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能否靠着杜撰与幻觉、空话与胡扯继续下去，且依然是我的国度？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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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休拉·勒古恩
最近最引人瞩目的消息，无疑是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
然而，特朗普刚上任，就遭受了来自欧美明星、知识分子的各种反对。
“娅娅”奥利维亚·罗德里戈拒绝特朗普团队宣传时用自己的歌、麦当娜发文大骂、“碧梨”比莉·艾利什更是直言：“这是一场针对女性的战争。”
为什么美国明星特别是女性艺人，会如此愤怒？
从2022年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到特朗普再次上台，女性的处境会越来越差吗？
在厄休拉·勒古恩随笔集《无暇他顾》里，表达了关于愤怒的观点。
未读·文艺家｜出品
在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觉悟提升的时期，我们对愤怒、对女性的愤怒小题大做。我们赞美并将它树为一种美德。我们学会了炫耀愤怒，表演愤怒，扮演复仇女神。
我们这样做并没有错。我们是在告诉那些相信自己应当耐心忍受侮辱、伤害和虐待的女性，她们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愤怒。我们正在唤醒人们去感受并看到不公，感受并看到女性所遭受的系统性虐待，感受并看到对女性人权的轻视，为自己和他人去愤慨、去拒绝。清楚表达出来的义愤是对不公正的恰当回应。义愤从愤慨中汲取力量，愤慨从气愤中汲取力量。如果说有过一段怒火中烧的时期，当时就是那样。
激发对不公的反抗，怒火或许是不可或缺的工具。但我认为它是一种武器，是只在战斗和自卫时有用的工具。
那些认为男性主导地位重要且必要的人害怕女性的反抗，因此害怕女性的怒火——他们一眼便知晓那是武器。来自他们的反击刻不容缓且都在预料之中。那些将人权视为男性专属权利的人会给每一位为正义发声的女性贴上憎恨男性、焚烧胸罩、偏激泼妇的标签。仗着诸多媒体支持他们的观点，他们成功地贬低了“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者”这两个词，将它们与偏狭联系在一起，几乎达到让这两个词毫无价值的程度，甚至今天依然如此。
极右翼喜欢以战争角度看待一切。如果你以这种视角来看1960年至1990年的女性主义，或许会说结果真的很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输掉的一方反而得到了很多。如今，公然的男性主导地位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税后薪资的性别差距多少有所缩小；有更多女性进入某些职业中的高位，尤其是在高等教育体系里；在一定的限制和特定情况下，女孩可以毫无风险地表现出傲慢，女性可以毫无风险地假设自己与男性平等。就像那个老掉牙的广告里，自以为是的笨蛋美人吸着烟说，你已经走了很长的路，宝贝。
哎呀呀，谢谢啊，老板。也谢谢你给的肺癌。
或许，可以用幼儿教育来替代战场这一比喻，如果说女性主义是个小婴儿，唯有通过发火、使性子、手舞足蹈、发泄情绪才能让人关注到她的需求和不满，现在她已跨越了这个阶段。为了性别权利，现在很难证明单纯的怒火仍是称手的工具。义愤依旧是面对侮辱和不尊重的正确反应，但在当前的道德环境中，坚定、果决、忠于道德的态度与行动似乎最为有效。
在堕胎权问题上，这一点显而易见。维权者坚定的非暴力抗议直面反对者的咆哮、威胁和暴力。反对者最欢迎的就是暴力回馈。如果NARAL（美国堕胎权利行动联盟）像茶党运动（美国民主党右翼发起的国内政治运动，主张减税、削减政府支出）的发言人一样发泄愤怒，如果诊所挥舞枪支来保护自己免受武装示威者的攻击，那么最高法院的堕胎权利反对者就不必像现在这样费尽心思逐步推翻罗诉韦德案。这项诉讼案肯定早就一败涂地了。
（注：罗诉韦德案是美国影响深远的司法案件。1972年，希望堕胎的女孩简·罗将当地检察官韦德告上法庭，要求取消堕胎禁令。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承认美国堕胎的合法化。勒古恩写作本文时，堕胎依然合法。2022年，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的相关裁决。）
诚然，它可能会遭受挫败，但只要我们这些支持它的人坚守立场，就永远不会一败涂地。
怒火有力地指向了对权利的否认，但是对权利的行使却不能依赖怒火而生存壮大。它依靠的是对正义的不懈追求。
如果珍视自由的女性再一次被拖回公然反抗压迫的处境，被迫保护自己免受不公正法律的新一轮戕害，我们也将不得不再一次拿起愤怒作为武器：但目前为时尚早，希望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不会将我们推向那一刻。
厄休拉·勒古恩的这篇随笔写于2014年10月，她的敏锐如她的科幻作品一般，给人以跨时代的深刻启发。
在晚年私人随笔代表作《无暇他顾》里，作为8次雨果奖+6次星云奖获得者、“美国当代最伟大的科幻小说家”的勒古恩，展现出一位女性主义者的锋芒。
她在文章中畅谈文学创作、社会议题、女性主义，也记录自己与爱猫相处的日常，充满了一名知识分子对现实世界和私人生活的审视与思考，大胆、犀利、风趣。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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