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藏》“精华编”部类主编访谈：陈卫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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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生，谢谢您接受我们采访。您作为我们《儒藏》“精华编”的部类主编之一，在《儒藏》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想知道您是怎么参加到这个工程中来的，是汤先生邀请的吗？
我的专业是中国哲学，平常也会读古籍，但是没有想到过自己要去点校。好像03年左右，《儒藏》工程启动了，有一次会议，汤先生在会议休息的时候把我叫到一个房间里，说能不能来参加这一方面的工作。那个时候我刚刚从华东师大调到上海师大，上海师大这方面力量相对比较弱，手底下也没几个人。我说可能是做不了太多，但是一定尽力而为。参加进来以后，感到这件事情确实不容易，汤一介先生来承担这个事情，就像他们的家训讲的，“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他确实是按照这样的一个精神来做的。为什么讲这个事情很艰难呢？第一，这么大的一个工程需要有很多的人来做，你怎么去把全国高校的很多人找来？我记得好像一共有五十多个院校的人来参加这个工作。汤先生不是以前辈、以学术的权威自居，而是非常谦和地平等地对待我们后学，我的老师冯契在西南联大念书的时候，就跟汤一介先生认识。当时汤用彤先生是西南联大哲学系的主任，好像还兼着文学院的院长，冯契在回忆录里面也写到在汤用彤先生家里与汤一介相识的情形。所以汤先生来找我，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我想汤先生是靠在学术界的威望和人格的魅力，来把大家召集在一起，但这中间要做的沟通工作也是非常多的。现在已经二十多年过去了，回想二十多年以前，汤先生的年事也已经比较高了。我现在想，我们如果那时候已经这么一个岁数了，恐怕没有精力来这么做了。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的。汤先生跟我讲，说不在于你能够具体点校多少，重要的是要帮我们多想点办法。第二个困难在钱的问题。你把人拢住了以后，包括点校费呀、项目经费呀，这个事情怎么弄？虽然大家话都讲得很好听的，我们不计较这个东西，但实际上会遇到困难的。因为我们部类主编，可能那时候都已经是教授了，不存在晋升职称等问题，但是我们要叫下面的年轻人去点校，就会遇到这些具体的问题。这在当时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困难。我倒确实给汤先生出了一个主意。那时候每年要开一次会，我建议不一定每年都到北大开，叫北大花钱。可以到我所在的上海师大来开会，就起一个带头作用，以后每年轮着到不同学校去开。所以06年是在上海师范大学开的，07年就到了深圳，08年印象中就到了杭州浙大了。后面已经记不太清楚了。这过程当中确实经费非常的困难，而且当时在我们学校开会的时候，还发生一件事情，也令我非常感动。那天快要吃晚饭的时候，我们学校一个会务的年轻老师来跟我讲，说宾馆里面通知他，就是说经费要超了，问我怎么办？我说我们会都已经在这里开，那肯定还继续开下去，至于超过了经费怎么算，以后我们再来想办法。当时可能《儒藏》哪个老师听到了，就把这个话传给了汤一介先生。第二天一早，吃早饭的时候，我看他在餐厅里面好像在找人，我就上去说汤先生你在找谁，他说我正要找你。然后就跟我讲，他叫我“陈卫平同志”，说非常对不起非常抱歉。我说什么事情啊？他说使你经费上为难了。我说没有没有，汤老师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一定能够解决掉，你就不用去操心了。当时他真的是非常真诚，觉得我们帮他解决了困难，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个工程的困难。而且汤先生只要觉得是有利于《儒藏》推进的，他真的是不辞辛苦。因为几次会上大家都提出来，说希望《儒藏》点校能作为一个项目。他为此跑了几次教育部，后来教育部同意了。这个对于后来《儒藏》能够比较顺利地推进，起了很大的作用。否则年轻人觉得这个不算项目，你给我点校费再多，不起作用。而且要求质量比较高，今天交了，又退回去再修改，花了很多时间，年轻老师很难持久做下去。这件事情后来解决了，对完成《儒藏》“精华编”起了很大的作用。汤先生在这里真的付出了很大的心血。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是放弃了自己的学术初心和追求。为什么这么讲呢？汤先生说他1947年进北大的时候，是想做一个哲学家的，但结果发现好像在当时的政治运动干扰下，哲学家做不成了，只能做一个哲学史家。这是他给我的老师冯契八十大寿的时候写的信里面这么讲的。他非常称赞、肯定我的老师，意思说你真正是在走哲学家的这条道路，他说读了你的著作，深有启发。其实汤先生后来也是想努力往哲学家这条路上去走的。我记得他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写的关于真善美的几篇论文，就很明显把中西哲学做了比较，想要构建一个既吸收西方哲学，又能够发扬中国哲学优点的，这么一种哲学理论。包括他后来搞诠释学，我觉得也是有这么一个考虑的，就是中国式的哲学理论，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言说方式来表达，他就是往哲学家这条路上走的。但是为了把《儒藏》搞好，毅然决然放弃了他本来的一个理想，而且在我看来几乎快要达到的这个理想。如果他再坚持十年，这个事情肯定就能够成功，肯定也有一个汤一介先生的哲学思想，我曾经有一篇文章里面就写了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汤先生真的是很了不起，为了这么一个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工程，没有去顾及自己的理论创造和原来的学术抱负，我认为这一点很值得我们今天的后辈学习，因为今天的后辈往往在名利问题上的考虑太多了一点。我们作为《儒藏》的工作人员，也是有这样的感受。汤先生最后走之前那几年，身体很不好。他在那种情况下，还特别频繁地到中心，就感觉那么大的一个学问家，许多琐碎的事情，他都是事无巨细地去做，而且都考虑的特别周到，特别细致。对，而且他不是说作为一个领导、总编纂给我们布置任务，都是跟我们商量的。另外一个我其实刚才已经讲到，做这样一个工作，对我们学术上也是一个很大提高。二十年以前我是五十二岁，那个时候我们在自己专业里面，也已经有不少的成果。但是你真要说搞点校，开始的时候好像没觉得有多难，觉得写论文肯定比这个要难多了。结果一上手，发现这个里面的学问还真的很多，文献学的、训诂学的、文字学的等等。这些东西，像我这样的学术经历，是比较缺乏的，这就迫使我们也要去弥补这一方面知识上的缺陷。这个对于我们本身的学习，学术上的提高，也是很有帮助的。我们现在如果再来读古籍的话，就比较容易看得出来，这个作者点校的好还是不好，或者说他点校的看上去好像觉得有点什么问题，自己可能会再去把原著拿出来查一下。特别是版本的问题，真的是学到了不少。要用不同的版本，以前肯定不注意这个工作，现在知道了，你要去考虑选更好的版本。我们指导研究生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你不能随意就到网上找一本古书，就把它作为可靠的材料，你还要看一下是什么版本，这个版本的可靠性如何，特别是有些书还有真书跟伪书的问题，如果大多数人认为是伪书的，你引用的时候就一定要慎重。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有很大的好处。同时，因为当时每年基本上要开一次会，在会上也有不同学科的交叉，有搞历史的，有搞经学的，有搞文学的，也有搞哲学的。他们的发言里面对我也很有启发，同样对这本书的理解，同样对于某一个人思想的理解，可以从那么多不同的方面去讲。所以现在有《儒藏》这样一个编纂研究中心，我认为应该进一步把“精华编”这个工程，它所蕴含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理念，提炼出来。这个理念是什么呢？就是大文科，它体现了一个大文科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怎么来构建的问题。这个可能需要北大《儒藏》中心的老师们进一步做点阐发。这对于我们今后推进像这样大的工程是很有好处的，不仅仅是对于一个事情的完成，而且是我们高校文科的一个重大的改革方向。我建议下一次有适当的机会，可以跟教育部一起，开一个文化工程和大文科的研讨会。因为不光是北大有这么一个《儒藏》的编纂，像山大他们也搞，加上现在有新技术，有IT的技术，还有新技术跟人文交叉的问题，这个大文科就不仅仅是文科里面的各种学科的交叉，还有跟IT技术的一个交叉。我觉得应该讲《儒藏》工程是大文科的一面旗帜，这面旗帜应该举得更高，更响亮，更鲜艳。当你提出这样一个理念以后，再搞大的工程，自然就会朝这方面去想，去思考，这个理念就作为一种引导，就有自觉性了。
采访人：
请您谈谈《儒藏》工程的意义。
陈卫平：
二十年以前汤先生主持这样一个工作，后来习近平总书记很关心，到北大专门来看望汤一介先生，来关心这样一件事情。那么现在离习总书记到北大视察又过去了将近十年，越往后我们越会感到这个伟大的文化工程，是跟我们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紧密相关的。或者说，它的意义就在于，对于我们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中国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搞现代化，那个时候人们普遍的一种观念就是认为现代跟传统是对立的，要走向现代化、实现现代化就要瓦解传统。80年代普遍的思潮，是这样的一种思潮。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就发现这里面有问题了。习总书记好像也是在14年讲过这个话，就是怎样对待本国的历史、本民族的传统，是每个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回答好的问题。为什么说不能把传统跟现代看成是对立的呢？我的理解就是，根据马克思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简单来讲，越是往前——如果我们把社会的发展分为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这样一种形态的话——后现代的形态，社会形态、文明形态，应该是对前现代的文明形态的否定之否定。它就一定是在更高程度上，对于前现代、对于传统文明的复归，这种复归也就是习总书记讲的创造性的转换、创新性的发展。
我们现在讲中国的现代化有五个方面的特征，这五个方面的特征之所以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特征，就因为跟我们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文化理念是紧密相关的，或者说，它是在这样一个土壤上生长出来的。第一个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们中国人讲民为邦本，我们并不是把人口仅仅看成一个包袱，我们认为现代化发展，就是要以人作为主体的，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并不因为人口规模巨大，会成为我们现代化当中的一个障碍。第二个共同富裕。这个在儒家理论里面就很多了，孟子讲要有恒产，就是为政富民，是为政者的一个目标，你当政当得好不好，能不能使老百姓富裕。我们都学过一个课文《苛政猛于虎》，这苛政就是仁政的对立面，它不让老百姓吃饱饭。第三是物质文明跟精神文明共同发展。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仅是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精神文明也要达到很高的境界。这个在孔子那里就讲得很清楚，先富后教，不能光富口袋，也要富脑袋。儒家为什么重视教育？为什么重视六经？因为六经就是教育人们精神上提高的一个教材，孔子就是用了这个教材的。再有第四点，就是讲人跟自然的和谐统一。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讲天人合一，很显然这也是我们儒家文化一个重要的支撑。最后一点，我们是和平发展的。我们中国人讲天下大同，人跟人之间应该和平共处，以和为贵。所以我觉得，《儒藏》工程的推进，使我们可以越来越多地挖掘这方面的资源，越来越多地把这样的资源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个精神的力量。
采访人：
您说的太好了，非常感谢！
（陈卫平先生，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曾任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研究所教授，《儒藏》“精华编”子部儒学类性理之属（一）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