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格雷伯等 | 《人类新史》，新在何处？
文化
2024-10-18 09:31
北京
◎ 这是一场迷人的探寻，引导我们重新思考人类能力的本质……兼具挑战性和启发性。——[美] 诺姆·乔姆斯基 知名语言学家、哲学家及社会活动家◎ 《人类新史》应当成为所有关于这类宏大主题的后续作品的起点。那些日后登上此船（“二大卫号”）起航的人，将有两位无与伦比的领航员。——[美] 詹姆斯·C. 斯科特 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斯特林荣休教授、《弱者的武器》作者◎ 这不是一本书，而是一场思想盛宴。书中没有一个章节不在（玩世不恭地）颠覆根深蒂固的思想信念。它既有深度，又轻巧地打破常规，言之有据，值得一读。——[美] 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 《黑天鹅》《反脆弱》作者◎ ……两百多年来学者用人性的一部分来充当人性的全部的做法是错误的。在作者看来，如果非得历史地追溯人性，那么，我们便先要认识到，并不存在单面人性，一开始，人便具有人性的丰富性。
最终形成这本书的研究，其实自十年前就以一种玩乐的形式开始了。客观地说，我们最初开展这项研究时，带着对更加“严肃”的学术责任的轻微抗拒。我们主要是好奇，这30年来不断积累的新考古证据是否可能改变早期人类历史的概念，尤其是和社会不平等起源之争密切相关的那段历史。不过我们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在做的事可能很重要，因为我们所在的领域几乎没人在做这种综合性工作。我们经常发现自己白费力气搜寻一些我们以为存在的书籍，事实上根本没有，例如，那些缺乏自上而下统治的早期城市的概要，或是在非洲或美洲民主决策如何进行的记录，抑或是对我们所谓的“英雄社会”的比较研究。文献尽是空白。我们最终意识到，抗拒综合性工作不单单是学术高度专业化的学者谨言慎行的结果，尽管这当然也是原因之一。一定程度上，这只是因为缺少合适的语言。例如，该怎么指称“缺乏自上而下统治结构的城市”？目前并没有普遍接受的术语。有人敢称之为“民主体”吗？“共和体”呢？这些词（就像“文明”一样）背负着过多的历史包袱，以至于大部分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本能地规避它们，而历史学家倾向于只限在欧洲范围内使用它们。那么人们会称之为“平等主义城市”吗？或许不会，因为使用这样一个词就必须找到明确证据来证明这个城市“确实”是平等主义的这在实际操作上通常意味着，要证明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家户到宗教安排，都没有一丝结构性不平等的痕迹。鉴于这种证据就算有，也很罕见，因而结论只能是这些并不算真正的平等主义城市。顺着同样的逻辑，很容易得出事实上没有“平等主义社会”的结论，除了一些规模非常小的觅食者群体。事实上，进化人类学领域的很多研究者就是这样论证的。但是归根结底，这种思路的结果是将所有“非平等主义”城市或所有“非平等主义社会”混为一谈，有点像是在说一个嬉皮士公社和一个飞车党帮派之间没什么实质性区别，因为二者都不是完全非暴力的。最终这导致我们在面对人类历史的某些重要方面时词不达意。当有证据显示人类没有“奔向自己的锁链”，而是另辟蹊径时，我们却奇怪地缄默了。感受到过去遗留的证据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决定以完全相反的方式来接近真相。这在实际操作中意味着要颠覆很多两极分化。意味着扬弃“平等”和“不平等”的表述，除非有明确的证据显示社会平等的意识形态真实存在过。意味着质疑，例如，如果我们看重的是谷物驯化没有导致产生养尊处优的贵族、常备军或债务奴役的5 000年，而不是导致了这一切的5 000年，将会怎样？如果我们本着同等的重视去看待某些地方对城市生活或奴隶制的拒斥，就像重视这两者在其他地方的出现一样，将会怎样？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常常有出乎意料的发现。例如，我们从未想过，在历史上，奴隶制很可能在多地被多次废除，战争很可能也是如此。很明显，废除之举也少有是一劳永逸的；尽管如此，自由或相对自由的社会存在过的时期并非无足轻重。事实上，撇开亚欧大陆的铁器时代来看（这正是我们一直在做的），这些代表了人类社会的绝大部分经验。社会理论家倾向于把过去描述得好像发生的一切皆可预测。这有点不真诚，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尝试预测未来，我们不免都会误判，在这点上社会理论家跟其他人没有区别。但他们很难抵御诱惑，不把世界在21世纪初的现状写成或想成过去1万年历史的必然结果，可在现实中，我们显然连2075年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遑论2150年。谁知道呢？可能我们人类这一物种会长存，某天我们从未知的未来回望，遥远过去的那些现在看来貌似异常的方面，例如以社区规模运作的官僚制、街坊议事会治理下的城市、女性占据多数正式职位的治理体系、基于照看而非占有和剥削的土地管理形式，可能都将成为极端重要的突破，而宏伟的金字塔或造像才更像是历史逸闻。我们何不现在就采取这样的视角呢？例如不把米诺斯克里特或是霍普韦尔看作通往国家和帝国的康庄大道上的偶然颠簸，而看作另外的可能性：没有走上的道路？毕竟，这些事情的确存在过，尽管我们看待过去的惯常方式是将这些事情置于边缘而非中心。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在致力于重新校准衡量标尺，提醒我们人类曾以这样的方式生活过，通常在数百年甚至数千年间都曾如此。在某些方面，这个视角可能比我们把文明视为不可避免的堕落的这种标准叙事显得更悲观，因为这意味着我们本可以生活在对人类社会本质完全不同的理解之下，意味着大规模奴役、种族灭绝、集中营甚至父权制或雇佣劳工制等本不必出现。但是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即使到了今天，人类干预的可能性仍比我们以为的要大得多。本书从一段引用开始，其中包含一个希腊概念“凯若斯”，指社会历史中的一个偶然时刻，此时社会的参考框架正经历变化神话和历史、科学和魔法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根本原则和象征即将蜕变因此真正的改变是可能的。哲学家有时喜欢谈论“事件”，政治革命、科学发现、艺术杰作，即某项突破，它揭示出前所未见的现实，并使其再也不容忽视。果真如此的话，“凯若斯”就是一种“事件”趋于发生的时间。世界各地的社会似乎都在滑向这样一个时刻。对那些自“一战”以来就习惯自称“西方人”的人来说尤其如此。一方面，在物理科学，甚至在艺术表达上的根本性突破，似乎不再像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那样规律性地出现。但另一方面，我们理解过去不仅是我们物种的过去，还有我们星球的过去的科学手段却以惊人的速度发展。2020年的科学家没有（如20世纪中叶科幻小说的读者盼望的那样）在遥远的星系中遭遇外星文明，而是在自己的脚下遭遇了截然不同的社会形式，它们有些已遭遗忘，刚被重新发现；有些更为人熟知，但现在以全新的方式被理解。在发展科学手段以了解我们的过去时，我们暴露了“社会科学”神话性的底层结构曾经貌似坚不可摧的公理，那些我们借以形成自我认识的稳固支点，如今正如鼠四散。如果不是为了重新塑造我们有关自己是谁、要往哪去的概念，我们要所有这些新知识干什么？换言之，如果不是为了重新发现我们的第三种基本自由：创造新的、不同的社会现实的自由，我们要所有这些新知识干什么？神话本身不构成问题，不应该被错误地视为坏的或幼稚的科学。就像所有社会都有自己的科学，所有社会也都有自己的神话。神话是人类社会为经验赋予结构和意义的方式，但是，我们在过去几个世纪中所采用的更大的历史神话结构根本不再奏效，它们无法契合摆在我们眼前的证据，而它们所拥护的结构和意义庸俗又陈腐，且在政治上是灾难性的。毋庸置疑，至少短期内不会看到什么改变。整个知识领域，更不用说大学的教席以及院系、科学期刊、权威研究基金、图书馆、数据库、学校课程等，都是按照旧结构和旧问题而设计的。马克斯·普朗克曾说过，新的科学真理并不通过说服功成名就的老科学家相信他们错了来取代旧真理，新旧更替的过程随着旧理论的支持者最终死去，熟悉新真理和新理论的新一代出现而完成。我们是乐观的。我们认为这不会太久。事实上，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我们现在能更清楚地看透，比如说，有这样一项在其他方面都很严谨的研究，其出发点却是些未经检验的假设：认为人类社会有某种“原初”形式；其本质是善的或者是恶的；曾有过一个不平等和政治自觉都尚不存在的时期；发生了一些事情改变了这一切；“文明”和“复杂性”总是以人类自由为代价；参与式民主在小群体中是自然而然的，但是随着规模增大到诸如城市或民族国家，就不适用了。选自《人类新史》结语， [美] 大卫·格雷伯 [英] 大卫·温格罗著，九州出版社2024年版
