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晨
（《地下室手记》译者，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

记不清是第几次写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推文了，这次的心情尤为紧张，因为这次写的是译者手记，是“进入地下室”手记。

这是在大二一节谈判学的课上，授课老师李英桃教授向我们提出的问题。那时候“光棍节”刚刚兴起，各大电商网站每年的这一天都要崩溃无数次，所以很多同学给出的回答是“光棍节”。老师摇摇头。刚刚对“陀教”蠢蠢欲动的我默默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日？”老师很惊讶，因为这个知识点她也第一次知道。她想说的其实是：11月11日是“一战”胜利日。

今天开篇先把这两个冷知识分享给大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

《地下室手记》的翻译主要集中在2022年3月到6月，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时期，本身精神状态已经岌岌可危的我再一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得到了救赎。当我每天处在崩溃边缘，每每在推敲《地下室手记》的字句，就仿佛给自己找到了“嘴替”，替我发那些发不出的疯，骂那些不带脏字的脏话……那是一种特别痛苦却也特别难忘的经历：面对现实，只能默默攥紧拳头，感觉对一切都无能为力；明明是不快，却慢慢发生出一种痛快；明明是无能，却慢慢变成了一种高人一等的傲慢。而这种复杂、矛盾的根源，陀翁在《地下室手记》中一语中的，因为“过多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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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翻译这本书不是件容易的事，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我最喜欢、最崇拜的作家，翻译他的文字，实在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虽然我私下也常吐槽他“不过是胡写一气，把一个故事翻来覆去讲了无数遍”，然而真到了翻译的时候，还是不禁赞叹他驾驭文字的能力。

比如，他在《地下室手记》中大量使用了一些具有隐喻词根但词义已与词根关联不大的词，这一点恐怕只有俄语原文才能体现，即便绞尽脑汁，我也只在有限范围内尽量找到有类似关联的汉语词来进行翻译。

此外，他刻意重复了一些特定的词语，这些词语在翻译时必须在前后保持一致，而其他一些语义非常相近的词又必须在相似的基础上进行区分，所以斟酌到底用个什么词，着实令我薅秃了不少头发。

最后，想必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者朋友都熟悉他那种歇斯底里的心理描写，在《地下室手记》中这种颠三倒四发疯似的长句子更是比比皆是。翻译这些句子我时常陷入“会不会我译出的句子每个汉字大家都认识，但连在一起没人看得懂”的恐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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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本身的难点，想必每本书都少不了，但在此之上翻译本书还有许多心理上的障碍。每每想到在我之前已经有许多名家译本，比如漓江版臧仲伦老师译本、人文版刘文飞老师译本等，退堂鼓都反反复复在我心中敲响。论俄语的水平，我是绝对无法与这些前辈相比的，时至今日，我依然忐忑不已，但是特殊时期的特殊环境让我终于在那几个月发着狠似的完成了这本书的翻译。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书中所说：“（抵御牙痛）只能自己咬紧牙关或者使劲用拳头捶墙令手更痛来纾解牙痛，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而我则在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过程中让思想更加痛苦，以此来缓解现实生活的愁闷。

在这个中篇小说里，充满了阴阳怪气。这种阴阳怪气不仅仅体现在陀氏借机反驳许多他并不认可的时代主流观点，也体现在主人公自言自语般的论调上。我们很难判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褒贬什么，地下室人又在褒贬什么，他们的立场是如出一辙还是截然相反……地下室人身上自然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影子，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写的是更加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物，正如小说开篇的作者自注：地下室人“不仅仅是可能存在，甚至应该说必然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作为译者我很想补充一句：地下室人应该是永远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之中，不应将其局限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环境里。所以“阴阳怪气”，或许是我这个译本跟其他版本最大的区别，因为在翻译时，我情不自禁地代入了我对自己、对周边、对全世界的嘲讽，这是一种“想疯不敢疯，有人替你疯”的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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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第一部分以一种自嘲的口吻让主人公做了一番自我介绍。初读下来，我们会以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嘲笑这位地下室人，因为他自命不凡却一事无成，怨天尤人又无所事事，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不作死就不会死，可他偏偏要作死”。而地下室人所嘲笑的“大忙人和天真汉”其实才是这个世界的大多数正常人，大概我们自己本身也在此类，地下室人所以嘲笑他人，不过是因为嫉妒。然而随着笔记地推进，我相信大家都会跟我一样觉得不太对劲，因为地下室人在不经意间说服了我。

地下室人认为自己最大的问题在于拥有“过多的意识”，这是他痛苦的根源，却也是他引以为傲的资本。过多的意识令他“发疯”，令他在本该选择“美好与崇高”的时候偏偏干下腌臜事，这么干其实对任何人尤其是对他自己并无好处。他这么干，无非是因为愤恨和任性，因为他不愿意做一个被按一下发一声的琴键或者音栓，也不愿做被拧紧钉死的螺丝钉，哪怕按动、拧动的手是所谓的“自然法则”或者“理性”，简而言之，他偏偏不愿“2+2=4”。在这种乖张的论调里，地下室人在与读者（也即他笔记中对话的对象）的较量中渐渐占据了上风。并不是地下室人在嫉妒“大忙人和天真汉”，正相反是我们在艳羡地下室人。反观我们的现实生活，在“为你好”的名目之下，我们真的有自己的选择吗？而所谓的“为你好”，又是真的为你好吗？在“为你好”所代表的所有利益中，是不是有一种“我是我”的最高利益呢？在这一连串的问题下（当然，陀思妥耶夫斯基自有他的一套“话术”），似乎日常生活中的痛苦之源也被揭示出来了，对所有人而言，都跟地下室人一样因为“过多的意识”而痛苦。意识带来对思维惯性的质疑和对所有“不证自明”的反思。这确实痛苦，尤其是在质疑和反思看起来渺小而无用之时，这痛苦便成倍地增加，但是这却是每个人作为人而存在的证明。

在地下室人的笔记中，他极力反对“2+2=4”数理逻辑和在此基础上构建而成的理想社会——“水晶宫”。在一切都被计算好的水晶宫中，人们只要遵照设定好的一切执行，便可达成所有人的幸福，这样的情况下的确不需要意识，甚至连意识本身都成为了害处，然而没有了意识，又如何定义人之为人呢？尽管地下室人明知他的意识完全无法对抗“2+2=4”的自然法则，但是他依然为自己的意识沾沾自喜，因为“有了意识，虽然结果仍是如此，也就是说仍是什么也做不了，但是至少还能自己敲打自己，而这多少能让人振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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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地下室手记》的第二部分，地下室人用具体的行为来证明他那过多的意识到底是如何反抗自己的利益，如何徒劳无益地对抗理性的，这部分才是小说情节上的主体，而第一部像是一篇关于某些理论的论文。所以在当时的角度来看，作为中篇小说的《地下室手记》在传统的文学意义上并不成功，连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对此也不太满意，因为在他写给哥哥的信中原本计划要写三部的，可最后写完第二部后便草草收尾。然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而言，这确实一次巨大的超越，诚如作家本人在自己倒数第二部长篇小说《少年》中所说：“我很自豪，是我第一次展现了俄罗斯多数中的一个真实的人，第一个揭露了他丑陋和悲剧的一面……”这也标志着这位立志弄清人与人心的大文豪，向人类内心的最深处又迈了一大步，或者可以夸大一点来说，读懂了《地下室手记》，就能读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其他所有作品——或者说，对《地下室手记》有了自己的认识，便能在这种认识上对其他陀氏作品获得更深入的理解。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仅是写出了俄罗斯多数人的代表，而是写出了整个人类社会中多数人的代表，而且随着技术的进步，这种代表性将越来越明晰。如果说在《地下室手记》创作的年代，精确计算人的思想、行动与利益还只是一种抽象的表述，那么在160年后的今天，AI技术的发展已经在逐步将这种表述变为现实。前不久看了一部剧，其中的一个核心情节就是AI通过分析人们的社交媒体，对人的行为进行预测，再根据这种预测去诱导人们的行为，从而实现某些目的。我不清楚这个情节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事实，但是我自己真切地感受到，现实生活中出现了越来越多技术上被认定对“我”有利、实际上与“我”内心相违背的事。大多数情况下我都选择了妥协，选择听从所谓理性的驱使，但是内心却始终在像地下室人一样“背地里偷偷地啃咬”。我知道我虽然“怕死”，但我的内心拼命渴望着“作死”，因为作死是一种反抗，是向世界大声宣告我的存在，尽管世界对我存在与否可能毫不在意，但是对我自己而言，这却是全部意义所在！

这篇译者手记写着写着，已经开始出现地下室人的腔调了，所以我将之称为“走进地下室手记”，没有意识和意识过多，很难讲到底哪一种才是病。姑且尊重地下室人的说法，将过多的意识当成一种病吧，但是这是最宝贵的“病”，就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所言：“因为真相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