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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符号、语言、主体的角度哲学性地思考作者、文本的本质意义，可以走到很远、很极端，譬如在福柯（Michel Foucault）那里。
很多年以前，我读福柯的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中译《知识考古学》）至其终章，看到福柯设计“作者”（the author）现身，与他争辩得面红耳赤，煞是有趣。作者亟亟捍卫自己的存在感、主体性、心灵、创造性，福柯则既残酷又温柔地以“话语”（discourse）的真相晓之以大义（其实是再一次宣布“作者的死亡”）。那几段文字太引人入胜了，乃至于从此就烙印在我脑海里。其实，福柯给我最大的启发在于要给予文辞、语言系统足够的重视、思考、分析，以及要尽最大的可能探悉意义的所在、生成过程，包括显露的和被遮掩着的、可以理解的和不能理解的、能言说的以及无法言说的。要往语言内部曲曲折折地走一遭又一遭，也要借着文辞的意义“逆”其所连接的、外部的种种“话语”，见树又见林。拆散七宝楼台，又在那残金碎玉中呼唤起一应亭台楼阁，或空空荡荡。也许福柯是对的，对于后之读者而言，文本中的“主体”“人的形象”无非是“言说的主体性效应”，而所谓“作者”，只是一个“功能”。但我仍然把这个“效应”“功能”称为“牧斋”，不觉得勉强。于我而言，“牧斋”带有足够的差别性、区分性，有着明显的个性特征、语言风格。在一些情况下，我可能会分不清谁是陈子龙，谁是杜甫，但我不会混淆牧斋、吴伟业、龚鼎孳，甚或与牧斋文字有着师承关系的冯舒、冯班、钱曾。就这一意义而言，“牧斋”具有明晰的身份与形象，甚或主体性。文字中浮现的牧斋是文辞作用、成就的结果。经由写作主体的匠心独运、经营布置，以及文字系统内各要素的联系协调，这个“自我”（self）在文本记忆（textual memory）中的内涵相对统一，也相对封闭。在历史记忆（historical
memory）中，“牧斋”的含义、形象却是多元的，也不无断裂、矛盾之处。要充分了解此中异同，有必要用别的以牧斋为书写对象的文本作为参照。这就到了牧斋研究最困难、最具挑战性的层面了。任何话语系统都带有自身的逻辑、知识、有效性，以及权力机制，而最强势的，莫过于政治话语、历史话语、道德话语。我们假如不步步为营，理智克制，一不小心就会走进泛政治主义、泛历史主义、泛道德主义那些尴尬、苍白的死胡同。明末清初的历史、政治、文化、文学、社会异常复杂诡谲、丰富多端，我们要全面丰富我们的知识，潜研细究，深思熟虑，才好发言，否则我们就不能真正开显牧斋文字的意义，没有跟牧斋对话，也没有真正了解那个时代。过去一个世纪，牧斋研究在各方面累积了不少基础知识，现在或许是时候，朝更具反思性、开拓性，更深刻细致的方向发展了。这些年来研究牧斋，我深深体会到牧斋传世文字的珍贵价值，它是极高的文学成就，也是知识的宝矿。这已是学者的共识，就不必多说了。我比较困惑的，是如何从他的文字联系到他这个人。我在上面叨唠了一番关于主体、作者、话语的理论，读者大概会感到纳闷：这是一本研究牧斋的书啊，怎么就扯到那些莫名其妙的西方理论上去了呢？其实我是想走到一个极端（也是异端），换一个哲学的角度，去思考、去展示：谈论“人”，是可以多么的困难，多么的曲折，多么的是非莫辨，也多么的引人入胜。如果我们服膺于福柯的理论，甚至只能谈话语、文字符号的记忆，就不能说牧斋怎样怎样（因为牧斋先生根本就不在那里，别无的放矢了）。固然，福柯的理论没能让我完全心悦诚服，但无论如何，我的确也认为，我们的研究，应尽量顺应着文字、文辞、文本的脉络展开，那样才有可能进入牧斋的语言系统，才能揣摩这个主体的心思、感情。牧斋的内心世界非常丰富、复杂，他所身处的历史世界充满着美好与疯狂。我告诫自己，研究牧斋以及这个历史时段，要带着诚恳、开放的心态，多读书，多思考，不妄言。牧斋的文字非常迷人、蛊惑人，他的学问以博大见称，但也纯杂互见，我们要尽量尝试进入当时的知识、思想、情感世界，回到当初的历史现场，不盲从权威、成说，不妄作批判，努力焕发文本的记忆及生命力，再提炼出自己的见解。最近偶然重读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看到一段话：“诗人在安排情节并用语言把它写出来的时候，应尽可能把剧中情景摆在眼前。用这种方法，就会生动地看见每件事情，好像他自己亲历了那些事件，他就能够找到适当的处理方法，不太可能漏掉情节矛盾的地方。”书写主体若然服从这要求，如此结撰，我们不妨也这样往里面走一遭，静心玩索剧中的种种情景，体会、思考其中的世界，然后才说点儿什么。节选自严志雄《钱谦益的诗文、生命与身后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8月版，感谢出版方授权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