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特朗普当选对美国经济有利有弊

特朗普重新当选有利于美国就业增长和经济复苏。从两党候选人在竞选中提出的国内经济和社会政策看，双方存在明显不同：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拜登政府的基本政策思路，重点是“富人和大企业加税、穷人减税”、提高社会和医疗保障、对移民采取温和管理等，其社会福利色彩较重，有利于带动消费增长。

而特朗普的政策目标重心则主要放在增加就业上，其提出的“对内降低企业税率、对外加征关税、弱势美元、限制移民”等政策组合，根本目的在于减少进口、扩大出口和制造业投资，以增加美国国内就业。短期来看，特朗普和哈里斯的政策主张都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美国经济复苏，只不过前者更注重刺激投资和出口，后者侧重于驱动消费引擎。

事实上，回顾过去40多年美国经济的增长轨迹，除80年代初、2008-2009年、2020年等特殊危机时段，两党的“经济业绩”并无明显差距，这很大程度上也是美国经济内生韧性所决定的。

图1：1980-2023年美国历任总统任内经济和通胀走势

数据来源：wind，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

短期内有利于美国金融市场恢复平稳运行。本次美国大选双方自去年就开始启动竞选活动，中间出现过“换帅”、枪击等事件，双方势均力敌，民意高度分裂，选情持续胶着，同时俄乌、中东等地缘政治冲突推波助澜，导致近期美国和全球金融市场避险情绪持续攀升，对美国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等造成一定扰动。

随着特朗普最终胜选，预计市场避险情绪短期内将得到较大缓解。后续如果特朗普的企业减税、放松金融和产业监管等政策主张能逐步落地，美国股市、债市等有望进一步得到提振。

中期内不排除美国通胀压力会有所反弹。由于特朗普的加征关税、弱势美元、限制移民等政策主张不同程度上会成为进口商品价格和国内工资水平上涨的推手，有可能刺激通胀反弹。其结果是，美联储不但无法持续降息，甚至不得不考虑重新加息，这将导致明后年美国经济和美股下行风险大增。

从实际数据来看，截至今年9月，美国CPI同比增长2.4%,已降至2021年3月以来最低水平，但仍高于市场预期的2.3%;核心CPI同比更是从8月的3.2%反弹至3.3%，高于市场预期的3.2%。尽管特朗普可能寄希望于通过上台后大规模开采国内页岩油来降低能源消费成本，从而抑制通胀反弹，但从政策产出来看，或许难以在短时间内奏效。

二、对中国经济带来严峻挑战

对于中国而言，特朗普再次上台，叠加共和党同时控制参、众两院，未来四年美国非但不会改变对华遏制的整体立场，反而有可能进一步加码竞争和对抗，激化双边矛盾，为中国经济带来诸多挑战和压力。

首先，中美经贸关系不确定风险上升。从特朗普首个任期的表现来看，其经济政策和对华政策的短视性、局部性、突发性、对抗性等特点表现较为明显。由于其不愿意通过对话沟通、机制交流等常规渠道来管控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分歧，而倾向于采取极限施压的策略来加剧矛盾和冲突，因此，中美经贸关系在其第一任期呈现出较大的不确定性。从特朗普此次大选中的对华政策来看，基本特点并未发生根本转变，其第二任期不可预测的风险依然相对较高。

其次，美国有可能将中国作为最主要的对手和假想敌。从哈里斯和民主党的竞选纲领来看，虽然将中国也视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但并非最首当其冲、最紧要的对手，短期内俄罗斯和伊朗才是美国最主要的对手和假想敌。因此，哈里斯在谈及美国与中国展开竞争时，强调并不需要寻求中美冲突。而共和党中的极端派则从国际政治博弈和经济竞争双重角度出发，将中国定位于最主要竞争对手和假想敌的角色。这种理念在第一任期后半段已经深刻地影响了特朗普。从特朗普对待俄乌冲突的态度看，他并不认为俄罗斯是美国主要的对手。特朗普在竞选中提出对所有国家加征10%的关税，但针对中国加征60%-100%的高额关税，某种程度上正是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竞争对手和假想敌理念的投射。

再次，中美贸易可能出现断崖式下跌的风险。在中美贸易方面，自特朗普首个任期掀起贸易摩擦后，美国针对中国出口实施并强化贸易保护的政策倾向已难以逆转。但相对而言，拜登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尚有一定节制，对中美贸易的影响是局部性、结构性和渐进式的。如2024年美国主要针对中国太阳能电池、电动汽车、医疗产品等部分出口商品加征关税。这部分商品在中国对美出口结构中的占比较为有限。

因此，2023年中国对美出口总额虽有一定下降，但依然维持在4577亿美元的高位，中美贸易逆差也仍高达3104亿美元。相比之下，特朗普将中美贸易关系视为对华施压的重要手段，上台后有可能对中国商品实施全面和较大力度的加征关税措施。初步测算，此举如实施，未来可能导致中美贸易下降5-10个百分点。此外，在中美科技合作方面，与民主党坚持打造“小院高墙”，重点限制中国在半导体、人工智能（AI）和量子等领域与美国企业和高校开展技术合作不同，特朗普上台后，中美科技合作或将在各个领域都受到明显限制。

再其次，人民币汇率短期内有可能出现一定波动。美国大选前后，乃至于特朗普正式施政前，由于不确定性较高，美元在避险情绪推动下可能阶段性走强，由此将对非美货币带来压力，导致人民币等货币的汇率集体波动。特朗普后续如出台对华加征关税等限制性措施，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外汇市场投资者预期形成扰动，推动人民币汇率阶段性贬值。

类似情况在2018-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期间中也曾经多次出现过。但从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人民币汇率主要还是受中美经济基本面影响。随着一揽子宏观政策逐步落地，中国经济将平稳复苏，增长会走出低谷；外资将不断流入更加开放的中国市场，出口产业的韧性将有助于我国对美保持贸易顺差，人民币汇率水平稳定将会获得市场认可。从货币政策环境看，与2018-2019年美联储利率水平较高不同，未来一段时间，美国货币政策总体上处于降息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的政策考量存在一定的矛盾，既希望美元贬值以支持出口，又主张美联储不要过快降息；而关税大棒最终还可能带来进口产品涨价，从而推高通胀。事实上，美联储货币政策又并非是美国总统可以安全左右的，因此未来美国的相关政策存在较大变数，人民币不太可能面临持续的贬值压力。而我国相关政策工具箱内调节人民币波动的工具还不少，有能力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的区间内基本稳定，人民币不会出现持续大幅贬值。

最后，由于中美之间缺乏明确的共同利益，不排除未来“脱钩”的风险进一步上升。与民主党候选人重视清洁能源、环境保护、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国际合作不同，特朗普的对外政策表现出较明显的孤立主义，既奉行贸易和科技保护主义、排斥清洁能源应用，也不太关注医疗卫生、环境保护、打击犯罪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或导致未来四年中美之间合作的空间进一步被压缩，甚至造成双方事实上的“脱钩”。

三、中国如何有效破局？

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扮演着全球经济“领头羊”的角色，可谓是“和则两利、斗则两伤”。双方保持稳定关系，增进接触、负责任地管控分歧，不但符合两国各自利益，为两国企业带来更多机遇，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同时对全球和平与繁荣也至关重要。对于中国而言，面对新挑战和新变局，应当更有创造性和务实地探索中美未来新的合作领域。

一是加快内需特别是服务消费发展。建立收入增长长效机制，健全各类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体制机制，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来源；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扩大服务消费需求增长的基数和增量；加快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大幅提升农民服务消费能力；改革相关税制，提升中高净值群体的消费意愿；放宽服务业准入门槛，推动服务业转型升级，培育服务消费新热点；加大投资力度，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各类服务消费的供给体系和配套设施等。只有自身体格强健，才有能力抵御外部击打。

二是加大力度拓展出口多元化发展空间。大力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往来，尤其注重与“一带一路”沿线、中东欧、中亚、南亚、拉美等地区的贸易联系，扩大发展中国家地区的贸易朋友圈，开拓国际市场并扩大出口份额。支持跨境电商拓展和海外仓建设，积极应用虚拟现实和大数据等技术，智能对接供采，以促进跨境电商贸易的渠道多元化和手段多样化。

三是扩大开放，进一步改善国际营商环境。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进一步减少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引导更多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以及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为外资创造更广阔的市场空间、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

四是加快国内制造企业的“出海”步伐。特朗普当选后，其关注的首要目标是增加就业，在“让制造业回流美国”政策的推动下，美国企业对海外投资很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大幅度收缩，对此，中国可积极鼓励和扶持国内企业“出海”，既包括传统制造企业“出海”，也包括生物医药、新能源、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先进制造企业“出海”；从“出海”目的地来看，不但可以进军美国企业收缩或退出的东盟、中东、欧洲等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甚至还可进军美国本土市场，通过加大对美投资来增进双方经济融合度，让美国单方面的“脱钩”实际上变成不可能，同时还能带动国内原材料和零部件等上游产品出口。

五是允许人民币阶段性适度贬值。特朗普重新上台后，随着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上升，都将在增大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同时带来贬值压力，这种区间的移动具体受市场预期变化和供求关系直接影响。此时，运用各种政策工具守住某一数值关口没有必要。适当的贬值能够很好地对冲和缓和外部冲击，让宏观政策可以腾出手来，针对国内需求和供给、总量和结构等各方面问题更好地进行应对，以较低的成本顺利达成政策目标；同时，对于国内出口企业而言，也是面对外部不公平市场环境的一种自发保护。相关企业应秉持汇率中性原则，理性谨慎规避汇率波动风险。

表1：2023年中国对美出口前十大商品金额及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