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祖国的辽阔疆域上，有3万多个乡镇，69万多个行政村。在这众多村落中，《乡村纪事》的调研团队挑选了7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这些案例涵盖了不同的业态：黑龙江的新兴村、山南村以水稻种植为主业；贵州塘约村、大坝村以蔬果业为基础，二、三产业并举；云南的新岐村以林业为主；西藏嘎措乡以牧业为主，多业经营；河南土古洞村以农业休闲旅游为主。

在这些案例中，除了嘎措乡是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延续，其他村庄的集体化都起步于21世纪。

访问塘约村民鲁大爷（中间为本书作者之一严海蓉）

下面让我们跟随调研团队的脚步，深入这些村庄，探寻他们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的精彩故事。

一、村集体：乡村振兴的龙头

农村改革以来，学术界出现了两种观点：一种是小农持久论，倡导小农是“三农”发展的主体；另一种是“腾笼换鸟”论（或称小农消亡论），倡导农民进城、资本下乡，让专业大户和龙头企业成为农业的主体。那么，乡村振兴应以谁为龙头呢？

谁是乡村振兴的龙头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为缺乏抓手，面对扶贫增收的任务，地方领导往往通过行政命令安排农民的种养项目，结果却往往不如预期。

行政命令式的推动往往效果不佳、事与愿违，还可能导致相互的埋怨和腹诽：地方领导责怪村干部落实不积极，村干部则觉得自己要被动承担试错的责任和后果，担心遭到村民埋怨。

显然，地方领导做主，却并不承担决策的后果，村干部不能决策，却要承担试错的后果，权责不统一。

资本是否能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呢？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一些资本活跃在民间高端论坛，在乡村振兴中寻求商机。诚然，让资本唱主角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振兴农业的主流思路，然而招商引资带来了很大的负面性。

有国际农政研究发现，资本化农业越来越趋向于“采掘性”（extractivism），即农业越来越脱离传统的资源循环模式，越来越趋向于资源流失的模式，这样的农业模式具有采掘性，也可称为“掠夺式”。

印度著名的生态学家范达娜·席瓦言简意赅地评论了其后果：“在所谓高产的同时，整个生态系统在沉沦，生态的多功能在沉沦，每亩的营养产出在下降。

在所谓高产的同时，它们把高产的成本都外部化了，比如所造成的水污染需要花费450亿美元才能清除，而这些成本由整个社会来承担。”

乡村振兴是多种价值振兴的统筹协调，包含社区、文化、生态、农民生计等方面，只有村集体能够兼顾多元价值，兼顾短期利益和长期可持续性。所以，乡村发展、乡村振兴的龙头应该是村集体。无论是资本还是政府当龙头，都错置了乡村振兴的主体。

农村改革40余年，农民已经出现了两极化、离散化的趋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还有没有可能实现第二个飞跃，发展“新集体经济”？在市场化的条件下，第二个飞跃如何起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如何重新组织农民，又能够在市场机制下发挥怎样的作用？

二、新型集体化实践的特点

集体经济，今昔不同。计划经济时期，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集体经济有着明确的组织架构和功能设定。农村改革40余年后的今天，农村组织化有待再次飞跃，新型集体经济如何起步、如何组织群众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

（一）初心推动

当下全国登记的合作社有224万个，80% 以上为空壳，这是公开的秘密。

20 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初心，在社会层面是防止贫富分化、追求共同富裕，在经济上是创新社会化的分工合作，提升生产力，在政治层面是建立以新的生产关系为依托的村庄共同体，巩固社会主义政权。

相较之下，在我们调研的案例中，新世纪新集体经济带头人的初心，则是追求共同富裕，为 20 世纪90年代以来乡村发展的困局寻求出路。

在我们的调研案例中，这份初心往往由不同的机缘激发，但都有一个相同的背景，那就是农村的分散分化。

黑龙江新兴村是一个朝鲜族人聚居的村庄，“50后”金正浩在19岁入党时立下决心，要为村庄建设出力，恰巧他那时看了一部朝鲜电影《鲜花盛开的村庄》，便立誓也要把家乡建设成美好和谐、鲜花盛开的地方。

新兴村新兴屯的村貌

时过境迁，20世纪90年代，金正浩去韩国打了七八年工，回来后，村民觉得他为人正直，有技术、有能力，都希望他能留下做书记，不让他再走了。2004 年，赴韩国打工开始在新兴村成为热潮，那里的青壮年80%都出国务工，平均年收入有几万元。

当时已经是村支书的金正浩并没有因此觉得高枕无忧，反而看到了问题和危机：青壮年外出打工导致村里大量土地抛荒，不能外出打工的村民则缺乏致富途径，许多村民缺乏大局观，只顾自己家，导致村容不整，年轻人盛行喝酒、打牌的风气。金正浩忧心村里的土地抛荒，思索着如何带领留守村民改善生活。

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出台，金正浩找到了把初心转化为实践的路径，他说：“我们的合作社跟其他合作社不同，不是家庭办的，不是为自己利益的，而是以共同致富为目的的。”这样的初心是被村民需要和信任的，也是村民选择的结果。

正因为金正浩坚守社会主义初心，眼里看得到留守村民的困难，心里装着村庄发展的大局，他才能思考整体性的问题，探索新型集体化。金正浩和村民这种联系和互动是中国特色农村发展道路在基层的一种体现，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

贵州省安顺市大坝村的陈大兴是“60 后”，1996 年，28岁的陈大兴接受了弥留之际老书记的嘱托：“党员就是要为村里好，为老百姓好，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带领村民们走出贫困。”但是如何才能带领村民们走出贫困呢？

在地方政府的指导下，大坝村尝试了几个种养殖项目，屡试屡败，不得其法，大坝村仍然是省二级贫困村。2012 年陈大兴被派去著名的华西村学习，那里的集体经济让他真正受到了震撼，回来就和村“两委”开了一个星期的会，讨论大坝村的未来发展，他的想法受到了村“两委”的支持。正是在华西村的经历激发了陈大兴的初心。

河南土古洞村的带头人、村支书郑向东也是受到集体经济实际案例的启发，激发了初心。1995 年郑向东听说了南街村的集体经济后，将信将疑，亲自前往考察后大受震撼。

回村后，郑向东多次召开会议，从村“两委”的班子会议到党员会议，再到村民代表大会，组织大家讨论村庄发展道路问题。除了开会讨论，两个多月里，村委会让7个村民小组轮流观看介绍南街村集体经济的光盘，并组织村干部、党员去南街村考察学习。

土古洞村老村一隅

（二）新的公共性

初心点燃后，如何带动群众呢？当前乡村振兴在实践的方向上应该表现为公共性的增加。

贵州大坝村的产业金刺梨种植，正是村支书陈大兴在2008年首先尝试种植了 300 多棵，随后十几名党员带头示范，2011 年果树成功挂果，引来不少买家高价购买，这才发展起来的。如果按照市场化逻辑分配个人利益，获得利益者首先应该是陈大兴，然后是其他党员。

然而，他们并没有把通过试错、探路得来的成果，按市场的一般规律变成自己先富起来的途径，而是逆市场化地让这一成果为集体所共有，与所有村民共享。在村民们有兴趣、有信心后，村“两委”趁热打铁召开村民大会，组织合作社。

2012年，大坝村完成土地丈量，全村村民大部分都加入了合作社，按土地分红。新的公共性为村干部在群众中赢得了公信力和号召力。

大坝村村民管理金刺梨树

塘约村的干部也是逆市场化的新愚公，为村民奉献了第一桶金，创造了新的公共性。村合作社起步的 150 亩莲藕项目需要筹集资金，但是当时信用社不贷款给合作社，只借贷给个人，因此塘约村的村“两委”开会，11名干部各自认领了8万 ~15万元不等的贷款任务，以个人的名义为合作社共贷款114万元，还这样约定：“发展起来了，就由村集体帮我们把这个钱还了；如果发展不起来，我们亏了，我们几个人打起背包外出打工，去挣钱把这个（钱）还了，自己还自己的钱，不要给老百姓拖泥带水。”这些举动都发生在上级部门关注和支持塘约村之前。

黑龙江新兴村也是通过创造新的公共性带动了村民合作。这个公共性的基础是村支书金正浩奉献的努力和技能。他说：“我不是高级农艺师，我是农民农艺师……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或者把水稻拿过来，看什么病啊，诊断啊，用什么药来处理，我一看水稻就知道有什么问题。

合作社的 6000 亩地技术都由我来承担，应该说是免费吧，谁也没有给我钱。”用自己的技能服务合作社，符合金正浩的初心。他很明白他的奉献是逆市场化的，因此他们的合作社与一般的合作社不一样，是普惠性的。

他说：“我们的合作社跟其他合作社不同，不是家庭办的，不是为自己利益的，而是以共同致富为目的的……要是我个人办的话，我早就是百万富翁了。”村支书是农艺师，从育种到田间管理方方面面都在行，还有一位屯长是农机能手，在人民公社时期成长起来，志愿承担合作社的农机管理服务。他们为 6000 亩农田无偿贡献了自己的技术和精力，既提供了合作社启动的能量，也保证了合作社的平稳发展。

新兴村方田化改造后的农田

云南新岐村的新公共性也是在逆市场化中形成的，不同的是，新岐村的逆市场化拒绝了“一刀切”的市场化导向。1982年包产到户时，上级指示把林地分包到户，新岐村组织了村民讨论是否要保留集体林地。

最初，大部分村民和部分干部赞成林地全部分给农户，但也有一部分干部认为，如果集体保留部分林地，集体有收入，将有助于村庄公益事业建设。村委会多次召集会议，让大家充分讨论，最后 70% 的村民同意全村 2/3的林地交给集体，1/3的林地分给农户。

1997 年全国农村实行二轮承包时，新岐村对林地分配进行了调整，把村集体一半的林地交给各村小组，形成了村集体、村民小组、村民各占 1/3的“三三三制”局面。2006 年林权制度改革时，政府要求新岐村把林地全部分给农户，但是新岐村的一些老党员干部担心新岐村像周边村庄一样成为集体经济空壳村，失去整体发展能力，因此他们强烈要求保留集体林地。

新岐村林业

（三）可持续的公共性：多数参与，多重价值

对当下集体经济的质疑往往诟病集体经济依靠能人，一旦失去能人，则陷入“人亡政息”的境况。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的市场主体都面临着生存问题，而且相对于大型企业，中小企业更难生存，这是普遍情况。

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生存艰难不是集体经济本身的问题，而是所有市场主体面临的问题。不同于一般市场主体往往追求利益最大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特殊市场主体，因为其内部的非市场性，或许比一般的中小企业更有韧性和可持续性。

在我们调研的案例中，西藏嘎措乡的集体经济历时最长久、最成熟，也最具有韧性和可持续性。20世纪80年代初，西藏进行农村改革后，嘎措是整个自治区唯一留存集体经济的，从80年代至今，嘎措已经经历了7任书记。嘎措的集体经济并不依赖某个具体的能人，而是形成了自身的制度特点和优势，具体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以内需为主。嘎措出产的牛羊肉、酥油、酸奶等产品大约70% 用于内需，并不全盘依赖外部市场，这就增强了其自身的韧性。

第二，以按劳分配为主。兼顾劳动均衡，给弱势劳动力以适当的劳动照顾，从而实现共同富裕。

第三，实行生态保护型生产，不追求产值最大化，而是追求社会最优化和生态可持续性。虽然不追求产值最大化，但因集体的统筹发展能力远超单打独斗的农牧民，嘎措的人均收入遥遥领先于西藏自治区的一般农牧民收入。

嘎措乡《工分细则条例》

这些不同于一般市场主体的措施，使得嘎措的集体经济能够很好地实现多重价值：共同富裕，社区和谐，生态保护，可持续性。

如果不是上级政府统一安排搬迁，嘎措以牧业为主的集体经济仍可以持续下去。在迁往新的居住地后，嘎措乡民正在逐步脱离传统牧业，尝试新的集体经济实践。

嘎措牧民正在登记分红信息

黑龙江新兴村以朝鲜族村民为主，2009 年在村支书金正浩的推动下，由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合作社与村财政“政企分开”，经营的 6000 亩土地，有 5000 亩承包给 40 多户社员，1000 亩由合作社自主经营，为全社创造收入。

新兴村合作社的收割机

新兴村的合作社有如下优势。

第一，帮助社员扩大了种植面积。合作社成立前，外出农户把土地流转到周围的村庄；合作社成立后，把全村的土地从农户手里流转回来，扩大了本村社员的种植面积。

这同时也避免了农户承包的两极分化，2017 年，合作社承包最多的农户有土地 280 亩，最少的也有 100 亩。

第二，合作社使生产上做到了“五统一分”——土地统一、技术统一、种植品种统一、农资统一、统一销售、分户经营。

第三，合作社设立 315亩的良种试验田，为社员提供优质廉价的种子。

第四，合作社为社员提供农机服务和农机技术培训，使得社员的生产主要依靠自家的劳动力，减少了生产开支。

合作社也为全村提供了公共产品，增强了“集体性”和社区的黏性，比如给全村提供免费自来水，支持村里朝鲜族老年协会的各项活动。

7个村子的新型集体经济的故事仍在继续......

正如本书中写到的，大坝村的村支书陈大兴去华西村学习之后受到震撼，激发了发展集体经济的初心；

土古洞村村支书郑向东在南街村大受震撼，回村便组织群众开展发展集体经济的大学习、大讨论。

他们都是被前人播下的火种点燃，今天在本书作者的努力下，他们的事迹又成了新的火种，必将激发更多的村庄焕发初心，照亮走向高水平集体经济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