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铮 | 思维能力训练是本科学习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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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19 0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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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铮，男，河北献县人。河北大学历史系1981—1985年本科生，1985—1988年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1996—1999年南开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1999—2001年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先后在河北大学、南开大学任教，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兼任教育部历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党史党建研究院研究员，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客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中共革命史。出版著作有《治史理念与方法：基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讨论》、《传统与变迁：近代华北乡村的经济与社会》、《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经济探微》、《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之研究》、《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重访革命：中共“新革命史”的转向》等。发表论文130余篇，其中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社会学研究》、《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中共党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等权威期刊发表40篇。获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奖2项，其他省部级奖10余项。在中国近代乡村区域经济史、借贷关系史、乡村经济思想史、新革命史等问题上，有突出的学术贡献。![]()
在河北大学学习、工作的青春往事是李老师心中珍藏的弥足珍贵的回忆。先生和我们说，1981年9月至2005年12月，在河大读书、工作二十余年，几乎所有的经历都是十分难忘的。甚至可以这样讲，尽管他来南开大学工作十五六年了，但能给他留下深刻记忆的，大多还是在河大读书和工作的经历，这真是一种很特别的感觉。所谓校友，更多指读大学本科，是有道理的，没有什么比这一时期的青春记忆更为深刻。
七七、七八级学长的勤奋：初见河大，给先生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七七、七八级学长的勤奋。“七七、七八级学长学习之刻苦，是我读大学时的一个永远抹不去的印象。”先生认真地回忆着，“两个年级是改革开放后最先入学的大学生，后来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符号级的现象。我是1981年9月入学的，和七七、七八级学长分别有半年、一年共同学习的时光。入学那天，在当时的学校北门进去的空地报到，也就是今天南院西门对过的地方。一个像长辈似的七七级学长，用三轮车帮我把行李推到南院的宿舍楼下，并背到5楼宿舍。他还问我多大了，我说十六岁，他笑着说我还是个儿童，以后遇到什么事都可以找他们这些大哥大姐帮忙。我是第一次离家出远门，觉得非常温暖。当然，七七、七八级学长给我影响最大的，还不是生活上的关心，而是他们对时间的极度珍惜。他们大多在农村劳动、上山下乡或在工厂上班过，深知读大学的机会是多么得来之不易。我上大学前两年，南院只有一个食堂，一日三餐都要排大长队，大哥大姐们大都一手拿着碗筷，一手拿着书看。当时学校几乎每周都发一次电影票，在放映之前，他们也在看书。晨练时，常常看到他们朗读外语。晚上宿舍熄灯后，他们还在路灯下看书。传言七八级的一个师姐，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都读遍了，让我特别惊讶、特别佩服。受学长们的刺激，我也跟着学，不轻易放过一切可以学习的场合、时间。第七教学斜楼一楼的教室、祖冲之像后面的图书馆、南院男生宿舍楼、南一南二食堂、合作路的林荫道、鱼塘边，等等，都留下了我读书、学习的足迹。”学长的刻苦给初见河大的少年最深刻的心理冲击，榜样的力量激励着他奋发图强，一颗天道酬勤的种子开始萌发。感谢老师们的教导：先生对恩师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尽管从入大学算已有四十年，从毕业算也有三十五六年了，但他仍能清晰地记起辅导员和任课老师的样子。他和我们讲担任他们八一级历史班辅导员的老师，有赵喜文、黎仁凯、孙文举、姚广宜、骆继光、孙洪涛等六七位，更换之频繁创了记录。他们入学后第三天，赵喜文老师就带着全班40个同学步行至莲花池参观，他由此知道保定历史上有这么一座著名的书院。三年级时，骆继光老师带他们到北京、承德参观、学习，一起去的还有张景贤、孙文举老师。他在东安市场旧书店买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王安石变法》。孙洪涛老师带到他们毕业，主持计划分配工作。给他们开设专业课的老师，基础课有中国古代史胡炳权、高树林，中国近代史黎仁凯、朱兰英，中国现代史曾昭顺，世界古代史李润生，世界近代史王云华，世界现代史郭寿嘉、马荣和。专题课老师，有中国图书史于月萍、中国近代经济史傅尚文、世界古代宗教史周庆基、拉丁美洲史乔明顺、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王立、法国大革命史张树森、吕志毅先生的方志学等，他们大多是民国时期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如辅仁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大、西南联大，有的还是美国大学的博士。傅尚文先生的烟不离口、于月萍先生的诗词背诵、乔明顺先生的满黑板英文、周庆基先生的名士派、吕志毅先生的竖写书法、张树森先生带有东北口音的“罗伯斯庇尔”，以及王立先生一个学期只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至今都是同学们津津乐道的故事了。他读研究生时，开课的老师，除了导师傅尚文先生，还有黎仁凯、魏光奇老师，以及经济系的张云岭、张俊、高重生等老师。以上老师讲课的神态，至今仍犹如在眼前。老师们讲的具体内容，他记得不多了，但他相信一定潜移默化地受到了滋养。他遗憾的说道：“老师中，已有不少驾鹤远去，令人怀念！”跟随着先生的回忆，我心中亦是感慨万千，教师作为学生学习道路上的引路人，早已习惯将学生视如自己的孩子，带入自己的生活中。那认真付出的深情、孜孜不倦的教诲如一道道光温暖每一个在未知中小心探索的心灵。![]()
日复一日的勤学苦读、研精覃思必得硕果累累。终于，他也成为了一名令人敬仰的老师，一位博古通今的学者。第一次给大学生上课：在从业经历中，令先生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一次给学生上课的场景。多年过后，当时的学生，先生都还记得。当年发生的故事也宛如昨日之事。1988年7月李老师研究生毕业留校，先在在河大经济系、地方史研究室工作过一年多的时间，1990年初回到历史系任教。他说按以往惯例，老师一般都是先参与通史基础课，再开专题课，专题课在人们眼中是有一定研究基础才能上的。而他开设的第一门课却是专题课“中国近代经济史”，其实并不是选修，而是所有同学都上。对于第一次上课的情景他记忆深刻，再一次陷入回忆：“我上的第一个班是八八级历史专业，辅导员是张家唐老师，学习委员就是现任河大历史学院院长肖红松教授。教师在第八教学楼二楼东北角的一个教室，当时我住在南院的招待所，距离第八教学楼也就几十米。我现在还记得，有一天下了一场雪，我穿了呢子大衣，踏雪走到教学楼。因为是第一次上课，我备课非常认真，惟恐对不起学生，也想表现自己的水平。我找了所有能够找到的参考著作、资料、论文，本来是写讲稿，却当成一本著作来写。我想学民国时期的老先生，以为讲几遍就可以出书。现在想来，有点眼高手低，但的确是尽力了。从年龄上看，我比班上的学生大五六岁，相互交流不会有多少隔阂。有一次，上课前我看到讲台上有一束鲜花，我有点手足无措，不知道说什么。不过，我能感觉到，学生对我这个年轻老师的课是喜欢的。也因为是第一次上课，我对这个班的印象很深，清楚地记得全班人数接近40人，前几排座位上坐的是谁，我现在还有印象，不少学生的名字我也能叫得上来。今年暑期，我收拾不用的旧书、旧期刊，竟发现了班上于艳玲、王暖两个同学的期末作业，于艳玲写的题目是《甲午战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短期高涨》，王暖的题目是《抗战时期企业内迁及对西南经济发展的影响》，我想她们都不会记得了。三十年过去，这两个题目依然是有价值的，着实令人惊叹！”我想这就是一个老师对学生最深沉的爱吧。当辅导员：此后，李老师曾担任过历史系1990级档案专业班的辅导员，而且连续四年，从入学开始直至毕业。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做学生辅导员，和学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李老师跟我们讲当时河大好像出台了一项政策，年轻教师必须有担任辅导员的经历，才能申请晋升职称。那个班有31名同学，在入学前，先生就翻阅了他们的档案，了解了每个同学的籍贯、学习经历，有无文体爱好，是否做过班干部等。他觉得，能否选出好的班干部是最重要的，干部选好了，班级服务、管理就能顺畅，也能节省时间和精力。“我的身份毕竟是教师，主要任务是教学和科研，如何处理好与辅导员工作的关系，对我是个挑战。”为了选拔班干部，他对有当过班干部经历的同学的档案看得非常仔细，并进行了多次比较，由此基本确定了班长、团支部书记、学习委员、生活委员、体育委员的人选。入学后，他对这些同学又分别进行了交流、观察，发现基本上符合看档案时的印象。事实证明，他们的工作很出色，交出了比较圆满的答卷。四年期间，在系副书记李金凤老师的领导下，在班干部和同学们的共同努力下，团结和睦，积极向上，非常顺利，印象中没有遇到过太让人烦心的事。为了和学生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他尽可能参加班上的集体活动，为学生们取得的任何一点成绩而欢呼、呐喊。元旦的联欢会，班里有包饺子的活动，他还让爱人在家里专门做了“川式”佐料送过去，到现在同学们还能记起“太香了”的味道。先生说，我自己是个学者，强调最多的还是学习，坚持学习才是大学生的本分。令他高兴的是，这个班的英语四、六级通过率在全校都拔得头魁，有的同学，因为英语成绩好，还提前留校任教。记得当时校党委副书记李建强在全校的学生工作大会讲话中，对这个班的成绩特别给予表扬，给同学们很大鼓舞。同学们毕业后，尽管不常联系，但他没有停止过对他们的关注，当年那个班的同学们有的做行政工作，有的当大学老师，都做出了不错的成绩，让他这个曾经的辅导员感到骄傲。主持申报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博士点：“这算是我为河大历史学科建设做得一点贡献。”先生谦虚的说道。“我的硕士导师傅尚文先生是河大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1985年他第一次在河大历史系招收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他只录取了我一个，我成了他最早的入室弟子，自称为这个专业的“大师兄”。也正因为此，我对这个学科有特别浓重的责任感。1985年近现代史专业还没有硕士点，但当时没有硕士点老先生也可以招生。我刚一入学，傅先生就和我说，正准备填报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点申报材料，要我参加这一工作。我联系和查找相关老师的资料，和傅先生逐字逐句核实、修改。评选过程尽管曲折，但终获成功。这是河大历史学科第二个硕士点，硕士点现在看不算什么，但在当时硕士点极为稀缺的情况下，却是十分宝贵的。1986年，国家规定没有硕士点的专业不能再招收研究生，就更显硕士点的珍贵了。傅先生说，以后还要努力申报博士点，但他生前没有条件实现这个愿望。后来，黎仁凯先生主持申报多年，也受各种原因的影响未能成功。2002年，因黎先生年龄已过，改由我主持申报。我还是一个37岁的青年学者，感到责任重大，压力极大。2003年，我第一次主持申报，通讯评议合格，但会评未过。2005年再次申报，通讯评议优秀，获得成功，实现了傅先生、黎先生的愿望。期间的辛苦、焦虑，是非亲历者所难以体会的。在这个过程中，当时校领导、相关部门领导、学科老师们都给予了全力支持。这是河大历史学科第二个博士点，为中国近现代史专业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奠定了基础，也为以后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历史学一级博士点的成功申报奠定了基础。”![]()
从研究生毕业留校，李老师前后在河北大学、南开大学工作三十余年。他一直从事着教学和研究的工作，开设过本科生课程8门、硕士生4门、博士生4门。在采访中，他提到了两点重要的心得体会：第一，在教学上，坚持教学神圣、启迪心智、育人为本的基本理念，始终在教学第一线。对学生始终强调道德修养，严于律己，与人为善。重视教学内容更新，不断追踪国内外学术前沿，及时吸收国内外最新的资料、观点。尽可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育其求实精神、创新精神，提高其批判思维、质疑思维能力。第二，在科研上，坚持开拓进取、严谨认真、创新为本的基本理念。以科研促进教学，以教学推动科研，是提高科研与教学水平的不二法门。学术研究的目标，不仅为本专业领域的解释上作贡献，也要为中国乃至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的进步作出贡献。
在谈话的最后，李金铮教授认真的对学习历史学科的同学们提出他的真知灼见：“对于历史学科的学弟学妹们，我最想建议的是：健康成长，健康不仅仅指身体上的健康，也指思想上、精神上的健康。”另外在学习上，李老师也提供了几点建议：对于本科生的建议：不仅是学习、背诵和汲取专业知识，也要培育批判思维和质疑思维，提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个思维和能力，并不是到了硕士生、博士生阶段才有的专利。对硕士生、博士生的建议：提高自主学习的能动性，多读经典名作，培养规范意识和创新意识。怀着对于母校的深切情感，李老师对河北大学送来最美好的祝愿：在百年未有之变局下，母校迎来百年华诞，这是一个百舸争流、充满挑战的历史关头，祝河北大学、祝河大人劈波斩浪，一往无前，为中国和世界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