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所谓“中专数学天才少女”姜萍事件，终于落下最后“一只靴子”！
其所在中专学校，以及竞赛方，都在同一天，发布了姗姗来迟的真相声明：指出当事的王老师，确实“违反竞赛规则”，学校对该老师进行了相应处罚。
同时，对于此事件，除了竞赛方成为第一个道歉者之外，人们还发现，曾竭力为姜萍站台，并曾火力全开，反对质疑者的清华大学法学院女教授——劳东燕，也发布了一则道歉声明：
“很遗憾是这样的结果。关于姜同学的事件，如果我之前的言论，有说得不妥之处，冒犯到持不同意见的善意评论者，在此谨致歉意”。
此后，劳教授又称自己的某媒体账号已解封，因此“在此有必要做个交待”：
“有人认为，我在这件事情上翻车了，翻车与否见仁见智吧……鉴于违规与否证据不够确凿，做善意推定而认定不存在违规。这是法律的思考逻辑。与莫须有可能会毁掉一个清白之人的名誉，甚至人生相比，我宁可选择错信”。
“错信此类事实，于我而言，谈不上有多大的损失，反之选择公开怀疑，万一人家真是清白的，不是把人给冤死了么。真固然值得追求，但应该受到善的制约。刑事冤案的屡见不鲜，一直让我对冤枉无辜的风险心有余悸”。
“……不应该让一个孩子，为一点小错付出巨大的代价。今后改过就行，没必要不依不饶地没完没了。我们都需要一个能够容错的环境。这个事件中，包括组织方在内，有些成年人的做法，真是让人无话可说”。
而早在事发之时，劳东燕教授还如此称：
“……在没有什么有力证据的情况下……在公共领域公然进行传播，这就涉嫌诽谤了……”。
劳教授还说称：“遇到公权力有问题不敢吱声，看到没啥背景的个人有什么好事，就公开进行缺乏基本根据的质疑了。还真够勇猛的”。
“公权力有义务证明自己的行政行为合法，而个人并无义务来证明自己没做违法或违背规则的事。不要连这种基本常识都不懂，暴露自己的无知”。
……
不妨分析一下，这位清华法学教授言论是否合情合理吧：
劳教授认为“没有有力的证据下，质疑不能公开，否则就涉嫌诽谤了”。
可事实上，在“姜萍事件”的发生与发展过程中，已并非完全指向姜萍一人，而是指向这一事件涉及到的更多人物、机构，比如主要责任方，显然应是实施违规行为的主谋——王闰秋老师。
这位王老师是成年人，其对学生有着绝对的话语权，而他利用学生作弊考试，本就是师德丧失的行为；且在媒体进行宣传时，他还面对全社会撒下弥天大谎，更是错上加错。
但是，这位师者却让“工具人”的学生，成了事件全过程中，遭受暴风骤雨最大的承受者和受害者，难道不也是“其心可诛”吗？
而直到事件水落石出后，老师的损失，却只是一句轻描淡写的“诫勉谈话和失去本年度评估资格”——这连罚酒三杯都算不上吧？
造成如此恶劣的社会影响，换来的反而是变相的“宠溺”与绥靖……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了？
其实，这起事件，本就不应称作所谓的“姜萍事件”，而应叫作“王闰秋老师违规作弊事件”，才更为恰当！
还有竞赛方，为了自我宣传的需要，不做细致调查，盲目或故意而为之的进行宣传包装，欲树立姜萍为“榜样”，目的想让其成为竞赛方的“代言人”。
舆论反弹后，竞赛方却采取“驼鸟策略”，一直默不作声，企图用时间消灭舆论，却让社会责任就此旁落。机构缺乏社会担当，当然是责无旁贷——这也是竞赛方发出道歉的原因所在。
甚至，包括那些不进行查证，见了流量信息后，就一哄而上的正规媒体们，将姜萍们一夜之间推得很高，也因此摔得更狠，所以，媒体们客观上起到了“帮凶”作用，也要负一定的责任。
而所有这些责任人——甚至包括学生姜萍本人，也都存在一大错误：那就是，都没能于第一时间，有人更快的挑明真相，以达到更快止损的目的与效果。
相反，真相来得越迟，则当事方的所有人，更包括了社会的公信力、诚信精神，都会因此受到更大的损害。
舆论浪潮掀起后，负有责任的媒体和竞赛方，都是神一般隐身至今，而主要责任人的王老师，也是从此成了首尾皆不见的“神龙”，可当事女生的姜萍，却从此被动“隐身”，无法主动和自主发出一个字了。
一个17岁的未成年中专女生，首先或是被老师PUA，或是被威逼利诱，其次也被舆论所裹挟，因此完全失去了表达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的能力与可能，丧失了自我纠错的机会。
假如姜萍不是逆来顺受者，或是没有得到任何利益等的私下保证与保障，相反，她如果本是一个具有强烈反抗内核的孩子，则王老师还会用她的名字作弊吗？则她还会到了事件大白于天下，自己却仍不得不让人生从此隐行吗？
显然，只有被推在台前的姜萍，成了所有的火力的承受者，成了各方攻击彼此的刀刃与滴血！
这位在其中最为无辜的女生，虽然也存在一些不足和瑕疵，但她的存在，却成了各种叙事里，如同一枚哑巴奴隶般，全自动无声无息地完成了这场“献祭”。
在我们的社会里，从“造神”到“毁神”，似乎每一次，都是如此熟悉的套路——本来，只是个体的一点“小恶”，却被利益各方给兴风推到了浪尖上，最终，牺牲了某些个体不说，还吞噬了全社会的互信、权威性和公信力！
反而是也被网暴其中的合理质疑者——比如，他们却成了劳东燕教授公开批判的“无知者、诽谤者、非善者”。
例如，劳教授在当时的文章中，预设立场进行批判，对数学专业人士赵斌的质疑，她却给描述成了“妒忌”——这何尝不是一种劳教授本人全力反对的“恶意揣测”呢？那些有理有据、拥有质疑精神的公众，难道不也成了其中的受害者吗？
现在回头再看，正是有了很多公众及专业人士，透过现象发现问题进行必要的质疑，否则，还会有此事件现在的结果与真相吗？
而当时，质疑者其实并非是要求当事人“自证清白”，而只是希望当事人通过“自证能力”，来解开其中的疑团！
诚如劳教授所言，在无有力证据之下，不应要求公民个人“自证清白”，但是，当“全球竞赛初赛第12名”这样的公域事件，明显疑点多多，其就非完全的个人权利、个人清白那么简单了。如此社会性舆论事件，公众当然就有了获得事件真相的知情权！
加之学生姜萍年轻，又是女性，更是一个来自社会底层者，所以，作为同是女性的劳东燕教授，有站队性别的自然而然心理，因此竭力为其发声，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当人们通过对做题宣传视频的分析，特别是对姜萍中专数学成绩：一次数学月考51分；另一次也只有83分进行质疑——且当地教育局官方回复称：“姜某数学月考83分属实”，则人们的质疑，其实就变得颇为有力了！
当这些因素叠加，形成了影响力极大的公共舆论事件后，特别是在非常容易证明自身能力的数学方面，人们希望姜萍或简单地通过公开解题；或是应邀参加浙大的夏令营等方式，就能轻而易举地证明自身数学能力，这显然与所谓的“自证清白”，在形式、内容和本质上，并非完全一样。
如果人人都以为，证明个人能力，完全等同于法律意义上的“自证清白”，则以后的世界上，还会有质疑一说吗？
可现在，劳教授在做了“道歉”之后，仍然坚称：“做善意推定，而认定不存在违规；这是法律的思考逻辑”——“术业有专攻”，我们虽然尊重劳教授的法律专业，但您也应尊重数学等学术和科学专业才对吧！
可是，劳教授却将“疑罪从无”的刑法原则，扩大到民事原则和领域，这就有点“偷换概念”的意味了，把刑法“定罪”，扩张到了公众“质疑”权等普通语境中，这应是法学教授的一种语言诡辩行为；即使是法律内部的民事案件中，其证明标准也是低于刑法的。
法律上主张“疑罪从无”可以，但作为求真的科学及学术，还真的需要自证能力与自证精神。
且像大型公开赛事，也需要被社会监督的，就要接受质疑，机构显然也需要“自证清白”！
疑罪从无，固然是法学界之共识；从善如流，也更应是法学教授之担当！
当然，我们相信劳教授的出发点应是善意的，而专业差别，身份有别，倾向不同，因此可能做出判断错误，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在事实已至面前，却仍然坚持错误观点，那显然会成为一种“故意的恶”了。
甚至对于姜萍而言，她虽最为无辜，且磨难最多，但如果她不是完全被动“息声和隐身”的话，事实上，像她甘于配合老师作弊到底；特别是配合媒体表演虚假做题视频，其演戏也显得很是认真。
因此，也不能说姜萍就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和责任——“一直拒不认错，至今文过饰非”，即使有被裹挟之嫌，但这也仍是人性中的一种不可取的“恶”吧？
所以，作为其中的一个当事人姜萍，她被质疑参与违规作弊一事，和她是不是未成年人，并不构成完全的脱责关系。
因此，人们对于包括姜萍在内的当事人予以合理质疑，以及反对参与其中的各种过度神话般包装宣传，显然并无不可，甚至，这还是全社会亟需的一种可贵的“质疑与求真精神”！
而劳东燕还称：遇到公权力有问题时，却不敢吱声质疑，但对没有背景的个人，反而质疑得如此勇猛……事实上，作为知名学者，当在“公权力有问题”时，自身更应首先站出来，成为勇于质疑的先行者，而非这样反过来，要求能力上、资源上、名望等权力上，要更为弱小的公众，来负担如此“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
当然，作为知名大学的知名教授，劳东燕仍是继竞赛方之后，第一个对此公开道歉的名人，这一点仍然难能可贵。
错了，就要敢认，这才是有胸怀、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们，为人做事的一种正确姿势、姿态，也因此维护了法律人和社会精英的最后底线！【原创评论：瑜说还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