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贫富差距一直是经济学中长盛不衰的话题，21世纪初，以“经济增长”为书名的重磅著作《现代经济增长引论》便是出自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龙・阿西莫格鲁。

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繁多而庞杂，普通人又是如何理解这一复杂的话题呢？在《繁荣的背后》这本通俗经济史读物里，作者这么看：

01

繁荣的四要素

繁荣既不能通过仅仅修建水电设施、公路、通信设施、工厂、肥沃的农场，甚至是拥有大量的金钱来实现，也不能够通过简单地将一国经济基础设施的关键部分移植到另一国来实现。

除了一些非常极端的特例外，一个国家的繁荣不仅仅是指物质或自然资源丰富。实现一国繁荣的关键是与之相关的制度——人们在其中思考、互动和经商的框架。

现代繁荣的实现需要四个基本要素：财产权、科学理性主义、随时可得的资本和高效的交通与通信技术。

1、财产权

在以上四者中，财产权是最早出现的，这一最重要的因素在古代世界里就已经崭露头角。即使是在现代世界，财产权仍然是这四个因素中最关键的一个。

1968 年，加州大学生态学者加勒特・哈丁在一篇题为《公地悲剧》的文章中阐明了财产权的优势。想象有一块公共牧地，牧民可以在牧地上放牧，当放牧牲口超承载力，公共牧地会遭破坏。

哈丁意识到，只要是公共的就难免悲剧——对于每一位牧民来说，在牧地上每增加一头牲口可以为自己带来很大的好处，同时只需要承受一小部分由于过度放牧导致土地退化而带来的损失。解决办法是“财产权或与之类似的权利”。

哈丁这一结论的合理性，无论是对于古代农业还是现代农业都是显而易见的。纵观整个历史进程，在其他所有方面相同的情况下，那些对财产权更为重视的农业社会总是比它的邻邦们更具竞争力。

当这些较为富裕的社会加入战争的时候，它们实际是在保卫他们自己的土地和粮食作物，因此，这些社会里的居民和士兵更具有战斗士气。

而在当今社会，财产权比以往任何时刻都重要。在当今世界的大多数地方，对财产权的保障程度成为划分贫穷和富裕的标准，也是评价国家繁荣程度的标准。

2、科学理性主义

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直到几百年以前，大多数的宗教都以垄断的方式运行，并从事典型的垄断行为——从信徒手上获取黄金、财产和地位，作为交换，它们为信徒提供现世的认可以及来世的救赎。

在古代和中世纪的西方与中东地区，有组织的宗教演变成了僵化且停滞不前的信仰系统，禁止任何质疑和反对意见。无论信仰体系给人类的精神生活带来了什么好处，它们同时也阻碍了物质生活的进步。

科学理性的发展经过了漫长的岁月：人类对星星的好奇引发了人们计算能力的发展，现在，人们只需要敲几下电脑键盘，就能够计算出人造卫星的运行轨道。天文学最大的发展出现在17世纪，人类与周边环境的关系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

英国科学家和工匠们的知识与财产权受到了普通法的保护，现在他们又掌握了合适且可用于创新的科学研究工具。

3、随时可得的资本

简单地说，市场资本主义需要资本，即经营商业必要的资金。无论是大型企业还是小型企业，在生产产品和服务之前，它们首先需要购买设备和原料，正如远古时期的农夫一样，他们在收割和出售谷物之前，首先需要借钱购买种子和农具。

通常情况下，企业在资本支出后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获得收入，即便是在纯农业社会，种植和收获之间也有可能相隔几十年，如葡萄栽培。

令人难堪的事实是，西方社会的绝大部分繁荣在任何时候都起源于少数天才，这些天才万里挑一。把天才的创意转换成经济现实需要数量惊人的资本，只有充满活力且受投资者信任的金融系统才能提供。

4、高效的交通与通信技术

1825～1875年的半个世纪见证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所发生的彻底变化，这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的改变。现在，我们认为自己所处的年代是一个技术发展速度快得无与伦比的年代，但这完全不是真理。

上两代人在理解计算机、喷气式飞机甚至因特网方面，几乎没有问题。相比之下，19世纪20年代的人若穿越时空来到1875年，当他们看到在半个世纪内实现的高速铁路旅行以及瞬间的全球沟通时，他们将会瞠目结舌。1825年后的几十年中，人类被如此有力而迅速地拉入未来，这是空前绝后的。

对财产权的有力保护促使工匠们发明创造，科学理性主义为他们提供所需的工具，资本市场为他们的伟大发明创造提供开发和生产资金。他们所缺乏的是开办工厂和运输产品所需的原始物理动力以及协调整个过程所需的沟通速度。

蒸汽机和电报的发明冲垮了大坝，将经济增长的急流释放出来，这是前所未有的景象。这座大坝不可重建，而西方发展的洪流也不会很快停止。

02

重要的是制度

重要的是制度——财产权、个人自由、法律原则、科学理性主义中的学术包容以及资本市场结构。现代早期技术的巨大进步并不能削弱我们对制度的重视。若惠更斯和帕潘不能获得学术探索的自由，瓦特和莫尔斯不能获得专利和财产权保护的回报，或者不存在可以为库克和惠斯通提供资金的资本市场，那么伟大的铁路、电报和电网就不可能得以建立。

曼彻斯特通往利物浦的铁路线的修建史更突出了技术创新对资本市场的依赖性。在1825年，铁路在修建中途遇到了资金短缺的危机，如果当时没能及时向政府紧急贷款10万英镑，它将被放弃。

引发西方经济持续增长的四个主要因素——财产权、科学理性主义、资本市场以及蒸汽和电报技术——哪一个最重要呢？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经济史学家们。罗森堡和小伯泽尔在《西方致富之路》中认为，后来出现的技术因素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们的发展进程与世界经济增长的进程几乎是平行的。

而关于财产权的保护，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它在20世纪恶化了。经济史学家杰克·戈德斯通强调蒸汽机和内燃机的发展是19世纪经济爆炸的首要原因。但是其他人，如作家汤姆·贝瑟尔和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则坚信，如果没有对财产权的保护，就不可能有经济的发展。

仔细地思考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可以说都是对的，也可以说都是错的。现代经济的发展好比摩天大楼的搭建，每个因素都是其他因素的基础，它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

铁路和电报的发展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最清晰的阐述。如果没有财产权的激励、科学的思维模式和资本市场的融资，这些重要的发明是不可能出现的。再重申一次，制度的细微之处也很重要。

例如，布里奇沃特本来不能完成运河的修建，直到1767年“七年战争”结束后，利息下降，他才能够获得足够的资金完成最后的修建。资本市场同样也从可靠的财产权保护中受益：1688年“光荣革命”取消了国王任意剥夺普通人财产的权利，此后不久，英国现代金融制度诞生了。

严谨的科学和数学知识框架（如经济科学）对资本市场的发展也起到了支持作用。例如，哈雷的保险精算表格使得18世纪银行业的快速发展成为可能。若没有保险行业，商业则不能对风险进行管理，若缺乏风险管理能力，新商业投机则无法获得所需的资本。

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点，经济发展的生命力来源于信息的快速流动，而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使之成为了可能。对全球各地几乎所有商品即时供求信息的掌握，即哪里的商品是稀缺的，哪里的商品是充裕的，如今已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归根结底，判断这四个因素对一国发展的相对重要性是毫无意义的，就像我们询问什么是蛋糕最重要的配料，是面粉、糖、发酵粉还是鸡蛋，事实上每一个因素都很重要，它们相互依存。缺少任何一种原料，蛋糕就做不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