that之分的主张，笔者持保留态度。作为全书的结论，笔者认为，传统命题导向的对知识的理解，是一种单薄的认识论(thin epistemology),而将能力之知、亲知等纳入视野的默会知识论，是一种厚实的认识论(thick epistemology)。以默会知识概念为核心的认识论的实践转向，是积极应对“认识论的危机”的一种可能方案。从以上对默会知识论概念框架的粗线条勾勒中，可以看出，默会知识概念具有很大的理论潜力，它在挑战古往今来认识论上的各种成见和教条的同时，也将对人类知识问题的探讨，带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境界。上文提到，目前的默会知识论研究，主要牵涉到波兰尼传统、维特根斯坦传统和现象学一诠释学传统。近年来，笔者有幸和三大传统中的学者都建立了学术联系，但在研读文献和学术交往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存在着上节所述的第三方面的问题，即三大传统之间缺乏沟通。这妨碍了默会知识论研究的深化，不利于新的问题意识的产生，也使得以往的研究在总体上显得比较零碎，未能充分展示默会知识概念的理论潜力。有鉴于此，本书致力于打破三大传统之间的相对隔绝状态，试图在它们之间建立实质性的思想联系，以此来推进默会知识论的研究。从上节所勾画的默会知识论的概念框架可以看出，就思想材料而言，三大传统构成了本项研究的主干。就波兰尼传统而言，除了波兰尼本人的思想，我们还会论及葛琳(Majorie Grene)、凯农等人的思想；在维特根斯坦传统中，除了维特根斯坦本人的思想，我们还会论及库恩(Thomas Kuhn)、冯·赖特(Gerog H. von Wright)、温奇、约翰内森(Kjell S. Johannessen)、格里门(Harald Grimen)等人的思想；在现象学—诠释学传统中，除了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伽达默尔等经典作家的思想，我们还会论及泰勒和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等人的思想。这三大传统撑开了本项研究的基本格局，在此主干之外，笔者注意到，罗素、赖尔、欧克肖特、哈克等人的有关思想，甚至古典哲学家如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有关思想，也与我们的论题高度相关。在以下的章节中，我们将看到，在默会知识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上，三大传统和其他相关哲学家，都有其独到之处。在正文中，我们将细述其具体的理论贡献，在此只能择其要者，略加提示。比如，维特根斯坦派学者富有洞见地区分了强的默会知识概念和弱的默会知识概念；现象学一诠释学传统中的哲学家对交接和具身性有深刻的认识，有力地论证了默会维度的根源性；波兰尼根据两种觉知的理论，出色地阐明了默会认知的动态结构；罗素和赖尔的工作，启发我们认识到，亲知和能力之知是强的默会知识的两种基本形态；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概念和康德的判断力概念，有助于我们从普遍和特殊的概念关系来深入阐发默会知识概念。……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不难看出，上节所勾画的默会知识论的概念框架，是出入于波兰尼传统、维特根斯坦传统和现象学—诠释学传统以及其他相关哲学家的思想之所得，而非某一传统单线发展的结果。笔者深信，在不同传统、不同思想家之间建构对话关系，致力于不同传统、不同思想家之间的相互批判、相互发明，是一种富有成果的研究进路。笔者从这种研究之中，获益甚多。比方说，维特根斯坦传统和波兰尼传统之间的对话，有助于我们澄清波兰尼哲学中两个不同的默会知识概念，也让我们看清了波兰尼和维特根斯坦在怀疑问题上的交集和分际；而波兰尼传统和现象学—诠释学传统之间的沟通，则深化了我们对意向性、在世、具身性、权威和传统等问题的认识。类似的情形，还可列举很多。总之，对笔者而言，默会知识论不是一种已然完成的学说，而是一项开放的、正在展开中的探究。由于特定的机缘，我进入了这一义理脉络，开始了一个学习过程。三大传统和其他相关哲学家的思想给了我不少启迪，但是，浸润既久，便发现已有的关于默会知识的研究还有不少地方不能令人满意。因此，本着进入脉络、独立运思的精神，笔者将三大传统以及其他相关哲学家的思想材料冶于一炉，经过一番批判的考察，我试图勾画默会知识论的概念框架，以此来应对“认识论的危机”。就对人类知识问题的反思而言，默会维度的发现具有重大意义，厚实的认识论为我们指出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前景。先驱们为展示默会知识概念的理论潜力，作出了可贵的探索，笔者对他们的工作怀有极大的敬意。在本书中，我希望沿着他们所指引的方向，蹒跚前行，跨出小小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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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 Richard Rorty, Philosophy and Mirror of N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 niversity Press, 1979, Ch. 3。
② Charles Taylor, "Overcoming Epistemology", in Philosophical Arguments, Cambridge M. 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1.
③ Charles Taylor, "Rorty and Philosophy", in Richard Rorty, eds. Charles Guignon and David R. Hile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58.
④Charles B. Guignon, "Pragmatism or Hermeneuties? Epistemology after Foun- dationalism", in The Interpretive Turn, eds. David R. Hiley, James F. Bohman, and Richard Shusterma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00.
⑤Michael Polanyi, "Preface to the Torchbook Edition" of Personal Knouledg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4, p.x.
⑥ Ibid., p.xi.
⑦关于默会知识的经验性的、应用性的研究，可参见：(1) Philippe Baumard， Tacit Knowledge in Organizations, trans. Samantha Wauchope,London: Sage Publica- tions, 1999; (2) Robert j. Stermberg and Joseph A. Horavath eds. Tacit Knowledge in Professional Practice:Researcher and Practitioner Perspectives, London: Psychology Press, 1999; (3) Georg von Krogh, Kazuo Ichijo, and Ikujiro Nonaka, Enabling Knowledge Creation : How to Unlock the Mystery of Tacit Knowledge and Release the Power of Innova- tio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4) Catherine Kikoski and John Kikoski, The Inquiring Organization: Tacit Knowledge, Conversation, and Knowledge Creation: Skills for 21st-Century Organizations,Westport,Connecticut:Praeger,2004, 等等。
⑧参见 Kjell S. Johannessen, "Rule Following, Intransitive Understanding and Tacit Knowledge", in Essays in Pragmatic Philosophy, II, ed. Helga Hoibraateu, Oslo: Norwegian University Press，1990，p.125；〔挪威〕哈罗德·格里门：《默会知识与社会科学理论》,刘立萍译，《思想与文化》第5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 65—66 页；Harry Collins, Tacit and Explicit Knowledge,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p.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